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战时日记中所见重庆饮宴应酬之风

选择字号：超大标准 dzgoadmin 发布于2022-10-01 属于段子狗栏目 0个评论 27人浏览

　　1941年3月18日，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从战区所在地的柳州出发，前往重庆参加五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达官贵人纷纷邀宴，应接不暇，往往一个正餐，就要应酬两处，令其分身乏术，疲于奔波。其日记逐日作了简要记载，今时读之，犹令人感慨。战时重庆高层的此种状况和风气，实非振作之象，它无疑从一个侧面，微微撩开了执政的何以不能凝聚民气与人心，政治竞争力日渐处于下风的纱帷。

　　3月18日张发奎携夫人刘景容出发，“乘黔桂铁路火车赴金城江（今广西河池市——引者），即转乘汽车往鹿寨，此处系黔桂交界之市镇，昔未禁烟时，此处颇为热闹，今则变为公路通道而已”。（以下张发奎引文均见《张发奎日记》手稿复制件）

　　19日到独山，20日到贵阳后，这种一个正餐赴两处宴请的“走穴”式酬酢就开始了，“晚六时赴吴主席（应即吴鼎昌——引者）之宴后，再赴交通银行剑灵兄之宴。”出现这种情况自然是因为想请他吃饭的人、觉得应该请他吃饭的人较多，碍于情面，分别应酬，有可以理解之处。但这毕竟是物资极其匮乏、通货膨胀严重、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的战时。请客之人，自然要备足食物，给足客人面子，但被请之人，却分身乏术，只能浅尝辄止，难免会出现“朱门酒肉剩，路有冻死骨”的情况。何况张发奎还不算是贪赃枉法、穷奢极欲之辈，甚至可以说是痛恨贪污、较为清廉的将领，也自觉不自觉地陷于这种人情往来之中，如果是那些贪腐成性的官员，情形自必更为不堪。

　　22日，到达重庆。23日日记“提要”为《忙于酬酢》。中午拜访陈诚，在其家中午餐，“晚六时赴张文白晚餐，七时三十分赴委员长晚餐，顾陈蒋卫熊各人均在座。”

　　25日的“提要”为《开会与应酬忙个不了》，“六时散会后即赴党部吴铁城甘乃光晚餐，继赴贺贵严晚餐。”

　　26日，“正午赴何键午餐，下午刘峙晚餐。”27日，“正午邹海滨居觉生两先生请午宴。……下午七时赴朱家骅宴，七时三十分赴许世英宴。”朱家骅处仅去半小时。

　　28日，“上午十一时赴贺国光、万耀煌午宴，十二时半赴何成濬、范熙绩、陈调元等午宴。……下午六时半曾养（甫）请宴。”这位广州沦陷时任广州市长的曾养甫，这时是负责战时运输的要员，这次张发奎到重庆开会，夫妇俩就是在其公馆借住，其在这期间生活的质素如何，另有人做了十分生动的记述：“曾养甫和甘乃光请我和之迈到他们那里吃乳猪。曾养甫自诩他的厨子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能手。菜确很不错，难怪他自己吃得又肥又白。他说乳猪只不过几元的价值，可是烧烤的用炭却费几十元，这也是一件怪事。”（《陈克文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0日，到了这一天，张发奎终于对其所亲身体验到的大后方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情形发出了感慨：“下午七时赴翁文灏张嘉璈等晚宴。是日正午和下午都有两次以上之宴会，东奔西跑，结果难为了肚子，不是吃得过多就是过少，这种紧吃的现象，实在不是在抗战中的好现象。”关于下午7时的这场宴会，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的日记记得稍详细些，被请人数有“五十多人”。

　　感慨归感慨，饭还得照吃。31日，“因正午十二时三十分委座请午餐，对于陈辞修、陈伯南等之请午宴均未到。”不过从这一日开始，张发奎有时会只赴一处之宴，而向另外的主人告假，并推辞了一些应酬。“下午六时三十分中央党部聚餐未到，赴马超俊晚宴。”

　　有趣的是，这期间，蒋介石一直提倡战时公务人员生活要降至最低，工作效率要最高，本次会议也作了这种提倡。4月1日上午，是在国府大礼堂开“国民月会”，蒋介石主持并致词，“检讨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之是否实施，希望本党同志要将生活降至最低，工作效能提到最高。”这个提倡，实在是切中要害，很合时宜，可是，“礼成后”，到了中午，则是另一番相映成趣的景象，“正午十二时起分赴陈济棠、伍智梅等午宴。”“下午六时分赴孙科、刘纪文、黄炎培等晚宴。”

