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灾难事件中，“心灵鸡汤”在媒体的社交网络实践中被密集生产，感动模式成为灾难报道的主流范式。媒体一方面运用“心灵鸡汤”掩盖新闻生产能力不足的窘境，另一方面通过征用国家修辞，进行灾难美学对应和情感动员，并试图进行网络空间规驯。“鸡汤化”的灾难叙事给媒体带来专业价值消解的困境，同时面临着公众“反鸡汤”行动的批评与文化抵抗。
“心灵鸡汤”在中国有受欢迎的独特社会心理基础，即它是中医原理的隐喻。“心灵鸡汤”的“配方”，是那些具有哲理的语录，励志的小故事，幽默卖萌的段子，加上绵密的煽情和抒情文风，字里行间充满了道德的自我感动。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心灵鸡汤”保持着迅猛的传播势头。不仅个人，各类企业和公关组织，还包括党政机关和新闻传媒，也纷纷加入制造“心灵鸡汤”的行列，成为在社交网络播撒情感博取注意的重要主体。
新闻媒体是现代性的产物，而理性是现代性的基础。新闻业自西方产生以来，历经煽情新闻和黄色新闻的歧路，最终确立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准则，即要求新闻媒体客观、中立、平衡和全面报道，排除情感和个人意见的掺杂。即使是面对灾难，公共传媒也应冷静叙事，立足于事实和公共理性，这是一种专业常识。而“鸡汤化”已成为各大传媒社交网络实践的主要特征，这种长于抒情感慨、拙于剖析事理、乏于事实呈现的“鸡汤”风格，已成为一种新型网络“八股”。如遇突发事件或灾难事故，“心灵鸡汤”和煽情报道更是密集生产，“感动”模式几近成为灾难新闻报道的“主流”范式，引发社会讨论和争议。
本文以新闻传媒在社交网络实践中所生产的“心灵鸡汤”及其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灾难事件中传媒“心灵鸡汤”的产制逻辑、社会基础和情感规则，以及由此激发的公众抗争性文化实践。
长期以来，灾难被视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由外在因素造成的外源性事件,而不是社会内部本身的问题。灾难多由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现象引起,但其根源却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灾难的发生、定义、解释以及控制具有社会性。因此，灾难是一个被建构和被诠释的过程，不单单关涉到一个群体切身承受的苦难，而且发展成为与其他社群相连接的公共话题。在这公共话语交织的场域，国家的强势出场往往主导着话语的范围、标准和性质，灾难叙事因而深深烙印着国家的权力轨迹。
灾难叙事不是一个独立的叙事系统，而是国家叙事的一环。由国家主导的灾难叙事侧重点在于重建社会秩序，即控制灾难带来的特殊秩序，并连接日常秩序。学者肖力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特殊秩序与日常秩序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和自动接轨的,那么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力量的展示和地位的强化。中国偏向将灾难定义为“已发生”的外源性事件，常常构建出“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侧重于对单次灾难的处理、控制与善后，倚重于国家和政府的出场，进行紧急社会动员，从而派生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多难兴邦”的情感与话语模式，而不是普遍预防与制度性应对的理性主义叙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往往构建并强力主导着灾难叙事,灾难成为不断构建与巩固国家和政府权力的因素。改革以来，面对灾难，现代国家展现出的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和宣传管控能力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并持续形塑和强化国家形象，成为国家合法性的一环。
