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刘家俊：生存论视域下西方现代性危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选择字号：超大标准 dzgoadmin 发布于2022-09-22 属于搞笑笑话栏目 0个评论 29人浏览

　　现代性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呈现出现代人生存的事实状态。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纵深发展，资本主义开启并主导的西方现代性进程业已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景观，而内含于现代性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相应地扩大为全球性问题。西方现代性制造了人类生存发展的风险威胁和安全危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区域性战争此起彼伏，、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生态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生存论视域下，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危机。所以，根除西方现代性痼疾、克服现代人的生存危机、探索新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必须回答的重要且紧迫的时代课题。为了应对这个时代主题，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化解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马克思现代性方案的当代实践，它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未来进路指明了方向。

　　资本主义的世界普遍交往史，以及由此开启的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既是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史，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语境，更是现代人生存的既定条件和事实。马克思认为，资本性是西方现代性的实质，其形成和扩张既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是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和展开，还是形构现代人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的本质力量。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交往形成全球化的内驱力。一方面，西方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进程，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被全球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世界普遍交往表明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呈现共同体化的趋势，不同地域空间、文化语言、环境社会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现代性变革。

　　现代性已成为划分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的历史判词，它“在内涵上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是与传统社会相区别的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哈贝马斯认为，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是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的分水岭。这意味着“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标志着“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的到来。18世纪启蒙运动，现代性成为“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现代性的两个核心要素是现代理性和资本逻辑，现代理性是资本主义形构现代社会的观念力量，资本是形构现代社会的物质力量，二者共同成为现代人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的核心动力。

　　在强调个体原则的基础上，现代理性重新定位了人生存于世界中的地位，对宗教礼法的权威性与自然宇宙的神秘性祛魅，宣扬理性和主体性的光辉。在价值方面，人的个体性主体地位得到了高度认同。现代理性建构了西方社会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在内的现代价值观。现代价值观赋予人以生存意义，使人的生产和生活具有了历史性的内生有机性与内在活动性。在认知方面，现代理性驱逐了蒙昧之迷雾、高扬了主体意识，以知识为力量、以科学为工具，重构人对世界的认知图景，重建人与人交往的社会秩序。科学知识以个体理性为核心构筑自身的逻辑体系。由此，现代理性确立了人独立于自然和上帝的“类”意识，确认了每个人自身应有的价值、尊严、人格、自由。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就是社会现代性的展开过程。所以说，规定现代人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的精神特质正是现代理性。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展开是人类社会资本化的过程，资本主义催生了现代理性。因此，现代理性服务并服从于资本，现代理性秉持的价值观念和认知体系在于满足资本逻辑的需要。资本主义既是以个体竞争（市场机制）和物化理性（资本增殖/经济利润）为根本逻辑的制度安排，又是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制度。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制度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首先，资本主义所需的自由劳动力，是从封建宗法生产关系中解放出的农民（农奴）、手工业者以及大量的无业游民，他们基于契约关系与资产者订立看似自由平等的合同，出卖自身劳动力，由此封建臣民变成了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法规定下的市民。其次，经过新大陆的发现而形成的世界普遍交往体系，通过刺激全球性的经济贸易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向现代大工业的转变。最后，现代理性的认知体系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理论上和技术上的智力支撑。没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世界普遍交往；反之，没有资本主义的需求，也不会有现代理性的觉醒。

　　要求就生成的事实而言，现代性的世界性展开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性结果，资本主义形塑现代社会的要素就是现代性生存的要素。正是在资本这一物质性核心力量的驱迫下，现代性从一诞生就呈现为全球化运动。也可认为，全球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生成展开的重要内容。马歇尔·伯曼谈到，“所谓现代性，也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人现代性生存的一种境况，全球化是现代性的运动方式，是资本主义世界交往的普遍化或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驱迫下，传统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不得不进行现代性的格式化改造。资本所到之处，势必“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种始于资本主义的西方现代性，便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的普遍事实。资本主义的世界普遍交往超出了文化的、国家的、民族的、地理的藩篱和限制，将现代性的所有内容和要素扩散至全球。