　　故多年之后，张发奎在谈到的政治与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时，他是这样评价的：“现在我对的看法如何？自北伐成功后，就变质了。”“我对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有何看法？它只是一句口号，何尝实施过？党高层个个都贪图享受。蒋先生提倡新生活运动是因为他看到与整个社会恶质化。但是所有的运动成功与否端赖党政领袖是否以身作则，……”（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这种评价，与他这次重庆之行的见闻，或许也不无关联。

　　4月2日，会议闭幕，张发奎称“此次全会到会中委超过历届人数，讨论提案均能本精诚团结之旨共同商讨，前途殊可乐观”。这个评价自然与后来的发展趋向颇不相吻合，张发奎此前在日记中还有高度评价新生活运动的文字。可见在历史的延伸过程中，正处于“当局”“当事”之人，与已“出局”、已置身“事外”之人，对同一事物，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感和评价，有的是格于环境，为着敷衍现实，非出于本心；有的则是随着事物的演变发展，改正了当事者此前的认知与判断，但无论出于何种情况，事物一时间兴旺与蓬勃之面貌、之形态，不代表其将来一定之趋势与前景，其成败兴废之间，或会有天壤之别。当晚，继续宴会，“下午六时分赴委座、孙科宴，琪翔处未往。”

　　4月3日“提要”：《终日会客》，“中午十二时分赴冯副委员长及洪兰友午宴，缪秋杰、吕咸之午宴则因地点过远更因时间关系未能遵约。”“晚七时半赴委座晚餐，同席有苏联总顾问及大使馆人员，赵丕廉、李鸿文先生等之晚宴则因时间关系未能前往。”

　　4月4日，“下午六时分赴何总长及总顾问崔克夫之宴，程颂云、方觉慧之约则因时间关系未往，谷正纲兄处亦同此情形。魏道明、郑毓秀处则于宴毕前往一行。”

　　4月5日，“正午十二时赴行政院院部长之宴，本拟赴化龙桥参加丙子聚餐会，因缺汽车中止。下午赴陈绍宽晚宴。”

　　4月6日“提要”：《竟日应酬》，“十二时偕景容赴俞樵峰先生午宴。”“下午六时分赴孙院长、何总长、贺贵严、姚维辛等晚宴，贺等于宴后并增备电影助兴，直至十时左右才回寓，而精神亦甚为疲倦矣。”

　　4月7日，“正午十二时偕景容赴琪翔公馆午餐，……下午七时先赴钱永铭、陈行等银行界公宴，继返寓应养甫兄晚宴。”8日，“下午七时先偕景容赴组伸兄宴，继赴吴铁城宴。”9日，“晚六时先赴伯璇、沛民兄宴，继往亮畴兄宴，醉后往观戏，回寓大吐。又哲三兄处因时间关系未及前往。”

　　4月10日的“提要”很有意思：《终日忙于宴会诚为抗战期中怪事》，内容就更有意思：“晨餐后友人纷来访谈，十二时赴陈果夫、立夫两先生午宴，继往交通银行杜月笙、王晓籁、钱新之诸先生午宴，三时回寓休息。……六时偕景容先赴邰爽秋宴，韩汉藩宴，继余赴卢作孚等公宴毕，赴孔院长公馆晚餐毕，开十二次理事会商讨一切，至十一时始回寓休息。缪秋杰处因时间不够未去。应酬赴宴东奔西跑实抗战期间怪现象。”

　　从请客者的名单来看，张发奎作为一位非嫡系的高级将领，居然有这么多的人排着队请他，从领袖、军政要人，到工商巨子、帮会大亨，到失意政客与军头等等，连果夫立夫兄弟、孔祥熙、何应钦、朱家骅等许多十分显赫的人物做东，都不能使被请之客有一个自始至终的参与，这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要不就是请客之人个个的胸怀天宽海阔，绝不措意；要不就是这种走场串宴、蜻蜓点水的吃法在战时重庆的官场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如果是后者，那下层和民间传出“后方紧吃”的讥刺之声，就不足为怪了。

