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现代女作家，成名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生于大户人家，却善写平民生活，于是再次红在了当代中国，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突然去世，张迷们一声叹息。
上世纪四九年是中国作家的分水岭。愿留下的都被“脱胎换骨”，最后连自己姓啥都弄不清楚了，勉强写着不是自己的文字，聊度残生。走了的，或避居港台，或远在国外。继续中文创作的有自己的读者，而出国想用别人的文字，来继续过去的名声，除了林语堂得诺贝尔奖提名，好像难有更牛的了。张爱玲先是没有走，还试着继续创作了几部作品，反应还可以。但随着新生人民政权自信力的增强，张爱玲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可能在这个环境中写作下去了，不知道如何“改造思想”的她，最后以读书为名获批去了香港，一去不可能复返了。经过香港这个落脚处，她开始了想象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作谋生的愿望。仅就语言能力说张爱玲是可以的，只是她的英文作品如《秧歌》、《赤地之恋》，虽然文学评论还可以，但就是市场上差强人意，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而到美国后辗转于所谓“文艺营”中吃免费午餐，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她在那儿生活窘迫，好在关键时刻都有友人出手相助，帮她度过难关。夏志清作为文学史家兼张爱玲粉丝，几乎成了她在美国的主要依靠，而且夏也确实给了她关键时的帮助。
张爱玲的作品在中文世界有其声誉，可当这些能打动中国人的作品和写作手法，到了美国就知音寥寥，即使用英文写出，好像也不大引起美国人的兴趣，这对于想靠英文写作在美国立足的张爱玲来说，无异打击不小，可又回头无岸，只好硬着头皮坚守了。当时美国的阅读环境，需要的是在亚洲文学中读到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已经形成的某种刻板印象的“东方美”。前者适应冷战背景需要，后者人家带着玩赏的态度，来看五四时期被批判的儒家文化。这两方面张爱玲似都无法提供作品，特别后者，如她所言“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作为女作家才女，自然对那个时代反封建对妇女的压迫，有切身的体会和参与感，因而对外国人竟然欣赏中国落后面感觉难以理解，也无法去配合他们的口味写作。要理解张爱玲想拆穿的，就必须懂得她小说情节涉及的社会背景、小说人物的人际氛围，这些在中国人看来不言而喻的，在外国人那儿就理解不易，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有很大难度，这是张爱玲小说美国遇冷的核心难题。
事实上张爱玲身在美国，却常常靠给港台地区写作来谋生，她的读者始终主要在中文世界。尽管她曾发愿要把其喜欢的《海上花》译成英语，而且好像完成了，但译稿却在她搬家中遗失，殊为可惜。张爱玲的写作在美国不如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异国文化，要想进入另一个国家的主流，难乎其难，哪怕你能用别人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也并非有了打通文化隔阂的手段，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对文化交流持一种等闲的态度，不可寄望太高，要顺其自然，能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不能强求。相反倒是应该宝贵自己文化的精华，不以歪果仁欣赏而兴奋，要有自己的定盘心。你尽可以欣赏外来文化，但不能因此忘了自己文化的根，倒是应该从自身文化立场去取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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