　　虽然人类生存史就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交往史，就是不断突破狭隘孤立的地方史而生成的世界史，但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只有在人类生存共同体化趋势呈现后，才能“事后回观”人类在世界普遍交往中生成为世界历史的运动规律，因为这一规律并非事先既定。历史表明，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开启了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化运动，这一运动便是西方现代性的兴起和全球化扩张。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性的生成以否定的、抽象的、虚无化的形式启动了人类生存共同体化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交往的全球化使人生存的“类”本质世界性地普遍展开。

　　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得以可能，是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即在生存论意义上，人成其为人的“类”特性和“类”规定本身就是共同体性质的，人生存于公共生活的相互关系之中。作为“生存者”的共同体形式只是人“生存性”的经验表象，人类世界普遍交往的经验事实只不过是人生存本质的必然外化。在性质上，共同体化不是外在建构式的主观努力，而是人为了生存的自在或自觉的历史活动，是人生命存在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展开。一方面，人的生存是以相互关系即对象化为条件的；另一方面，这种条件是人生存的内在要求。费尔巴哈式的生物学个人并不构成生存论意义上的人。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发生之前，人的生存状态可被划分为三种形式：个体直接“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的部落共同体；以“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共同体；依托于乡村宗族和宗法形成的封建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具有直接性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这三种形式的共同体都具有自然性质，直接性表明了人生存的共同体缺乏内生的有机性，所以，自然共同体表现出自给自足的、封闭孤立的静止状态。依附性以“原始的丰富”彰显了人生存的真实状态，同时包含着人生存的共同性规定和共同体化要求。生存论的辩证法在于打破人生存共同体自然性质束缚的力量，形成人自然共同体的本质规定——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人的劳动促成了人生存共同体化的社会状态，为人生存的普遍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人只能以劳动的方式生存着。在一定意义上，世界普遍交往的展开、西方现代性的生成、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交往的全球化，都可以在人的生存、存在机理中得到根源性解释。

　　自然共同体束缚着人的内生有机性和内在活动性，前现代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未能释放人的主体性力量，人生存的共生性关系被遮蔽了，作为人生存之基本方式的共同体，只是一种隐匿规定和抽象原则，而其具体的展开则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和西方现代性全球化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分水岭，在此“发现”了现代人，新大陆的发现又使得世界普遍交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在观念上，自然共同体瓦解于“现代人的发现”。现代理性启动了人应有的内生有机性和内在活动性，促使人生存共同体化的隐匿性规定成为现实，解放了人的个性和权利，赋予了主体灵性和能力。物质上，自然共同体瓦解于“世界普遍交往的发生”。资本无限增殖、不断扩张的性质和逻辑，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交往的世界普遍化，又必然按照资本逻辑的本质要求去建构现代人的现代性生存时空。如此一来，“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所以，在现代资本逻辑宰制下的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和西方现代性，便有了“世界历史意义”。这种意义赋予了人现代性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的历史进步性，即在西方现代性中，开始启动（生成）“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实践。

　　西方现代性的生成是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一步。但是，西方现代性有其难以根治的内在局限：使自主性变成了依赖性，使解放性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现代理性必然显现为工具理性，现代人成为工具性对象，不再是理性的目的而成为理性的手段，压抑人类自觉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由此产生压抑人类自身的“反理性”体制。因自身的结构性和逻辑性矛盾，西方现代性走向了人的反面；西方现代性在不断推进世界普遍交往的同时，也虚无了个体生存和人类存在的真正价值。

