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姜团长带队到铁岭演出。吆喝了一天，笑的老乡也没几个。姜团长心里直犯嘀咕，我能把全国人民逗笑，还不能把你们逗笑？为了找寻答案，姜团长跑去跟老乡聊天。老乡告诉他：
姜团长态度很端正。心说既然有这么一号人物，那咱们就去学习学习吧。一帮人买了票，去看老赵演出。一开始，姜团长还绷着，演出到一半，实在绷不住了，笑得浑身乱颤。回京后，他对央视的人说：
年底，春晚找演员。邹主任带人去铁岭见老赵，让他到招待所演一段。老赵脑子直，给了人家三张票，说你们来体育馆看演出吧。原意是，体育馆气氛好，你们可以感受观众的反应。结果三人觉得他太傲，扭头就走了。
5岁那年，赵本山就没了母亲。2年后，父亲跟生产队队长干了一架，连夜跑了，丢下几个孩子跟爷爷过。一年下来，赵本山没吃过几顿饱饭。天天盼过年，能吃米饭、吃鸡蛋。一吃就吃顶了，梗在脖子里，几天都下不去。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赵本山有个盲人二叔，吹拉弹唱样样精。他从小跟二叔混，无论什么曲子，听两遍就会。16岁，老赵进公社文艺队，屁股还没坐热，一年后，文艺队解散了。他只能扛锄头回家种地，两手种起了茧子。
第二年，公社成立曲艺团，总算不用种地了。进团后，赵本山开始大量接触二人转。因天赋过人，两三年下来，成了台柱子。跟着剧团四处表演，名声震动乡间十里。两年后，县剧团为了挖他，给他解决了户口农转非，安排了房子，还让他爹去烧锅炉。
然而还没完。1981年，铁岭文工团写了个《摔三弦》。剧中盲人张志，是个吹拉弹唱的高手。放眼望去，这个角色非老赵莫属。老赵也争气，把盲人演得活灵活现。《摔三弦》一炮而红，本山拿了全省一等奖。《摔》被拍成电视剧后，又拿下中国电视剧鹰像奖。
邹主任回北京后，叫本山去排了节目，又把他打发回了铁岭。见那边迟迟不发话，剧团领导给老赵出主意，让他拿10瓶茅台去找人。
老赵到了北京，根本不知道找谁，在宾馆里一天吹一瓶茅台。喝光后，回剧团说：
就在本山以为没戏时，春晚让他在哈尔滨分会场演了一出《跳大神》。录像结束，全铁岭都知道他要上春晚，三十晚上等着看。可直到节目播完，也没瞧见赵本山的脸。后来给的理由是：现场录音不合格。
第二年，他又拿着小品《老有少心》去北京，排得挺顺。结果中途来人看了说，这东北话太浓了，不适合。临门一脚，又给砍了下来。哪想到不久，黄宏和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大火。上头一看，东北线年，《老有少心》改名《相亲》，让他登上了春晚。
老赵心里清楚，光有《相亲》还不够，看戏的人记性不好，你不多上几次，人家就把你忘了。当时，小品还是赵丽蓉的天下。老乡里还有黄宏、潘长江、巩汉林，竞争十分激烈。每年带节目进城搏杀，本山都很忐忑。
1994年，他和新搭档范伟带着《儿子大了》进京参选。在一家咖啡厅里，十来位导演看完表演，一点儿没笑。节目演完，范伟满头大汗。邹主任摇摇头，让他们回去。那天的心情，拿范伟的话说就是：
这种“从希望到绝望”，老赵太熟悉不过。残酷在于，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阶段。哪怕节目定了，也有可能临时撤下去。1995年，写《摔三弦》的崔凯给老赵写《红高粱模特队》。都快好了，崔接到总导演电话，说看到有个乡干部因陪酒致死的新闻，能不能写一个批评基层大吃大喝现象的作品。
崔说，能上我就写，不能过就算逑。收到的答复是：替老百姓说话可以，但要把握好分寸。
