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似乎是一个“身份复杂”的人。他是作家、主持人，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同志”、不屑成人世界的“少年沙文主义者”……没有人可以像他一样，悠游于各种极端不同的定位。才子兼顽童的形象、不按牌理出牌、嬉笑怒骂中夹带批判的风格，让蔡康永三个字成了“另类”、“颠覆”的代名词。
当交流真的开始，我们却发现蔡康永是一个披着“复杂”狼皮的“简单”的羊。或许不用“简单”这个词，用“真实”吧。他“不跟三四十岁的人混在一起”、不认同主流价值观、带着“轻微的厌倦和虚无”观察生活，观察人、在访谈节目中将明星还原―――那些平时看来金光四射不可亲近的“类神”生物，到了他的节目里，都做回了活生生的“人”。
因为真实，才更接近诚恳，也因此有了一种赤子般的“简单”。我们见多了那些人前光环罩身，人后私心重重的名人、成人们，忽然看到这样一个锐利、聪明、叛逆、清醒的人，怎能不喜欢他、看他的节目，甚而接受他的影响？
蔡康永对做电视的态度和原因很坦率：第一、它有影响力。第二、有钱，然后，有成就感。
蔡康永对记者说，自己只和小S是比较好的朋友，和她的姐妹淘在一起玩得比较少。
经历：曾任世新大学讲师、电影编剧、台北之音电台创意顾问、《GQ》杂志总编辑、网可可流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主持电视节目《翻书触电王》、《观点360》；主持广播节目《台北黑眼圈》、《蔡康永台北秀》。
蔡康永：你知道现在台湾的电影环境不好，更可怕的是它的恶化刚好是从我回台湾开始的。台湾有个大导演侯孝贤说过，讲故事是非常快乐的，但要把故事变成电影，最终放到大银幕，这是非常难的，中间会打很多折扣，有时候一个东西谈了两三年都谈不妥。而我自从进入电视界以来，好像慢慢习惯了这里的节奏，电视是很快的，影响力方面比电影要快，白天我们录制的节目，晚上基本就可以看到效果。
蔡康永：其实我一直不太怕上台的事情。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班长、学生会主席，经常会被派去参加演讲、演出等等比赛，而且小时候还唱过京剧，对舞台的感觉很熟悉。在《康熙来了》里面，我很容易就驾轻就熟了。而且我本性是喜欢人的，喜欢研究人。
人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常常会给很多陌生人编故事玩。比如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我看到车窗外第10根电线杆下站着一位穿红衣服的老头，那说不定5分钟后我就能以他为主角编出一段传奇。当然，也不是什么舞台都适合我，比如让我做一些智力竞猜和寻宝的节目，我就肯定做不好。记得我曾被吴宗宪强烈要求参加他的《天才GoGoGo》，那次虽然表现不错，但私下我感觉很不舒服。
蔡康永：我觉得我完全不会演戏，每次在《康熙来了》配合小S临时演些场景我都要尴尬死了。我可能比较适应一些规格化、程序化的表演，比如京剧什么的，那都是规定要的段子。如果真要我去演电影，表演真实的东西，那我起码要进正规学校，学习3个月。我发现其实很多节目中，不少主持人是用表演的，比如《全民乱讲》，每个主持人都在演，比如扮演不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什么的。
蔡康永：我是个比较真实的人，我的内心一直对“大人”的世界存有叛逆的因子。虽然我也是大人，但我对抗大人，抵抗他们的世界。（为什么？）我觉得大人的世界给年轻人带来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逼人成功。世界上多数主流媒体都在给有钱人做着种类繁多的排行榜，比如100大企业家、500大富人等等，其实这种做法是很可笑的。我知道其实很多“100大企业家”是很不快乐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快乐和幸福作为指标做排行榜呢？好像只有这些人是值得活的，其他人都是垃圾。电视很容易就传递了过于主流的事情，让观众很容易就被催眠。
蔡康永：我所说的懒散是针对《康熙来了》这个节目来说的，是一个比喻。其实在《康熙来了》播出之后，很多类似节目都打出口号说要让收视率超过我们，打败我们什么的，我和小S从来就没有要求应战过。我们不是神仙，是能接受失败的事情，如果真的要作战，也是且战且走。录节目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要打败谁，也不觉得《康熙来了》是惟一的成功节目。不是说电视节目成功了，我们就凭着这种名气出书、做广告、出唱片什么的，更不会因为《康熙来了》成功了，就让我和小S去开很多电视节目，我和小S都懒得去理会这些事情。
蔡康永：我现在每周有一天的时间录《康熙来了》，一天的时间录《两代电力公司》，其他的都是周播节目，因此一个礼拜工作3天，还算轻松，不敢有什么抱怨。我一直告诉自己做电视要清醒一点，现在很多明星包括主持人，一旦成名后就喜欢对很多东西发表意见，我觉得没必要这样。电视是很容易让人得到名利的地方，越是这么容易得到就越要让人们清醒地对待它。