　　西方现代性的抵牾主要表现在物化理性对主体意识的全面统治以及利己主义构成公共生活的核心原则这两个方面。在西方现代性的规定中，现代理性高扬人性旗帜，却受现代资本物化理性的全面掌控，人的价值须以物化理性为中介才能展开；现代理性建制的公共生活秩序，充斥着现代资本逐利性布控下的精致利己主义，主体性的解放是通过利己主义实现的，利己主义又受物化理性的深度统治。西方现代性是现代人痛苦挣扎的生存场域，其抵牾自然也是现代人生存的抵牾（危机）。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抵牾的根源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全面掌控，使人丧失了生存自由和生命意义。主体性解放的历史内涵被狭隘化为数字计算、科学技术、工具知识，“数字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任何不符合算计与使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现代理性试图通过数字计算、科学技术、工具知识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但未能实现。人的价值、自由、尊严被降格为工具知识和科学技术，再被简化为数字计算。“现代人的发现”是借助“现代资本的发现”完成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现代科学的兴起是同一历史过程，而驱动这一过程的社会动因就是不断生成与扩张的资本。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科学技术和工具知识的目的不再是生产概念和意象，而是剥削他人劳动的方法——资本的方法。

　　一方面现代理性服从于资本逻辑，另一方面资本提供了人主体意识觉醒的物质基础。资本逻辑遵循的物化理性是隐性的工具知识。现代理性使人的自由和独立获得了空前解放，但又是以物化理性来衡量、评介人的价值尊严和生存意义，实用性、有效性成为现代人安放自己精神的唯一停靠点。人类成为“为己的存在物”，围绕自身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展开生存活动。整体来看，人是为现代资本而生存，因为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共同化社会关系（人类生存共同体）是通过商品生产及其交换而形成。在人的价值被置换为物的理性后，西方现代性越是高扬现代人的个体理性和主体价值之旗帜，就越是为资本逻辑宰制的物化理性所统治。由此可见两个显著的现代性现象：人类现代性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不断地被深度异化，随着资本主义普遍交往的世界化和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以及人生存的异化成为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线、公共生活内置的利己主义

　　西方现代性宣称，现代理性能够保证公共生活给所有人带来普遍的富足，保证公共生活成为一个合理的、道德的、正义的伦理共同体。事实上，精致的利己主义正在侵蚀现代人的公共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双重革命开创的现代公共生活中，现代人矛盾地生存着。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两重空间里，每个人都被迫站在公共生活这一共同体高度，从所谓社会—国家的普遍性、公共性、整体性利益来思考和展开自己的现代生活。但是，对每个人的真实生存而言，公共生活始终处在抽象的普遍性与崇高的超越性的位置上，它根本无法代表、更不可能实现其允诺———普遍利益的“落地生根”，那些利己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压根儿没有真正的普遍利益。公共生活的内驱机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是西方现代性“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的自家规定。主体是自我生成与自我成就的价值结构，这种结构表明的正是个体行为之“天赋”的权利和自由。主体即个体，个体即自由。“个体是第一位的，社会是第二位的，而且，对个体利益的确认优先并独立于个体之间的任何道德的或社会的纽带的建构。”对独立的现代个体而言，这样的共同体已成为抽象的、外在的、强制的、压迫的统御性力量。

　　西方现代性的抵牾已然昭示，现代理性和资本形构的世界普遍交往中人类现代性生存的共同体虽然突破了传统性的自然边界，但因其物化理性逻辑和利己主义原则，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所谓的共同利益就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利益”。在这样一个虚幻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承受着普遍的抽象性的统治，现代人成为无根性与分裂性的物化存在。

　　人类现代性生存的共同体化是被资本逻辑所宰制的，与此同时，资本逻辑也遮蔽了共同体内部相互间的真实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中，现代人的虚构的生存共同体是一座无法通达彼岸、不能透视历史的生存之桥。现代人是悬空于这种“现代性之桥”上的移动浮标。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工具知识和科学技术，造成了人类现代性生存共同体的超现实化。陷困于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境地的现代人，成为游荡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立存在，公共生活的内在价值和内生意义于现代人而言荡然无存。

