甘坑的开发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症候：随着符号经济的大行其道，甘坑的第一轮开发是围绕“文化旅游”展开的，因此也发展出了毫无章法、毫无诚意的“混杂景致”，实现了小镇内各种风格的拥挤堆砌。然而很快，为继续扩大和深化盈利渠道，甘坑走上了一个以产城一体化综合开发为手段、以产业链开发及房产开发为盈利核心的模式，链接起了旅游、核心产业、休闲消费、居住发展等集群结构。然而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甘坑的空间活化都不是一个公共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实践：其开发的目的只有“经济”一条指标，在此过程中，“地方”仅是一个实现腾笼换鸟的容器，而社群的旧有文化和生活方式既没有得到保护，也没有建立归属感和本土文化自信心。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高速运转的四十年。这种发展途径不仅从无到有地“造城”，也让城市中旧有区域的更新成为关键问题。如何赋予旧有的历史建筑、生活空间以新的意义，平衡与协调发展和保育之间的关系，发掘“拆哪”之外的“开发”可能，日益成为我们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环节。
深圳是中国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也总是在城市化效率上扮演排头兵角色。但同时，深圳其实也存在着大量的“前现代”遗存，它们的活化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这个新兴城市如何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自处，也展现了空间的意义如何被历史、文化、社会、商业、政绩等话语重新型塑和生产。笔者在此前一篇文章中曾谈到深圳代表性客家围屋鹤湖新居被转变成为“客家民俗博物馆”的例子，提及前现代空间在现代的展示、使用需求下的不合时宜，对建筑本身的研究和保护价值能否转化为市场经济下旅游产业中的“利用价值”提出了质疑；而该处展览内容的新旧杂糅，也让我们对当前利用所谓“传统”的文化旅游“套路”有了大致的了解。然而客家民俗博物馆始终是一处以“文化保育”为主的公共机构，这一超然地位使得鹤湖新居得以尽量在活化中保持原貌。本次我们将聚焦深圳另一处典型的客家民居活化开发，展现 “资本”如何主导地景改造、扭曲以文化为名的开发。
甘坑是深圳龙岗区一处有350多年历史的客家老村落。与鹤湖新居不同，此处并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围屋建筑，而是分布着较为松散的民居聚落。2001年，由于长期无法解决的水淹隐患，也由于老屋条件与现代化居住要求的日益悖离，村支书劝说全村人舍弃原来居住的旧民居，在原村落旁较高的地方另起新村，使原有老式客家建筑空置。时至2011年，随着“特色旅游”概念的甚嚣尘上，甘坑村以招商引资方式引入私人企业进驻，希望能在保存村内旧有人文历史资源的同时创造新的增值。而此时名为“甘坑生态文化发展公司”的资方也顺利落地，将原有的17平方公里的老村作为试验田，开始打造以“甘坑客家小镇”为名的客家文化旅游景点。
这是甘坑经历的第一期开发。而在“客家风情”这个模糊的定位下，资方对原有建筑遗存进行了重新的包装整合。甘坑不具备大体量、高素质的客家建筑遗存，原村落中最具有客家文化代表性的物质遗留，仅为一座高约三层楼的客家碉楼。这种碉楼一般建在村落的四角，以守卫宅院为目的。为了加强防御功能，碉楼通常呈全封闭的长方体建筑，楼体开孔，便于瞭望，也作为枪眼使用。在甘坑客家小镇，这基本上是唯一一处按照现行文物保护法，实行“修旧如旧”、按原样保存的客家历史建筑。
除此之外，甘坑的开发过程可以说是资方修建各种各样假古迹的过程，而这些建筑也以翻修、新修、伪造和创造等形式来诠释和演绎“建筑作假”的种种意象——讽刺的是，这些意象往往和“客家”毫无关系，甚至把有关系的原版也改得面目全非。首先是“翻修之假”，虽然开发商将甘坑村居住区的原有格局、街道以及房屋予以保存，但总体而言，各老宅都经历了相当程度的整治，大有“改换门庭”之意。改造后，民居墙体基本覆盖以水泥，原来用以进入院落的拱门被填封，使房屋外形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呈现为一个个方形的混凝土盒子。开发商再另设木门，统一安装狮头铺首，上置门环。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门户”的安装使用均得严格循例，明史中记载，百官第中公侯门才可用金漆兽面锡环，而如今小小的客家草民所居之地却常常用此形制，说明仿古仿得粗糙，还造假僭越。