那年，“希望工程”叫得很响。崔凯把公款吃喝跟贫困学校联系到一起，写了个“牛大叔”讽刺“马乡长”的《牛大叔提干》。小品到基层演完，又过了几次审，都没问题。眼看除夕了，导演忽然说，有人看了不高兴，讽刺乡长是不可以的。老赵问：
小品里那个“扯蛋”的包袱，赵本山一度打算演出当晚再加进去。崔凯劝他，你要敢这么干，以后就没你这号人了。于是跑去跟导演组商量。上头想了想，也觉得删改后不好笑，同意把“扯蛋”加进去。至于原稿里，范伟说甲鱼蛋大补，要留给重要客人，本山拎着蛋说“四个重要客人三个王八蛋，这我分不了”，这一段是无论如何不能送到观众耳朵里的。
跟高秀敏合演的《拜年》里，范乡长是没毛病的，主要是群众心眼儿小，还问候人家“咋啦？腐败啦？”。跟范伟合演的《三鞭子》里，下来考察的人是体恤民情的，主要司机不是个东西。为了演好这个小品，老赵梗着红脖子嚷台词，事后跟人说：“演得太难受了。喜剧一说教，演的人就难受。”
所以到后来，老赵也累了，不再搞这一路民生题材，转而去《卖拐》，嘲讽起人性。眼睛一闭一睁，十来年过去，自己成了小品王。
老一辈的艺术家，散的散，走的走，留在台上的都不怎么可乐了。每到大年三十，全国人民等着看呢，能不去吗？每到年底，一进排练屋，老赵“扑通”一声就跪地上，对着灯起誓：“明年再也不来了。”
后头几年，为了一个节目，赵本山整宿整宿失眠。压力大的时候，拉开窗对着外面狂喊。明知道节目不可乐，硬上也得上。跟宋丹丹弩着劲儿演完《火炬手》后，两人下台抱头痛哭：“这要不是我俩，肯定就砸了！”
范伟告辞，宋丹丹打死也不去了。搭档一个个躲，老赵只好带着徒弟们去。《不差钱》也是前一个节目没了，临时硬攒的局。2013年，由于“洗浴中心”这个无法调和的矛盾，老赵亲手把一个时代的幕帘拉上了。
跟龙永图博鳌论道时，老赵才敢说心里线亿人带去快乐，就这几个经营快乐的人他不快乐…”
1984年，《摔三弦》拍成电视剧后，70多个盲人跑铁岭围堵老赵，说他嘲笑残障人士，死活要剜他眼睛。也就是那年，陈佩斯拉着朱时茂上春晚吃面条，正式推出了一个叫小品的东西，也算是给本山铺了路。
《吃面条》的火爆，完全是个偶然。那时，陈、朱二人是八一厂的演员，排队打电话的时候闲聊，说这出去慰问演出，人家有诗朗诵有歌舞，咱们也要弄个节目吧。于是把电影厂招演员的片段编成了小短剧。哪想到，每演一处，观众都快笑岔气了。没多久，两人就被推荐到春晚剧组。
那才第二届春晚，有人对导演黄一鹤说，一个语言节目，把人给笑成这样，是不是太不严肃，这要是播出去出了事怎么办？黄说，让他们上，出了事我顶着。一夜之间，陈佩斯成了全国最红的小品演员。
陈佩斯出身于文艺之家，老爸陈强是新中国演员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80来岁还跑去给姜文客串《鬼子来了》。跟老赵不一样，通过文艺摆脱穷困的渴望，他是没有那么强烈的。一开始，他没想过演戏。要不是在内蒙古插队饿得都快没人样了，也不会去考演员。
残酷的是，一连考了三个团，都觉得他太普通。最后是陈强去八一厂求人，厂里说：“我们这里缺演地痞流氓的，他愿意就来吧。”
转折发生在1979年。“文革”结束后，陈强回归大银幕，出演喜剧《瞧这一家子》。之前跑龙套的佩斯，在戏里表现出极强的喜剧天赋。演完这部戏，陈强发现儿子不一般，演匪兵地痞，着实委屈他了。
就说：“我看你适合喜剧，你去试试。老百姓活得太苦了，需要为他们带来快乐。”
第二个本子，倒是进了组，导演又不是他。就在这时，《吃面条》带来的一夜成名的效应，为拍喜剧电影打开了局面。