　　人类生存的无根性实质是现代人生存的虚无主义。资本逻辑掏空了人类生存所赖以维系的本真性的公共生活。被抽象泛化的空洞主体脱离了真实意义的生活世界，被迫原子化和碎片化的如同行尸走肉的现代人生活在虚幻共同体中。工具理性把主体变成了空洞泛化的抽象物，本应丰富多样的日常生活被“祛魅”为追名逐利的买卖。现代人普遍不愿关心也无力关心自己生存的深度意义与生命的崇高价值。物欲、虚荣、苟且、狂欢、无聊且千篇一律的个性，不过是人们掩盖其无意义人生的遮羞布。这意味着现代人的生存丧失了应有的内在感。在“百年孤独”的存在性焦虑中，人们失去了扎根生活的能力，成为追逐浮华的“无根基的精神漂泊”。“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是故，现代人生存的风险与日俱增，无法在变动不居的现代公共生活中找到诗意栖居之所，只能走向孤独与冷漠的深渊。

　　主体即个体原则使“整个生活关系系统”陷于分裂，分裂性是现代社会的醒目标志。现代世界是分裂的，现代人是分裂的，人的现代性生存（生活）亦是分裂的。作为西方现代性抵牾的必然表现，分裂蕴含于人现代性生存的悖论之中。共同体本该是人类“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但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中人生存的共同体化是以现代人公共生活内部同等程度的分裂、异化为条件的，是被资本的工具理性、现代理性的利己主义中介的。现代条件下的生产活动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前提，极大地弘扬了人的个体主体性，但随着原子式的个体主体性的过分强调和极度张扬，人“类”存在本质的共同体属性逐渐被遮蔽和隐匿在人“类”活动的规定之外。现代生活越来越呈现为碎片化景象，而现代人也在同他人、同共同体的分裂中走向变异，走向与自我分裂。

　　首先，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但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自然仅仅是用于资本积累与增殖的资源库和商品库罢了。自然对人而言应有的那种生存论意义，被物化为简单的利润来源。同时，现代理性强调的主体至上和人类中心主义，将现代人陷入物我二元的分裂境地。借助工具知识和科学技术，现代人正在不计代价地索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毁灭自己生存的最大共同体。其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裂。在社会关系性质上，西方现代性抹平了传统人之间的纵向等级制度，随着资本主义普遍交往的全球化，把人类生存共同体打造为相互对立的资产者和无产者两大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为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抗为基础的剥削关系和竞争关系。剥削关系造成了国家、民族、地区间的冲突；竞争关系破坏了无产阶级、市民社会、公共生活等内部的共生关系，让每个现代人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使得人与人关系异化。最后，人的自我分裂。现代人的自我分裂集中在两个方面，自我存在的精神分裂和自身劳动的物质分裂。现代人的生存目的与生存手段相颠倒，本质规定同对象活动相背离，每一个现代人的存在都是片面的、残缺的、异化的、扭曲的。

　　面对西方现代性抵牾、人类生存共同体虚无化的现代人的生存危机，西方学界和马克思给出了不同的理论回应。西方学界选择了补救性质的文化批判，马克思则在批判性重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给出了人类社会通向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真正共同体”的现代性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马克思现代性方案的当代实践，是破解西方现代性迷局的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有丰富的实践基础。

　　“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正在不断地敲击启蒙理性的幻梦，催促着人们正视启蒙理性自身的内在矛盾。”深陷于西方现代性危境的现代人，正在努力探求自救的方法路径：一种是文化补救方案，其缺陷是未超脱西方现代性的逻辑窠臼；一种是历史批判方案，其优势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辩证否定西方现代性的逻辑规则。西方学界和马克思重构人类现代性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的方法路径，可谓高下立判。