而“新修”则指在开发过程中小镇大规模营造的各个功能景区、开掘的新的地景以及效仿中国各地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建筑所打造的大量仿制品。或许是为了追求小镇风格的多元化与丰富性，开发商仿照江南园林造园法重新规划了整个小镇地景，通过挖掘河道、开辟人工湖、点缀水榭等方式模仿江南小镇的风格，相应地以“甘醇庄”等景点的修建营造水乡建筑。与此同时，为了能更好地利用空间和景观并兼顾建筑的功能与修建地势，开发商在人工湖与坡谷边缘模仿南方建筑形制兴修不同行制的吊脚楼，用作茶室、店铺或小型陈列馆等；在园区开阔平整的腹地上则兴修中国北方的典型重楼式厅堂建筑，用作大型的主题式展览中心与历史博物馆，取其气势宏大与空间开阔。除了传统的中国取向，甘坑小镇也没有放过“域外”的建筑元素，例如其地标之一的火车站就用红砖、尖顶钟塔模拟出欧式建筑的感觉，经营起华洋杂处的民国风来——这大概因为火车与技术、西方、现代性等一系列想象挂钩的关系。这类“新修”的建筑有对其模板的“逼真再现”，也有在挪置了各类建筑的典型性文化符号基础上再大肆“发明”各种仿古细节的“大胆创造”，在形制和结构上闹了不少笑话。例如被辟为小型博物馆使用的吊脚楼“秦风家训馆”，大概是为了在修建的过程中妥善利用“老料”，保留旧有元素，这栋建筑甚至将以前作为下水道盖板的青石当作墙体的装饰砖。
甘坑客家小镇的营造也大费周章，把本不属于当地的古建筑加以挪移，“伪造”成甘坑的自然存在。甘坑生态文化发展公司以异地搬迁的方式，将在全国各地所收构的古建筑拆走重新搬来甘坑，再加以组装，实现异地重建。实际上，这是一个以金钱实现“野蛮生长”、遑顾逻辑自洽的建筑收割，组成了混成式的景观，例如状元府来自江西婺源，南香楼移自福建，原为闽南清末年间大户人家的藏书楼，而文昌塔更是来自贵州侗族地区的传统风雨楼。在几平方公里内，徽派、闽系与少数民族的建筑景观共冶一炉，砖石建筑与木制建筑比邻而置，“移步换景”，真是只有在旅游产业中才能实现的奇观。
可以说，正是如此密集地造景，才让甘坑一改往日的凋敝，完全成为一处混杂的主题公园。而将造景当作一个产业 “打造”的逻辑，也将甘坑塑造为一处典型的后现代空间——在这个充满符号和奇观的世界里，原创性如此稀薄，目所能及处皆是复制品。置身于这个现实世界里，什么是“真实”反而成了关键问题。
甘坑小镇也长于营造假清新，整个园区都充斥着一种刻意为之、假模假式的怀旧和治愈设计。这些设计不仅庸俗、空泛和牵强，还暴露出全球化时代一种相当公式化的文化布局操演。小镇里的典型一景是这样的：小巷里的老屋基被刷上白灰整修一新，大门口种上几杆竹子，屋檐下还挂上了鸟笼，用力地表现一副岁月静好的表象，附会“雨巷”或者“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中国风文艺想像。然而再仔细一看，墙上莫名其妙地贴了“白居易”三个字，是想假借诗仙大名以增加这里的文化含金量？还是说房子是以白乐天名号开设的文艺店铺？由于竹子没办法栽在水泥平整过的路基上，于是被潦草地栽种在以往农家用作生产的木槽里，鸟笼里还挂着灯泡，夜里估计将用作实际照明。这一处空间实践杂糅着田园、农舍、工作坊的各类元素，非驴非马，不古不今，不土不洋，仅仅是一堆符号的拼贴而已。
另一个假清新的重灾区是小镇里的“特色店铺”：低矮的一层平房改造成为咖啡店或冷饮店，在改造好的大木窗窗台上摆设一些袖珍的盆栽，用一种恰好的“古早味”售卖着样板房一样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休闲概念。这类店铺的原型往往是日本或台湾的“清新1.0”，而随着它们因为自己的特色而走红，便迅速被消费主义收编，从而成为一种不断被其他商家模仿的、普及性的流行样板。甘坑小镇的经营者当然是希望最大化地利用与“原版”相似的表象，附丽慵懒、闲适的文化想像，吸引消费者为与此相联的“慢生活”文艺概念买单。不过经过大量的翻炒和抄袭，众多复制品早已无法分享那些独特的“清新”名声，其气质也迅速贬值退化为一种庸常的、没有独立性的虚浮。因此，没有特色往往成为这些追求特色的小店的最大特色。