当时，电影还处于计划经济，只有几个电影厂有拍摄资格。陈佩斯写了个《父与子》，把本子拿给西影厂，结果人家看了，说你这个太娱乐、太低级，我们要拍文艺片。又去找北影，北影也瞧不上，不拍。
陈佩斯万般无奈，只好找到深圳一家音像公司，拉投资拍片。拍到一半，上头有人说：“你们这个没有厂标，拍了也别想放。”气得陈强老爷子去局里拍了桌子。最终，《父与子》由中影收购发行，成了新中国影史上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陈佩斯“比不上”老赵的一点，是做事不懂变通。他在八一厂那几年，已经扬名天下了，级别还是很低，连个房子都没捞到。1986年转业前，还跟陈强老爷子挤在一起生活。
老陈骨头有点硬，1989年，自己掏钱在昌平盖了间砖房。没事儿就坐在国道边上抽烟，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想：“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
打那时起，他一年到头分成两段。上半年，写本子、拍电影，下半年，写小品、排节目。万万没想到，10年后，两条路都趟没了。
每到下半年，为了节目出彩，老陈整宿整宿熬夜。他一没有现成包袱，二不开残障玩笑，段子都是原创。《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都是从生活经验出发，嫁接戏剧冲突。后来，朱时茂回忆：
这里面，自然也少不了跟老赵一样的遭遇。无奈之中，都是周旋、隐忍。1998年演完《王爷与邮差》后主动退出，一方面是因为版权纠纷，还有一方面，是陈佩斯觉得束缚，自己的喜剧探索，走不通。
老陈多次想延展喜剧的表现形式，玩些新花样，都未被采纳。《警察与小偷》，屡次审改，删掉了一半包袱。《王爷与邮差》准备的声效光碟，现场没给他放。
拍完《父与子》后，陈佩斯写了个《嘿哥们儿》，拿给长影。长影接是接了，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喜剧色彩全无，主角成了高大全。陈佩斯扭身就走了。
那时大家对娱乐片没什么概念，各大电影厂对喜剧不屑一顾，认为不够严肃。他主演《少爷的磨难》，卖了1000多个拷贝，结果被批评为“为搞笑而搞笑，很低俗”，连导演吴贻弓都被人说“堕落了”。
尽管大氛围如此，1991年，陈佩斯还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打算在喜剧这条路上磕下去，把“二子电影”做成一个系列。编剧、导演、投资，都是他自己找，厂标也要花钱买。为了凑钱，在拍电影和排小品的间隙，不得不四处走穴、跑关系。为了省钱，陈强老爷子一把年纪还得上阵。
那正是改革的年份，电影从中影统购卖拷贝向市场经济过度。由于陈佩斯的喜剧娱乐性十足，不管政策怎么变，都没在票房上吃过亏。全国统销时，《爷俩开歌厅》拷贝数卖到全国第三。各省自行购买时，《编外丈夫》全国前五。等到算票房了，投资400万的《太后吉祥》，票房1300万。
每部新片上映，刚够填补窟窿。再拍，又重新拉投资，再填窟窿，很难有盈利。老陈研究了一下才知道，偷瞒票房太吓人了。他派人去河北监票，排7场的地方报3场，明明100个观众，给你报成10 个。1997年，《好汉三条半》与《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卖得好好的，突然被撤，要看只能去郊区。一查，老陈明白了：
