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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对你的人生意味着什么？被中国粉丝称为“崔娃”的特雷弗·诺亚心里，笑声是一种魔法，“因为笑声，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我想这就是我如此热爱喜剧的原因，它帮助我的家庭渡过了各种各样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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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全世界大概只有特朗普，能把全球流行病的新闻发布会，变成一场关于种族歧视问题的争论。”
看完特朗普使用“中国病毒”的发布会后，被中国粉丝称为“崔娃”的特雷弗·诺亚在第一期宅家版的《每日秀》（The Daily Social Distancing Show）里这样说。
在昨天有议员被媒体指责知晓疫情并提前抛售股票后，特雷弗讽刺他们“好像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在撞冰山前，就穿好了救生衣到处逛”。
就像文章一开始提到的，他也经常怼特朗普。调侃总统在发布会上的表现，“要是他对此（新冠事态）一无所知还上台演讲个什么劲儿。”
他曾经回忆刚接手《每日秀》，曾经惶恐不安，因为觉得日播新闻节目太荒唐了，“哪里有那么多值得报道的新闻事件？”直到特朗普出现……
“我以前喜欢看喜剧节目，看到片中角色不断地做出那么多蠢事，你就会想，现实中哪会有这种人。而特朗普，就是有办法每天制造出丑闻事件……有时候我感觉已经跟不上进度了。”
看到还有很多美国年轻人，跑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滩上度假，不仅不戴口罩，聚集程度也令人咋舌。
特雷弗也操碎了心。“新冠病毒就是疾病届的哈维·韦恩斯坦，他（侵犯你）不会征求你的许可。”
这些结合时事的段子，让特雷弗演绎得妙趣横生，成了大家最近的“欢乐源泉”。
事实上，在2015年接任每日秀主持人后，他就凭借自己的幽默和魅力将这档节目又带上了一个高度，产生了不少出圈的内容，比如说关于种族。
对于喜剧人来说，聊种族问题是一件不太讨好的事情，稍显激进，就有刻意政治正确之嫌，不如讲讲荤段子，或聊点鸡毛蒜皮，但特雷弗很少讲得让人讨厌。
“人们总是在媒体和社会中被贴上标签，中东人做了什么，他们是；黑人做了什么，他们是有帮派的，他们是暴徒；说黑人喜欢犯罪；不，黑人不喜欢犯罪，黑人跟大家一样憎恨犯罪。你必须看行为，而不是看肤色。”
这种看似很政治正确的话，换别人或许是名利场里打滚的万金油，但是在特雷弗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早就因为“种族原因”被社会贴上了特别的标签。
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特雷弗，童年正逢种族隔离制度极为森严的年代，不同种族同处一室尚且敏感，跨种族的结合自然更加为人不齿，甚至视为犯罪。
特雷弗的母亲帕特丽夏是黑人，有科萨和犹太血统，而父亲罗伯特是瑞士籍德国人。按照当时的《背德法》，他的父亲应当面对5年的牢狱之灾，母亲也难逃监禁。这也是他的自传《天生有罪》（Born a Crime）题目的出处。
因为父亲是白人，可以逃离惩罚，搬回瑞士，所以特雷弗由他的母亲和外祖母抚养长大。
“大多数孩子是他们父母的爱的结晶，而我是我父母犯罪的结晶。我唯一能和我父亲相处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如果我们去外面的话，他就得到路对面走。”
在童年的经历里，特雷弗见证了种族差异下的种种社会怪相：白人占据大量土地，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黑人社会地位低下，难摆脱被歧视和压榨的命运，他夹杂其中，成了“黑人中的白人，白人中的黑人”，颇为尴尬。
他曾回忆，有一次去学校接同母异父的弟弟放学，弟弟一上车就不高兴，因为同学们质疑他和哥哥的关系：“特雷弗怎么会是你哥哥，你的哥哥怎么会是白人？”
弟弟无奈，只能这样跟同学解释：“好比你喜欢吃巧克力，巧克力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但总归都是雀巢家的。”
在多年后提笔写自传《天生有罪》时，他对这种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制度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种族隔离制度的天才之处在于，它能说服绝大多数人相互敌对。用隔离制造仇恨，整件事就是这么简单。你把人分成不同的群组，让他们相互仇恨，这样你就可以控制他们全部人。”
在他成长过程中，他身上一半的白人血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受到优待，但他对此并不感到舒适，人们与他之间微妙的疏离感，反而让他更加关注受到差别对待的人群。
当白人和黑人都对他表示恐惧和偏见时，他说，“我必须向他们解释，嘿，你不能那样想。你不能持有这些观点，因为你把每个人都一概而论了。”
对于歧视的敏感和反抗，在童年就已生根，后来的表演和主持工作中，他也经常利用机会去发起讨论，试图改善人们的偏见。
但千万不要误会，他并不是一个为了发声、默默立下追随喜剧事业的励志模板，实际上，他从未刻意计划去加入这个行业。
他最初不被白人社会认可，也得不到黑人社区的接纳，长时间受此困扰的特雷弗后来默默发现，幽默是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他可以通过调侃，来同更多人交流。讲述他的困惑和他的过去，成了特雷弗自我定义的途径。
后来他开始参与电台，试着做台里流行音乐的主持人，直到他22岁，那个转折性的夜晚，借着酒劲，和堂兄的怂恿，他登上了约翰内斯堡的脱口秀舞台。
“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曾经来过这儿一样。我也没有感到尴尬，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这就是我应该站在的地方。”
