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之下银幕之上——张爱玲追忆百年

选择字号：超大标准 dzgoadmin 发布于2022-11-13 属于经典语录栏目 0个评论 21人浏览

　　在拍摄完《倾城之恋》之后，导演许鞍华曾在采访中说道：“《倾城之恋》最大的教训，是没抓住原著的精神。”

　　1984年，许鞍华导演第一次将张爱玲的作品搬上银幕，现如今，26年过去，她再度踏上改编张爱玲作品的旅程、对小说《第一炉香》进行了大篇幅的续写和改编拍摄。

　　一边是不停地改编，另一边又不停被诟病，在这二十余载中，无数知名导演对张爱玲的作品发出感慨，侯孝贤在拒绝改编《第一炉香》的时候说过“张爱玲的小说是不能拍的，那是一个陷阱”；而李安也曾提到过，是“对张爱玲的愤怒促成了我拍《色戒》”。成功也好、遗憾也罢，但回顾影视剧的历史，对于张爱玲作品的改编似乎从未真正的停下过。

　　今日，传奇作家张爱玲诞辰百年。在这百年之间，无论生前死后，张爱玲及其作品都令人难以忘怀。人们向她传奇的身世和动人的经历不停投去目光、将她的人生一次又一次娓娓道来，而那些诞生于她笔尖之下的故事也都在被疯狂流传，从文字到话剧，从舞台到银幕……一次次的讲述使得她的名字在人们心中从不褪色，纵使时间飞梭而过，“张爱玲”这三个字就如同一个永恒伫立的时代符号，停在原地等待着人们不断地去探索和挖掘。

　　每每提起张爱玲，或许人们的关注点都仍然集中于她的文学作品和生活经历，但是，这位不止一次被称为“奇才”的作家，与电影之间其实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0年，张爱玲出生于老上海租界之地，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母亲西式的生活习惯，张爱玲早早地就开始了与电影艺术的紧密接触。慢慢的，接触带来了热爱，张爱玲开始沉迷于光影之间，虽说早年的她暂时还只着手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但电影艺术对她的影响也可以从这些富有画面感的语言文字中窥见一斑。

　　富有画面感的语言会为文学作品的可视化改编带来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在1984年，导演许鞍华首先将张爱玲的作品《倾城之恋》搬上了银幕，而之后，在关锦鹏等知名导演的带领下，一股“张爱玲热”开始在电影界盛行起来。虽说这种热潮在1998年侯孝贤导演的《海上花》上映之后略有衰减之势，但随着十三年前李安对短篇小说《色戒》的改编，这股“张爱玲改编热”又再次席卷了市场。

　　如上文所提到的，在电影艺术的影响之下，张爱玲的作品通常会伴随着丰富的视觉化细节、线性的叙事结构和画面感十足的文字语言，而在当时，她的大部作品也一直都有着“纸上电影”的赞誉。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她的作品被不停地改编为电影，是一种必然。

　　与此同时，张爱玲小说的题材也同样具有着十足的电影特质——通常而言，她笔下的故事都蕴藏着丰富的叙事元素和商业看点。以《色戒》为例，原作小说虽然只有不足万字的篇幅，但其中却包含了历史、谍战、爱情等多种类型元素，无论从哪一点出发，稍加润色便能精彩纷呈，无穷无尽的戏剧冲突也都会应运而生。

　　不过，具有电影感的文字并不等于易于改编的故事。著名编剧林奕华先生就曾表示，由于张爱玲已经用了拍电影的手法来写作，所以，每个导演实质上都是在进行“第二次重拍”——他们必须胜过第一版(作者描述)和第二版(读者的想象)才有机会不致白费心机，从而拍出真正优秀的改编作品。

　　换句话说，在将张爱玲的小说转化为银幕作品的时候，其影像虽说可塑，但却是难以重塑的；它一方面代表着其作品影视化的无限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催生出了一种无形的限制和束缚。倘若去修改原作中的视听描述风格，那小说的立意就很难完整展现，但若是完全遵从原著，影片又会失去一定的发挥空间，单纯变成文学作品的附庸。

　　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张爱玲在香港地区的影响力过于巨大，从九十年代起，由港台开开启的“张爱玲改编潮”着实热度十足。在这场热潮之中，张爱玲笔下文字与影像间那种繁复又无法剥离的联系，也确实为后世的作家和影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意义和启示。

　　1940年，张爱玲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她的小说在上海文学界迅速激起了千层浪花，不到五年时间，她的作品就铺天盖地地出现在了各大主流文学杂志上。张爱玲的文采和天赋为她带来了极高的赞誉，而她本人也随之变得影响力巨大。

　　随着抗战的结束，由于时代和政治等原因，张爱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的另一个身份开始慢慢浮出了水面——1946年起，痴迷于电影艺术的张爱玲终于从台下来到了幕后，正式开启了她的电影剧作家生涯。

　　1946至1964年间，张爱玲总共创作出了14部优秀的电影剧本作品。早期，她为电通公司创作了《不了情》（1947年）、《太太万岁》（1947）、《哀乐中年》（1949）和《金锁记》四部剧本，而前三部均由导演桑弧指导拍摄。两人之间逐渐形成的 “桑弧-张爱玲”合作模式在当时也反响不俗。