　　西方现代性的方案设计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完成的同时，浪漫主义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救赎”途径让现代人摆脱物化理性的压迫。同现代理性相反，浪漫主义以情感、想象等非理性因素为武器，讨伐数字计算、科学技术、工具知识的集权统治。马克斯·韦伯把审美现代性视作现代人冲破工具理性统治、获取真正自由的重要途径；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救渡现代技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解蔽受形而上学渗透的现代技术，只能在艺术中完成；马尔库塞明言，艺术能够弥合技术理性过度发展所致的对个体生存自由的压制和人性分裂，因为“人类所拥有的非攻击性的、爱欲的和感受的潜能，与自由的意识和谐共处，致力于自然与人类的和平共处”；德里达通过“延异”的文本策略消解“启蒙理性原则”即以语言中心主义为其特殊形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故，西方学者化解现代性全球化危机、祛蔽人类生存共同体虚无化困境、重建世界公共秩序的思路，都遵循着反思现代性的文化路径之传统，其中尤以哈贝马斯、福柯、亨廷顿的方案设计为时代典型。

　　首先，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方案。哈贝马斯指出，现代人的公共生活受工具理性殖民的根本原因是科学技术的反思意识范式特征。交往理性可在利己的、分裂的陌生人社会场域中提供真实的共识语境，搭建主体间有效的沟通机制，促成现代理性从工具理性化、物化支配转变为公共交往中的相互承认和互相理解的关系，因为，“主体在他们的表达中总是与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因此，他们预先设定了一种形式共同性，使之成为沟通的要素”。其次，福柯在文化修补路径上另辟蹊径，力图以“话语共同体”来消除现代人面临的现代性矛盾。他提出了“话语共同体”界限内的主体限度概念，通过强调“话语共同体”的界限意识来规约人的举止言行，通过建构人类生存共同体的话语秩序来削弱工具理性的消极影响，并将工具理性置于“话语共同体”之下，前者服务于后者。最后，亨廷顿直言，人类生存共同体面临全球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多极化的文明冲突。他认为，只有以欧美（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才能带领人类走出文化冲突危局，故全力倡导和积极推动“大西洋共同体”构想的实现。

　　马克思颠覆了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批判传统，跳出了西方现代性的逻辑窠臼。依马克思观点，西方现代性抵牾和人类生存共同体虚无化的病根在于资本主义，资本逻辑是西方现代性的第一原则，其实质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把个体变成自由的劳动力商品，侵蚀了个体的主体性，使现代人成为资本的奴隶和仆从。资本在把人从封建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其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又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尖锐的全球性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对抗。可见，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及其呈现的现代性，理解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一种历史形态和历史环节，并把扬弃现代资本、批判西方现代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用历史发展的观点解剖西方现代性的历史阶段性质。

　　劳动是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结构和分工体系的根本性历史力量，带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普遍交往，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由此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现代性生产分工形成资产者和无产者两大对立阶级。两大阶级内部与阶级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是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生成和展开的，“市民社会共同体是现代性得以生发的历史性场域，它规制了现代政治的基本主题和核心理念”。诚然，现代人在其生存共同体即现代市民社会中遭遇了唯我独尊的“极化”和相互摩擦的“分化”，但是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现代市民社会，昭示了人类事实上的共同体化进程，提供了奠立于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人类世界联合的经济基础与物质条件。马克思坚信，推动人类从传统性的自然共同体进入到现代性的抽象共同体的劳动，必然促成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交往的解体，并彻底瓦解现代性的抽象共同体。西方现代性抵牾和人类生存共同体虚无化的根源是资本对现代人劳动及公共生活的抽象统治，在社会生产力炸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必然结果。摆脱了资本物役统治的人类获得了真正自由和解放，“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自由的、普遍的、自觉的劳动生产及其交往是人类生存的真正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生存、全面发展得到了充分体现，人的本质规定得以充分展现。

　　现代性既是现代人生存的事实状态，也是现代人生存不可弃绝的一项未竟事业。人类不能简单地抛弃现代性回到蒙昧孤僻的自然共同体状态，而是要开辟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生存状态的全新的现代性道路。这条道路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以来虚无化的现代性生存共同体的积极否定，能够为人类开创出更好生存的下一个历史阶段，是西方现代性抽象共同体和自由人真正共同体的中介环节。