蔡康永：应该是《两代电力公司》，我觉得这个节目比较真实。《康熙来了》里的人多是明星，明星有光环，他们都是生活在云端的人，很多的东西都被放大了。比如一个普通人失恋五六次没什么大不了，但明星失恋一次就可以大书特书一把。
蔡康永：坦白地讲，有点做无用功的感觉。在电视上做读书节目其实是个无奈的选择，如果真有心读书的人是不会有时间看电视的。为什么节目叫做《今夜不读书》？正是想告诉大家，真正的好书不能在电视这个肤浅的媒介里面找。虽然我做着缘木求鱼的工作，但尽量做一分算一分吧。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写介绍书的书吗？他们把《战争与和平》、《红楼梦》等一些经典的词句摘抄出来，放在书里面，看过那种书的人，不一定能对名著的全貌有了解，但起码会知道曹雪芹、托尔斯泰是什么样的人。我的《今夜不读书》功能也在这里吧。
蔡康永：当然是比较有个性的，比方说在“四大天王”里（除了我没见过的郭富城以外），我比较喜欢张学友，他的个性明确一点，具体地讲他是比较接近生活的人。而黎明、刘德华就太像明星了。当然对那些纯粹的明星，我也会有着和常人一样的好奇心。
蔡康永：我不能把八卦说得那么不好。我觉得现在的传媒里，如果能做到讲3个八卦，再讲1个正常的，就很好了。八卦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打个比方说，一个女明星的母亲离婚了，如果她不愿意讲而媒体逼着她讲，这就是八卦；而她主动讲母亲离婚的事，并且说母亲的离婚对其人生有什么影响，这就是个很好的访谈。现在台湾的八卦问题不在于多与少，而在于太肤浅。比如林志玲这次坠马受伤，媒体一直在追问她有没有整形的问题，这真是太无聊。所谓八卦不八卦重要的在于水准问题，而不是有和无的问题。
蔡康永：你知道，那次是个意外。别人问我的时候，我肯定要讲，我只是不希望撒谎罢了。当然我也因为有空间不撒谎―――如果是一个上班族承认了这样的事，或许会危及他的工作。虽然老板表面上不会说什么，但他很有可能会失业。所以很多人是负担不起说实话的，我只能说我的处境好一些。当时我在电视上说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基于我对台湾的认识：我相信这个社会能容纳我。
况且我不是偶像剧的男主角，不需要处处维护自己的感情形象，只要你好好主持，让节目收视率高，观众一样会买你的账。你看吴宗宪这么多的绯闻，但他的节目收视率同样居高不下。我只能说，我让自己的男友曝光，绝对不是一种勇气，而是一种运气。
蔡康永：应该说我们家是某个阶层的上海人，继承了一些中产阶级上海人的特点。比较多体现在应酬方面。比如台湾一个明星大饼问我“为什么不愿意对观众讲，来让我们看一段VCR”？我就觉得奇怪，观众为什么要学VCR这个单词？这本来就是制作单位内部的一个工作程序，为什么不能说“我们来看一段录像”？太多的人喜欢把厨房里的东西拿到桌面上来，比如现在很多台湾主持人喜欢对着镜头外面的人说些什么，比如对摄影使个眼神什么的。在我的家教里，这好比就是“端菜的时候把炒菜的锅一起拿到饭桌上”。这种风气如果是个人癖好倒无所谓，如果形成一种电视主持风格，那应该是很可怕的。
还有，很多台湾家庭用的是日式榻榻米，他们会要求客人换鞋，我们家就很讨厌让客人换鞋。不能让客人配合把你家保持清洁，清洁应该是主人事后要做的事情，客人来了就应该让他感到舒适。我们家经常会来些女士，她好不容易打扮漂亮，穿着高跟鞋，你非要她脱下来，这就有损客人的光彩了。
蔡康永：那要看你怎么定位自己的人生了。比起别的作家我可能更会做电视。比起你们内地很多大作家，其实我出的书并不算多，观众硬要把我当成一个文化人，可能是因为很少在电视里看到我这样的主持人，才有这样的说法。至于会不会“屈尊”之类，肯定没有，要有的话我早就滚蛋了。我从入行开始就没有人“欺负”过我，一般在电视界新人都是要遭受挤压的，如果我有读书人的心高气傲被打压的话，可能我很早就泄气了，也不会有今天。
我做电视的第一档节目就是访谈，就很适合我的个性。还是那句话，我很享受电视所带来的那种快速的影响力，早上做的节目晚上就能有效果。比如我会在《真情指数》中介绍书和介绍电影，但这种介绍肯定赶不上在《康熙来了》中的介绍；当然在《康熙来了》中我也只是一个月左右才来一次这样的介绍。
其实我有很多文化圈的朋友，他们都在感叹，靠传统方式传播文化太难了，费了很大的力气都上不了报纸，而我只需要在《康熙来了》轻轻一说，效果就很不错。其实文化圈的朋友都在监督我的言行，我希望这种传播是一点点的。
蔡康永：现在的我可能觉得电影没那么难弄了，毕竟你有了名气很多人就会相信你，你现在给人讲故事很多人愿意听。我当然会有可能回到这条路上来，不会浪费现在的运气。我想我还会忍受电视三五年吧，到时候我就会回到写作和电影创作上去。
都说蔡康永很乐于和内地媒体打交道，但在和他约好电话采访后，我仍然是紧张的，我怕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用。蔡康永很准时地打来了电话，和在电视节目中一样，轻柔而又流畅的表达。蔡康永是聪明的，他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然后又能举出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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