从那之后，陈佩斯再没参与喜剧电影。了解他的人都说，他这个人，轴，你让他搞喜剧砸锅卖铁可以，让他向游戏规则低头下跪不行。
不知随着时代进步，当年的“二子系列”能否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一朵绚烂奇葩。
1987年去铁岭的姜团长八成没想到，先后推荐陈佩斯和赵本山上春晚，90年代小品迎来星光灿烂，相声却没落了。也就是第二年，北京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入团的郭德纲，从此开始了北漂伤心之旅。
老郭的出身，没佩斯好，也没本山那么惨。他父亲是警察，母亲是教师。小时候，两人上班，郭德纲就在红桥俱乐部看演出。耳濡目染下，对曲艺爱得一塌糊涂。先是跟高祥凯学了评书，又跟常宝霆学说相声。
几年下来，传统段子烂熟于胸。学艺期间，又搞到六本传统相声文本。那是内部资料，市面上根本没有。老郭每日茶不思饭不想，逮着相声就是一通猛嗑。
十来岁时，郭德纲加入天津曲艺团青年队，给人捧哏。评书、戏曲、相声，一样不落。1988年，听说北京招人，他立马就去了。那一年春晚，牛群说《巧立名目》火了。老郭觉得，自己努努劲儿，也能吃这碗饭。
到了北京，风头没出，倒是遇见一个叫杨红的藏族小伙。老郭没料到，几年后，这个好喝酒的年轻人红遍全国，并有了艺名：洛桑。
那时，像他这样苦练传统相声的人没饭吃，杨红这种半路出家改行说相声的舞蹈演员，却红到人尽皆知。不知老郭是什么心情。
第一次进北京，郭德纲没能如愿留下。1992年，回到天津的他只能混小剧团。那时，民间曲艺萧条。四处走穴赚钱的，都是电视明星。他只能去乡下唱评剧，勉强糊口。演戏的时候，台底下每叫一声好，剧团多给五毛钱。
不久，老郭又去北京待了两天，觉得失落。回天津后，他想搞剧场，租金五千一个月，哪儿有这个钱啊。咬牙揽下来，结果到处欠债，被逼得卖房。老郭不甘心。当时他躁得，跟扛着10瓶茅台进京的本山大叔差不多。
看看电视上，那么多不如自己的人都出名了，他也想出。挣大钱，一场八万，走哪儿哪儿都有人求签名，最好都管他叫艺术家。
拿不到钱，他不肯走。每天靠大葱蘸酱把命吊着。很长一段时间，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去唱戏。后来，车坏了，又赶上一天夜里错过末班车，没钱打出租，他走了一整夜才到家。途中遇到一司机，老郭把手表撸下来，说师傅这给你，求你带我一程吧。司机理都不理他。
那些日子，被老郭形容为“万念俱灰”。从头到尾，他都没能靠相声挣钱。最穷的时候，交不起房租时，等夜深人静了，翻墙出去买点面粉熬成浆糊吃。一次发高烧，爬出屋，把呼机卖了十块钱买药，路上差点没晕死过去…
1996年，郭德纲偶然路过一间茶馆，看见俩孩子在台上说相声，他就进去了。后来他常去，两方混熟了，他才说实话：
就这么着，一心想上电视说相声的老郭，回到了几乎无人问津的剧场。在茶馆里说了两年，郭德纲爱上了那种伸缩自如、无拘无束的气氛。可打开电视时，他又有点怕，自己跟电视里的不一样。照这么说下去，何时是个头啊？
也就是那两年，老郭心态起了巨大变化。相声的根，就是从天桥来的。它原本就不是什么高雅艺术，不过是手艺人为了养家糊口磨炼的技艺。本质上，是为了让人乐，不是说要教育人家一个什么东西。在剧场里说相声，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相声的喜剧功用。随着北京相声圈一些老艺人加入，大家把传统相声的光彩亮出来，老郭明白了：相声，就该在这儿说。