　　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方案的当代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高扬人类的共同价值，秉持不同于西方现代性且又历史地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原则和内涵规定。

　　第一，以人为本的生存价值。生存价值本应是人的基础性价值，但西方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却是资本逻辑及物化理性。以“物”为本的价值原则是导致人类生存共同体虚无化的根本原因，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开创的西方现代性的“物本主义原罪”。以资本为驱动力的西方现代性唤醒人主体意识的同时，也让现代人处于工具化的困境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以人类为本的生存价值，从全人类的整体、根本、长远之生存价值着眼，而非计较局部民族国家或部分人口的特殊利益，“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西方现代性内在界限的超越。

　　第二，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人的发展价值与生存价值是内在同一的。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价值以资本积累（经济利润）为宗旨，颠倒了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手段———人的生存本身成为资本积累（经济利润）的手段，生存价值屈从于单纯的经济效率。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所到之处盛行着物本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势必造成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的普遍分裂。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了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价值观，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共同进步的发展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狭隘的发展观，消除人类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的剥削事实，让全人类共同享受发展成果。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现代性抽象共同体内在悖论的超越。

　　第三，“五位一体”的科学内涵。（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前提。人生存于自然之中，同自然进行物质资源、能量信息交换，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构建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否定世界普遍交往活动本身，而是要将世界普遍交往活动从资本逻辑中剥离出来，在此基础上“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形成“经济共同体”。（3）资本主义普遍交往、西方现代性的世界化、全球化始终伴随着奴役、屠杀、压迫等野蛮而血腥的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文明立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推动文明的开放性，主张文明的互补性，它是一个“文明共同体”。（4）普遍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超越了民族国家局部安全，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单边主义、反对以邻为壑的片面安全观，是立足于人类普遍安全的“安全共同体”。（5）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责任共同体”。克服人类生存的全球危机、开展全球善治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家组织和国际组织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实体。这是对西方现代性抽象共同体内在矛盾的历史超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在理论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界限，而且在实践上回答了人类发展何去何从，“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有关人类命运的系列基本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既是对人类生存发展之历史规律的顺势而为，也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的中国实践，还是对人类现代性生存方式和生存境况的一次根本的历史性变革。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力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是中国关怀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应有贡献，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第一，中国正在充分利用自身发展的经济政治优势，努力帮助后进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其整体的、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转向。西方现代性全球化造成的人类生存共同体虚无化的表征之一，是不平衡的现代性世界普遍交往结构。如果没有实现占人口多数的后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事业，人类生存危机就不能避免，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可能实现。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帮扶后进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现代性殖民是马克思现代性方案中国实践的首要内容。中国积极走向世界，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包容开放的原则基础上，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丝路基金”等项目，让世界各国尤其是后进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顺风车”。

　　第二，中国正在努力同世界各国开展平等的广泛合作，努力构建一个双赢、多赢、共赢的更加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资本主义世界普遍交往形构的现行国际体系便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榨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并获得经济利润，被压榨剥削的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生活深陷苦难泥潭。事实上，这是造成人类社会内部贫富分化、地区问题、、生态危机、文明冲突等系列危机的缘由。所以，以人类的生存和存续为本，促进各个国家彼此关切相互利益、互相帮助共谋发展，搭建全球性议题的共商共建机制、合理国际性权利责任规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内容。

　　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中国全力推动建立区域和国际间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通过建设亚太经合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参加亚信会议和G20峰会、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系列举动，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等领域展开广泛深度合作，促进世界的全面均衡发展，切实推进人类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事业，主动参与国际事务讨论，积极参加国际秩序建设，为后进发展中国家和全体人类存续争取更多利益，不断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度，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实现个人自身和人类全体的美好生活。（作者：刘家俊，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宁夏社会科学院期刊中心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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