国家对灾难叙事的主导是通过对灾难的仪式化建构完成的，而媒体报道是仪式化建构最有力的实现形式和最方便的表现形式。灾难发生的地点以及灾难发生之前与之后的时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场域，它不仅为国家及其组织提供特定的话语空间，而且还可以成为政治资源为国家及其组织所利用。在媒体对灾难的仪式化建构中，情感的唤起与规驯是微小而又重要的机制。媒体通过追忆惨状的发生和缅怀受难者，以及对英雄气质的歌颂，唤起凝聚力和团结感的产生，这种情感的共享，可以带来一种神圣感和升华感，有助于强化政治、文化或者社会认同。在媒体所建构的仪式性符号空间中，通过共同参与，共享某种文本或者符号，人们容易卷入群情振奋的情感漩涡之中，灾难所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以及灾难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感，为培植“众志成城”的悲壮情绪提供了可能空间，从而催生集体意识。仪式激发情感，而不是催生思想和资讯，在治理术的意义上，仪式比思想更有效。持续的仪式性表达和情感规驯对于稳固国家认同和政府形象行之有效。在这种仪式性建构和“鸡汤化”情感表达中，媒体引导公众将灾难客体化，并且作用于政府形象宣传时，就会寻求一种美学对应，形成“灾难美学”。
灾难事件的发生是“心灵鸡汤”生产的热点时刻。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媒体的灾难新闻生产呈现出感动模式和问责模式的分野，在具体的事件场景中，二者还形成竞争和博弈关系。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迁，在“多难兴邦”话语和维稳体制的保驾护航下，“感动模式”已逐渐占据主导位置，并固化为“悲情”和“英雄”两种叙事策略。
2014年3月的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中，灾难新闻叙事的“感动模式”发展到高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在信息混乱、新闻资源贫乏的情况下在各自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大量鸡汤文字，用悲情化的语言制造催人泪下的“鸡汤文”。有关马航事件的新闻报道变成一场强煽情弱信息含量的“审美化表达”和“精致的符号美学”，与国外媒体对这一事件的事实挖掘性报道形成显著差异。
灾难报道中媒体鸡汤文本具有某些语用规律性和模式化特征，分析这些文本的句式和结构，可以辨识出如下一些语法：
1.直接以第一人称对第二人称说话，运用喊话式或对话式句式：“我们”对“你”、“我们”对“你们”，制造一种亲密的、无社会距离的的表意方式。
2.集合概念和全称概念多，如：“同胞”“中国人”“亲人”“所有人”。这样的集合概念和全称命题暗含着群体动力学的心理基础，将情感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差异性悄然隐去，转化为集体性的公共情感，从而形成一种宏大叙事，生成情感动员的基础。
3.使用强烈的祈使句、排比句句式，频繁使用语气助词、感叹号，煽情色彩浓烈。
4.通过“祈祷”“祈福”和“点燃蜡烛”这种语言句式和宗教性话语，媒体制造一种祷告仪式空间，并在此扮演公众情感的代理人。在国家主义和集体修辞的包装下，以“家-国互释”为编码框架，媒体生产出大量辞藻华丽、感情澎湃的“鸡汤”文本。
鸡汤文本的情感是被刻意或者集体无意识地编码的，具有一定的情感规则，它连接和派生于主流媒体的社会权力关系、话语优势位置和现实目的。
编码规则之一是媒体的权力层级与情感的宏大程度成正比，权力层级越高，情感基调越宏大，国家主义色彩越强。中央级媒体是“国家级权威+国家级心理按摩”，地方媒体的情感指向多针对小人物、平民和普通人，以感悟的、治愈性的、安慰的甚至是调侃的情感类型居多。
编码规则之二是不同权力位置的媒体在情感编码链条之中的位置不同，国家级别媒体是“鸡汤”的主要生产者，而地方性媒体或类型化媒体多转载中央媒体的高调话语，生成“主导-跟随”或“主导-依附”的话语链条。
编码规则之三是情感基调的生产随着事态和情境的发展而动态调整。例如在马航失联事件的初期，鸡汤文主要内容是对亲属的安慰和鼓励，呈现为一种私人性的情感话语。而随着家属淡出媒体关注的焦点，海上搜索成为新闻焦点，中国派出海军舰队参加搜救行动，媒体的情感基调发生了国家转向，国家主义取代个体情感创伤，成为鸡汤文本的核心意义。即使在网民的批评声浪中，它们也占据着社会情感表达的优势位置。
情感动员是我国媒体组织在社会危机时刻的惯常反应，也是一种路径依赖。它根植于党的宣传工作在革命历史时期所积累的情感动员经验，也来源于过去几十年的激进政治话语和群众工作路线的延续。这种新闻抒情传统早期主要以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的形式体现，时至今日，这种抒情腔调已形成国家主义抒情和民族主义抒情潮流，经由紧密的“家-党-国”稳定结构，形成互释关系，俱成一体。遇到灾难等突发状况，媒体已经形成一套“后方悲情、前方凯歌”式的报道模式，并垄断社会情绪的表达，达到思想动员和“社会团结”。