　　从在此前后一些党政官员的日记看，这种现象并非孤立，1939年初，张发奎刚上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就发现“本部官佐在此国难严重中对节约仍不知努力奉行，天天宴会紧吃，影响抗战非小，虽屡次劝诫，仍不稍为检约束。”又如时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1940年3月31日与杨伯峻一起吃晚饭，席间杨对他谈道，“他在德国看见前方很富足，后方吃的很坏，而回到我国与人家正相反，我们后方完全是官僚办法，不是革命办法，而前方连饭就吃不上，衣服鞋子都穿不上，我们的国家线日，傅作义去看望冯玉祥，谈到其在前方作战的情形和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他也以为张总司令死的是好，就是早点，他说，我打算到山海关，同他一块死的，不料他这时就殉国了。他到重庆看见一班人的情形非常的难过。”

　　又如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1940年2月16日的日记就谈到，这一天的晚餐，有郭斌佳的朋友李祖熏请他们一家到五芳斋吃饭，又有内政部的秘书潘伯膺请他及几位同事吃饭，他和陈之迈“先赴潘伯膺的约，然后再到五芳斋。我除了潘伯膺的约之外，还有（甘）乃光的约，几个约会都碰在一个时候。现在做官的人，似乎常常有这种应付不暇的苦。”

　　这边厢，是应付不暇的苦。另一面，却是衣食难以为继的难。据陈克文日记所记，还在上一年的年底，1940年11月7日，“米价又上涨，每斗涨至十四五元。平价米不易买，住在乡间的这几天盐也买不到。经济部的人说，某科员子女五六人，只能用盐拌饭吃，买不起蔬菜，更买不起肉类。公务员的生活线日，“武汉大学推了两位教授做代表，来院请求解决他们的食米问题。静女从北碚来信，也说复旦大学的米快没有了，学校将有断炊之虞。这米粮问题真到了不得了的时候了。”

　　而就在这次五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的4月1日，翁文灏的日记记有：“大会时，参军丁文玺因穷跳楼。”

　　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不止是个别人感受到了其中的不谐甚或是荒谬，非议的段子已在熟人之间流传，3月31日，唐纵在日记中言及：“晚上留德同学会餐，众要我报告最近赣北胜利战况。……报告后谈闲天，有人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有什吃什，后方吃什有什。前方一身流血，后方满口流油。”这种在当时口口相传的段子，看似戏谑打油，其实已满是责备。

　　5月3日，从重庆回到战区的卫立煌在西安与胡宗南见面，交谈之后，胡宗南记有：“本日午前九时一刻与卫俊如长官上董子祠城头，卫之言论如下：何应钦军事思想已落伍，……政治思[想]倾向于政学系。官僚派头太重，自视为第二领袖，因之削弱领袖之威望。……白健生另有政治立场，所以思想不甚正确；……此种人物，皆成过去。重庆腐败苟安，因循泄沓，毫无生气，组织不严密，无秘密性。”

　　稍晚一些，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的陈诚也毫不客气地谈到了这种状况或将造成的恶果。1942年3月26日，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柳克述将其整理的关于历代浪费及节约的资料交他参阅，他于当晚读完后感喟，“余尝以浪费等于贪污，因浪费非贪污不可也，警惕所属，今闻此际中央诸公之浪费，真不知何以取信于民众也”。（《陈诚先生日记》，下同）

　　6月21日，陈在战区干训团纪念周作《认识时代》的演讲，“因一般民众，尤其青年，以现在中央之腐败均认为有宋、明亡国之现象，而予以说明。”其公开的演说自然是努力去打消听众的这种观念，但在其内心，其实是颇为认同类似看法的：“然每思中央高级人员如不能痛改自私自利、醉生梦死之生活与行为，实无法见信于民众，而非亡国不可也。”陈诚这期间对于这个问题的感悟，较多的是从将给民众留下何种观感、会不会丧失民众的信仰的角度来立论：“与克述兄谈生活问题，我个人之生活比上确不如，然较之一般民众及全部士兵，实不知优裕多少。今日吾人所负之责任，应有人饥我饥、人溺我溺之精神，而且今日一般人民之生活，所要求者，是有无问题，尚谈不到好坏问题，如吾党高级干部均能顾及民众之生活，或不至如今日对民众如此失去信仰也。”

　　从张发奎到傅作义，到卫立煌，再到陈诚，这些从前线回到重庆的高级将领，感受不到作为国统区抗战指挥中心的陪都所应有的紧张严密、惕厉振作的气氛，反而是一副文恬武嬉、饮宴无度的苟且、泄沓之象，失望之情乃溢于言表。因之中央党政军高级机关在政治上、军事上、心理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都无疑会大打折扣，而必然会影响到军令、政令的贯彻，也使得执政党完全为人民所轻视、甚至鄙视，将被拉入看作一种无谓甚或无聊的负担。它对于抗战大局和前途的负面影响，实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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