最意味深长的假清新表现为甘坑小镇的去历史化的时代征侯。这是我在一面土墙上看到的一幕——土墙右边印着社会主义实践时期的代表性图案，解放军装束的头像，不过它已被作为土气过时的“时代印记”，被白色涂料潦草覆盖。而其左侧则是近期安置上去的、由指针和照片组成的模拟时钟。时钟的指针直接固定在墙面上，并不会走动，表盘周围点缀着一些写着“happy”“moment”的俗气英文贴纸，而表盘外围的十一张照片则用湛蓝纯净的地中海景致、搁在木地板上的雏菊特写、充满文艺气息的木栅栏之类的碎片形象，连缀起了一种在消费社会中十分稳定常见的整合形经验想像，塑造出一种虚伪的浪漫治愈气质。这些照片无疑是非常廉价和浅薄的，但也正是这样的浅薄使它们几乎可以普适性地被挪用至任何地方，表达与世无争、对现实秋毫无犯的“诗和远方”。这两个形象的并置几乎可以被解读为甘坑小镇的一则寓言：在同一片当下中，存在着两种时间，一个是这里的物质留存真实经历过的历史时间，而另一种是在全球化时代中扁平、空洞的历史时间，它将前者连根拔起、取而代之，并企图用毫无深度的浅薄将其填平。
在假古迹和假清新的加持下，如果甘坑小镇仍然鼓吹自己具有某种“文化”的话，那这种文化也是一种以拍照的政治为其表征的假文化。在这里，所谓的文化体验就是观看，而观看又简化为匆匆一瞥，随后所见便被按击手机或快门的动作制成图像。为了服务这种观光经济，整座小镇几乎都被掏空了内涵，徒有其表：景致的过分营造、相互之间逻辑不能自洽，几乎只考虑如何满足游客凝视的需要；民居大门紧锁，无法参观，仅仅充当拍照的背景。甘坑小镇呈现了一个非常局限的、东拼西凑的新式怀旧世界，消费的东西充其量也只是一堆符号和再现。游客在这里也获得了一种熟稔于心的行为准则，人们虽然像平常一样通过符号价值的交换来建构社会认同，但却是以一种奇观的精神接受它们。
以上提及的并非甘坑小镇全貌。2016年，为了进一步发展，华侨城集团被引入甘坑发展，与龙岗区政府和原来的甘坑生态文化公司三方形成了共同开发协议。这次商业变更做大了产业蛋糕，投资总额从原来的3亿元增至500亿，同时也引发了大规模股权变动，华侨城集团成为占股55%左右的第一大股东，甘坑村委作为集体占股5%左右，其余股份为甘坑生态文化公司和其他个人股东所持有。龙岗区政府虽不占股份，但承担平台支持，配合改善片区交通。
华侨城集团进驻甘坑后成立华侨城文化集团，更明显地以“产业思维”来继续深化对甘坑的再创造，也开始更有意识地靠近政府的战略规划，明确提出“特色小镇”的经营思路。“小镇”本来是一个自然的行政区划概念，但2016年，它开始上升为一种国家引导、扶持和希望复制的开发模式，成为一种市场化主导的创新创业发展的新模式。而围绕这一新的指挥棒，甘坑小镇二期开发的系统工程已经上线。这一次开发进一步放大了其所谓的“客家特色”，抽象提取出了“客家凉帽”这一核心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建造室内与室外体验式乐园，兴修主题酒店，定期举办以“小凉帽”为核心的文化展览。除此之外，二期开发的重点还有小镇商业街区改造，民国、客家风主题酒店的试运营等，无不以加大人员承载量、鼓动客家小镇文创特色产业经济的增长点、持续创造游客的丰富体验为宗旨。华侨城文化集团更大的野心是在不久的将来推动“文化加科技”的布局，将原甘坑村旁边的三联村、水径村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土地以“甘坑新镇”的名义加以开发，希望以引进高度数字创意产业来帮助龙岗区政府带动产业战略升级，最终实现龙岗成为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中心的定位。
可以说，甘坑的开发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症候：随着符号经济的大行其道，甘坑的第一轮开发是围绕“文化旅游”展开的，因此也发展出了毫无章法、毫无诚意的“混杂景致”，实现了小镇内各种风格的拥挤堆砌。然而很快，为继续扩大和深化盈利渠道，甘坑走上了一个以产城一体化综合开发为手段、以产业链开发及房产开发为盈利核心的模式，链接起了旅游、核心产业、休闲消费、居住发展等集群结构。然而不管在哪一个阶段，甘坑的空间活化都不是一个公共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实践：其开发的目的只有“经济”一条指标，在此过程中，“地方”仅是一个实现腾笼换鸟的容器，而社群的旧有文化和生活方式既没有得到保护，也没有建立归属感和本土文化自信心。随着“甘坑”这个蛋糕不断做大，虽然客家文化的概念屡被翻炒，但实际上它不仅越来越空泛，也越来越边缘化，成为一个高高挂起但不被重视的羊头。在此基础之上，“甘坑客家小镇”变成一个毫无特色的工业园区+充满俗气假冒品的主题公园，大概就是这种开发方式的唯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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