　　之后，拜至交宋淇（林以亮）先生所赐，张爱玲来到了香港继续她的电影剧本写作事业。宋淇本是张爱玲诸多忠实读者中的一位，两人在香港相遇之后一见如故、交谈甚欢，恰逢彼时宋淇在香港电懋公司担任制片主任，机缘巧合之下，他便促成了张爱玲与电懋公司之间的合作。九年之间，张爱玲为电懋公司写作了九部作品，而这一阶段，由于她对于电影语言和编剧手法等的了解变得更为丰富，所以创作出的剧本也显得更加成熟了。从1957年的《情场如战场》开始，她继续发展和完善着自己爱情喜剧的创作基调，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香港现代都市电影的题材发展。

　　从张爱玲个人研究的角度出发，她剧作家的身份其实在学界始终缺乏讨论。这一方面是有部分学者认为电影艺术不比文学，终归还属于大众娱乐而不是艺术的范畴；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张爱玲后期从影与其卧床病倒的第二任丈夫有关，家中经济状况不佳而不是对电影的真正热爱才是她创作剧本的真正原因。

　　但是，无论学界如何评价，张爱玲剧本作品中的含金量都不容忽视，这位曾被著名剧作家洪深预言将会成为国内“最优秀的高雅喜剧作家”的人，早已在早年的中国电影史上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深扒两次“张爱玲热潮”的成因，除去她自身传奇命运和作品中的独特魅力之外，时代这一因素其实也不容忽视。

　　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的影响，那时的上海整体呈现出了一种“低气压”的政治文化环境。但越是沉重人们就越渴望自由、束缚越是严重人们就越希望看到曙光——在这样的情况下，横空出世的张爱玲用自己的笔墨为人们书写出了这份希望。在她的作品里，人们终于不再看到战争和死亡，那些对于女性细致入微的描写和琐碎日常片段的截取使得人们重新找回了生活中的平淡之感，自此，这种真实、简单的人情味使得张爱玲被推上了文坛宝座，而第一次“张爱玲热潮”也就应运而生了。

　　战争结束之后，人们重新归于平淡的生活使得张爱玲的作品也跟着散去了几分光辉，而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末才又有所转变。

　　上世纪末期，学界对于张爱玲作品的研究已经融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潮，而1995年，随着张爱玲的离世，她的生平事迹也开始与作品被互相捆绑在一起、共同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自此，大量作品被再版，一部又一部的张爱玲传也应运而生，这位传奇作家再次以十分直接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主流视野，重新呈现出了她的辉煌一面。

　　另一方面，自九十年代起，中国的消费文化浪潮逐渐崛起，严肃文学开始显露出跌下神坛之势，但当时，仍旧匮乏的其他文化娱乐生活尚未跟上、大众的需求不能被完全满足，因此，被时代洪流所挟裹着的人们开始倚靠自己的记忆去获得一种心理上自我认同——就这样，一股怀旧风波诞生了，而张爱玲小说中那份对旧上海冷静且苍凉的回忆，也刚好顺应了电影领域所追求的这种怀旧。

　　悉数张氏作品的改编之路我们便不难发现，在2000年之前，张爱玲的作品在香港就四度被搬上大银幕，许多导演，如改编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关锦鹏等，都曾执着地寻找着文学作品中有关于旧上海的记忆与影响。就这一点而言，张爱玲实在是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

　　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这一次的热潮之中，人们开始更多地着眼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视角与情感冲突。尤其是在女性主义话题地位不断上升的现如今，张爱玲的许多作品都被再度拿出来进行改编和讨论，尤其是电视剧，近年来，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改编电影的数目。

　　作品被广泛传播自然是好事，只不过，在越来越多不同版本的改编作品走入了人们视野的同时，被诟病和质疑的部分也在随之不断增多。

　　在消费时代，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许多影视剧过于关注张爱玲作品中的情感与纠纷，从而导致原著故事被进行了表层化与庸俗化的改写。其作品中原本的悲剧性被消解，文字中附带着的时代精神和意味也全部烟消云散。

　　回顾影史，可以说，张爱玲算是带出了国内第一批IP热潮的领军人物，而这种热潮直到现如今也仍未完全消褪。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作为将张爱玲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人，许鞍华导演将再次推出改编新作《第一炉香》——这是她继《倾城之恋》和《半生缘》之后第三次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电影化改编，而这一次，许鞍华对原作进行了大幅改动，希望透过摄影机与大银幕与观众一起共同探索张爱玲的情感与创作。

　　一直以来，学界始终有人将张爱玲的电影世界称作是其文学世界的延续与再生，但事实上，无论是单纯为影像作品提笔抒发的氛围营造、还是经他人之手改编过后的视觉化呈现，张爱玲的电影世界都有着一份独属于她的力量与味道。

　　现如今，虽然年轻一代对于张爱玲的了解比起前人来说会有所减少，但作为一位百年不遇的奇才，张爱玲笔尖之下的韵味与其呈现在荧幕之上的魅力都终将不朽。

　　3. 《商业语境下的个人性书写：张爱玲“电懋时期”剧本研究》作者：蒋瑷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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