此时的特雷弗，终于尝到点幽默的甜头，开始把这种短效的镇痛剂，变成对抗生活艰难的一剂良药。
毕竟除了种族的标签，特雷弗的成长过程里其实有过许多辛酸的瞬间，而这些生活里的琐碎痛苦，都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为之后的喜剧生涯奠定基础。
特雷弗在个人自传纪录片里说到，自己的喜剧表演更多是关于回忆，它们都来自童年居住过的小镇索韦托，采矿业见证了它历史上短暂的繁荣，也使其逐渐沦落为贫民聚集区。
在索韦托的生活并不容易，那里的街道尘土飞扬。用特雷弗的话说，就像 “有一片乌云笼罩着这个国家”。
儿时，特雷弗要和几家共用一套院子和卫生间，房内也并不宽敞，一居一室狭窄的空间里最多住下过十个孩子，“大家就这样挤在地板或者沙发上，这太正常了，不过那时我们都很开心。”
特雷弗在南非索韦托（Soweto）的家，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和他的堂兄一起挤在沙发上睡觉
在那个贫穷不时挨饿的年代里，孩子们靠着想象力和好奇心，把那个拥挤而又破旧的小屋在脑海中勾画成另一番天地，什么都愿意尝试。
有段时间，我还挺喜欢吃毛毛虫的，就好像在尝试新鲜食物一样，但是连着吃了好几周，每天吃，天天吃，我也受不了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我咬断了一只莫帕尼虫，黄绿色的汁液渗了出来，我脑中马上想到:我在吃虫子屎。我立刻想吐。我跳起来跑向我妈，哭着说:“我再也不想吃毛毛虫了!” 那天晚上，她东拼西凑弄来一些钱，给我们买了只鸡。以后哪怕我们再穷，我们从来不会没有东西吃。”
那时的索韦托还实行着种族隔离，“有色人种” 需要在清晨离开这里谋生，长途往返，到晚间宵禁前赶回家中歇息。
作为 “肤色不正确” 的小孩，特雷弗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都是在室内度过的，他需要时刻留意，以防被政府的 “黑夹克” 抓进孤儿院。除了家里的兄弟，他几乎不认识其他同龄小孩，在书籍和玩具中，幻想着另一个世界，慰藉着自己。
作为数量众多的“南非混血儿”中的一个，在成年后遇到“同类”后，特雷弗才发现，不少人早就离开了南非。父母中身为白人的那个，会带着他们从莱索托或博茨瓦纳偷渡出去，然后他们分别在英国、德国或瑞士长大成人。这对他无疑是颠覆性的。
曼德拉当选后，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生活了。一部分曾经流亡海外的人开始回迁。我在17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回来的孩子。他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简直难以置信：“等等，什么？你意思是，我们还能离开？还有这个选项？”想象一下，有人把你从飞机上丢下去，你摔到地上，全身骨骼粉碎，你去了医院，痊愈了，准备开始面对后面的人生，然后，就在你几乎已经忘了之前的痛时，有人告诉你，有个东西叫降落伞。这就是我的感受。
就像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喜剧的内核其实是悲剧，这些苦涩的故事在日后也出现在了崔娃的脱口秀节目中，成为了独属于他自己的喜剧素材。
不过，被称赞有幽默细胞也好，被夸有语言天赋也罢，比起他本人的天资，背后更多是他母亲帕特丽莎的付出，她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
这个普普通通的南非科萨族妇女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使他一步步成为独一无二的“崔娃”。
顶着违法的罪名，帕特丽莎坚持生下孩子，她反对种族区别待遇的制度，也从不让这个制度阻碍她。
而母亲始终陪伴着特雷弗。她带领儿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贫民区冒险，给他最好的教育，让英语成为他的母语。
在特雷弗六七岁时，帕特丽莎再嫁给了亚伯，一个技艺精湛的修车工。独立坚强的帕特丽莎与亚伯渴望的温顺妻子形象明显不符，婚后俩人经常发生争执，甚至常常大打出手。
后来，变本加厉的继父向帕特丽莎举起了手枪：一颗子弹直接穿透她的臀部，另一颗打进了她的后脑，从颈部上方、头盖骨下方的位置穿了进去。
堪称奇迹的是，那颗打进她后脑的子弹，以毫厘之差避开了脊椎，以及每一根主要的血管和神经。从死亡线上幸运活下来的帕特丽莎在清醒后，反倒开始安慰儿子特雷弗：
这种豁达的处事方式给了他们笑对人生的心态，特雷弗也曾调侃，自己能成为喜剧演员都归功于母亲的遗传。“我的家人好像没那么易怒，（我们）不会很快生气，而是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嘲笑它，或者用幽默来最小化它。”
“因为笑声，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我想这就是我如此热爱喜剧的原因，它帮助我的家庭渡过了各种各样的不幸。”
种族，贫困，暴力，动乱……当他在节目中、在自传里平静而又克制地讲出它们时，命运的枷锁顿时显得微不足道。
他的自传也出现在2017年比尔 · 盖茨的推荐书单里，用盖茨自己的话说：阅读诺亚的自传《天生有罪》，我很快了解到他的这种局外人视角，是如何在他“格格不入”的人生中被历练出来的。书友们则接地气地概括，“崔娃”就是南非版《美丽人生》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合体。
你在这本书中，可以很容易理解到，为什么这个南非小伙，可以代替深入人心的“囧叔”乔恩 · 斯图尔特，成为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脱口秀节目《每日秀》主持人。
它不仅是一部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令人不安的成长史，更是所有对抗规则，试图理解自己人生的极佳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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