那十年里，老郭成立的北京相声大会，换了四五处场所，经常因拿不出租场的钱被人家撵走。因为说相声一直不赚钱，加入大会的人，来来去去。为了支撑这件事，老郭写剧本、做主持，开发各种副业往里面填坑。一个月，少说两三千，多则七八千。当时，他参加一档叫《超级大赢家》的节目，48小时封闭生活挑战，隔着橱窗给人家表演，当猴一样被人围观，就为了赚这个钱。
往往是大家忙活一下午，还凑不够一顿饭钱。只等天冷的时候，都去门口打快板儿吆喝，让路人进去喝热茶，顺便捞几个听相声。
这十年里，几多辛酸，几多凄凉，都被老郭写进了《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那与其说是相声，毋如说是控诉。除了把自家辛酸写成段子，郭德纲讲了讲为什么相声沦落了，观众们不爱听了。老郭的观点很简单：这都是被某些尝到甜头的人搅和的，这些人，把持主流媒体，以教化之名设置哨卡，谁能进来，谁该出去，票在他们手上，搞来搞去，货真价实的没了，歪瓜裂枣一堆堆的。
老郭开玩笑说，这一行里，厨子、保安居多，临时学两段，就敢上电视、当明星，靠一嘴乱七八糟的功夫、常年一个段子骗吃骗喝，全国各地骗就行了。
而打小学这行，下了苦功夫的，都被逼得没地方说，全走了。相声这门传统艺术走到这个地步，跟那些鱼目混珠的人脱不了干系。
遇见老郭之前，于谦也爱相声，可没地儿说。他曾在剧团挂名演出，一个月工资五块钱。没辙，只好去演电视、当编剧。
在1999年出版的《民俗读物》的序言里，老郭曾写下自己对相声的痴迷。还说，成角儿，靠的是命，这不能强求，只要能把相声一直说下去，足矣。同样是那一年，知了“天命”的陈佩斯，彻底告别了小品和电影。
陈强老爷子，一辈子沉浮，荣辱都受过。评百大明星，特意给他授予“最佳反派”，荣光万丈；等到了浩劫，被人拉出去，背上抽出一条条血印子。这些事陈佩斯看在眼里，早就明白了：名利都是烟云，人要活得对得住自己。
两条路都被堵死后，老陈还是放不下喜剧，想在这件事上多少拿出点建树。思来想去，最后瞅准了线年，全国话剧市场最差的时候。他带着一帮没名气的演员和话剧《托儿》，硬生生地在全国演出了上千万的票房。为了筹备资金，只好露脸接广告。去小剧院演出时，厕所就在舞台边上。大家先扫厕所，再上台排练。一年里不知睡了多少次地铺。
话剧劳神，不像电影，演完收票房。你演一场，挣的是一场的钱。朱时茂给他串过一次戏，太累，就再也不去了。后来劝他说：“一个电视剧，一晚上几亿观众，何苦每天让自己在台上东奔西跑，费力劳心？”
陈佩斯不干，他宁愿这样。只有这样，他在喜剧上琢磨的那些巧思，才能自由地施展。出去赚每一分钱，凭的都是自家力气，不用看人家脸色。对老郭来说，这事儿也一样。之所以能在台上那么硬气，是他知道，德云社兴衰，命在观众的手里。他靠本事卖票，只要观众爱听，自己就饿不死。
只不过，老郭不像老陈，骨头天生那么硬，不肯卑躬屈膝。纯粹是被逼出来的呀。第三次进京时，他也想投诚，穿个小西装，梳个小分头，一场一百块钱跟着一起混，结果连这个机会都没捞到。拿他自己话说：
后来，相声剧再没怎么演。刚红的那阵儿，郭德纲总是说，我喜欢相声，不希望它就这么没了。后来，老郭长叹一声说：
同样是2011年，老赵最后一次登台。王小利说要看本山的节目，老赵自嘲说：“拉倒吧，可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大张脸。我不喜欢他，咱们喝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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