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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中国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反贫困实践，建立科学的反贫困制度，走出一条正确的反贫困道路，进行精准、持续的国家治理，进而形成的科学的反贫困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从伟大成就到科学理论的形成，其中蕴含的逻辑链条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经验和历程是客观实践，是人类活动的足迹，受到客观规律制约并且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这是实践逻辑；人类活动还受到主观意识的驱使，错误的意识会使人类活动走向歧途，因此，必须创设约束人类活动的制度，这是制度逻辑；道路是人类实践足迹和制度轨迹的结晶，这是道路逻辑；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使社会经济活动始终按照预想目标演进，这是国家治理逻辑；最后，人类意识展开对客观规律、实践逻辑、制度逻辑、道路逻辑和国家治理逻辑的认识、总结、概括和提炼，最终形成理论体系，这就是理论逻辑。
总之，客观规律、实践逻辑、制度逻辑、道路逻辑和国家治理逻辑，依次递进，循环流转，是认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逻辑链条、逻辑体系，是科学理论孕育和走向成熟的一般逻辑。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同样遵循这个一般逻辑。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这说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在既定的客观规律（“立足我国国情，把握减贫规律”）、既定的实践逻辑（扶贫实践）、既定的制度逻辑（“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既定的道路逻辑（“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既定的国家治理逻辑（精准扶贫）基础上形成的。
关于制度逻辑和道路逻辑，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教科文卫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中国反贫困事业创造了优越的国家政权和社会经济制度条件。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探讨贫困，首次提出了贫困发生的根源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尤其强调私有制是贫困的本源，进而提出了反贫困的制度和道路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同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制度和基本道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搞平均主义、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不合格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国家成功的反贫困道路就是基本制度和基本道路与具体制度和具体道路的系统化、集成化和综合化，反贫困的基本制度和基本道路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发展道路、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发展道路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聚焦于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实践逻辑和国家治理逻辑的阐释。
综观人类历史，贫困始终相伴。习总书记曾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然而，尽管不同时代政府基于保持政权稳定而始终关心、关注社会贫困的演进，实行了许多反贫困政策和举措，但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反贫困实践逻辑，深陷“贫困—反贫困—再贫困—再反贫困”的稳定循环之中。在中国成立之前，中华民族的反贫困事业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局面，既不能做到举全国、全民之力减贫，也不能做到持之以恒、精准治贫。这样的反贫困实践，只能局部减缓一时一地的贫困，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直到中国成立后，党依据反贫困客观规律，找到了反贫困的正确道路，制定了反贫困的系统制度，进行了反贫困的百年伟大实践，通过精准扶贫的持续国家治理，到2020年底，终于真正“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那么，中国领导下的反贫困实践为什么能够摆脱“贫困—反贫困—再贫困—再反贫困”的稳定循环，最终实现反贫困实践的伟大成就呢？习总书记对此作出深刻总结，“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由此可见，初心使命、百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一贯，扶贫开发40多年坚持不懈，精准扶贫8年，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思之缜密、持之以恒、行之有效的伟大实践，是全人类反贫困实践中的成功典范，创造了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逻辑，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奠定了牢固的实践基础。
在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逻辑演进过程中，中国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时刻关注、精心筹划，是中国反贫困事业实践性的突出体现。习总书记多次到贫困地区实地调研，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2015年在延安召开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在贵阳召开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2016年在银川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2017年在太原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2018年在成都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2019年在重庆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2020年在北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亲自调研、坐镇指挥，积极投身反贫困实践，是中国反贫困实践逻辑的鲜明特色。
在深刻把握客观规律、明晰实践轨迹、完善科学制度、形成正确道路的基础上，还需要从顶层设计和细节深化上强化国家治理，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经济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反贫困国家治理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整体国家治理逻辑的制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确定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逐步构建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日益提升。在这一系统完整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国家治理逻辑。
中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是中国特色反贫困国家治理逻辑的鲜明特色和核心枢纽。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核心作用，是因为其作为执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从全局和整体考虑问题，谋划反贫困国家治理。中国特色反贫困国家治理逻辑充分体现了中国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庞大的党员群体、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的显著优势。正是因为中国牢牢掌握着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克服了反贫困国家治理中可能存在的分散主义、部门主义、地方主义，始终保证中国特色反贫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国家治理逻辑。习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中国特色反贫困国家治理逻辑始终把扶贫工作放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态格局中展开，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具有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一方面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过程中使贫困人数大幅减少，另一方面把持续增长的国家财力更多配置在惠及贫困群体的项目上，体现了中国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习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我们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反贫困国家治理逻辑的基础。1990年代，国家实施了综合性扶贫攻坚战略；2001年开始，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计划；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并最终形成了党政一把手总负责，专项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创业扶贫、社会扶贫等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格局。习总书记深刻指出：“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中国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独特的反贫困实践，辅之以科学的反贫困制度，走出了一条正确的反贫困道路，进行精准、持续的反贫困国家治理，进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将会进一步指导中国反贫困事业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体现了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一般逻辑规律。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创造了减贫国家治理的中国样本”，具有特殊价值。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特殊性与普遍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同样具有普遍价值。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制度、道路和理论“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反贫困的成就、其中的经验和成功做法都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在推进反贫困事业中加以借鉴。
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展望未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依然道阻且长。为此，习总书记强调，“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征途漫漫，中国人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征程中创造新的辉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当前及今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AZD011）阶段性成果】
⑤《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
⑥李正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制度和道路述论》，《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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