灾难事故往往引发公众问责，继而引发怨恨、不满和愤怒，从舆情治理的角度，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将公众感情引向悲情、感动，形成和谐的干群关系和社会氛围，有利于政府开展工作，因此，情感的引导和规驯越来越成为媒体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一环。无论是汶川地震报道，“东方之星”沉船事故，还是天津塘沽化工爆炸，悲情加感动的美学叙事遮盖了“丑陋”的问责。新闻和情感混合搅拌，共生互补，建构着国民的现实感和道德秩序，并源源不断地生产集体意识、家国情怀与民族荣誉感。这种符号性运作沉淀为一套国家修辞和灾难美学，固定为中国媒体的道德语法，常常集体无意识地运作。
在社交网络空间，特别是微博这样的广场式社交空间，是去中心和去权威的无限生长的网状结构，依靠用户关系链条和信息自身结构而生成和壮大。在此空间，信息垄断权力被削弱了，公众被技术赋予质疑公权力和个人表达的机会和可能性，政治权力必须在新型空间重新证明其正当性和彰显自己的价值。在话语规则和约束性传播伦理没有确立之前，大众媒体的社交网络活动实际上处于一种实验状态和试错阶段。大众媒体在此新型空间常将公共叙事收缩为个体叙事和故事表达，通过源源不断生产“鸡汤”式新闻，收编个体苦难并遮蔽不满，消解质疑和怨愤。媒体刻意选取事实并进行象征符号的生产，将受难者摹写为“英雄”，在情感的宣泄中加以集体升华，转化为团结一致的意识和力量，在道德的集体感动中，激发行动意义上的奉献和积极参与。伴随着网民的点赞、点蜡烛、祈祷、转发和评论等微小情感机制的运转，灾难事件中的冲突和权力关系被隐匿和润滑化了。当心灵鸡汤成为自然化了的操作常规，网络空间的“和谐”就转换为权力目标和话语规则，在集体点赞的道德优越感面前，“问责”、不满和愤怒成为负面情绪和不和谐“噪音”，意识形态就以“常识”的面目悄然成为空间规驯和宰制的力量。
在社交网络中，针对“心灵鸡汤”的泛滥而出现的“反鸡汤行动”由来已久。网络行动者采取了多种策略，抵抗“心灵鸡汤”的浇灌，包括成立小组，发动网友挑选目标，发起反鸡汤话题，编写反鸡汤段子，组织学者传播反鸡汤的科学知识以及揭露各类事实真相等等。
灾难事件中的“反鸡汤”行动常常表现为激烈的社会批评。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齐鲁晚报》刊登了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诗歌《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其中 “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荧幕，看奥运，同欢呼……”这样的句子激起公众强烈的反感，网络空间掀起了一股“反鸡汤”浪潮。在2014年马航事件中，专业媒体人、文化评论人及公共知识分子对媒体鸡汤又一次发起了猛烈批判。除了“中国媒体有三宝：转发，滴蜡和祈祷”这样的嘲笑外，他们还批评人民日报官微以“少女范、琼瑶腔、小清新”来应对灾难，是 “媚俗”和弱智表现。2015年8月天津塘沽大爆炸时，面对《天津日报》等媒体生产长篇累牍的“感动”式报道，公众声称拒绝“感动”，要求问责，他们不止于网上“反鸡汤”，而是充当“公民记者”，进入新闻现场，发现真相和查找责任人，并在众多的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微博、QQ群上加以传播。
灾难事件发生后，人们悼念和祈福罹难者和受害者，这是根植于人性中纯朴的善，发乎天性的怜悯和 “共情”能力，是一种生物本能，它不需要人为去宣导和煽动。人类的理性和文明并非体现在这种生物性的善，而是理性的反思能力，即追求公共理性的善。当灾祸发生时，去追问“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避免再次发生”才是公共理性的表现。担当社会责任的公共媒体的重心不应是引导公众集体抒情，而应当致力于探求和寻找真相。否则，就会模糊新闻焦点，阻碍公共问责，甚至包庇罪责。
情感是感性的，私人化的，但情感的表达具有社会性，因此与权力关系实践相关。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决定了什么主体位置的人可以表达或需要压制什么样的情感，权力的成功与它掩盖自身机制的能力成正比。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下，灾难的发生强化集体意识和危机意识，社会心理陷入一种不确定性和恐慌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和恐慌容易暂时切断个体理性和权利意识，情感的宣泄和国家的出场主宰了灾难叙事的旋律。悲情的诗歌、含着热泪的吟唱成为媒体仪式与集体催眠术，形象宣示和政治推销长驱直入。它迫使个人“管理”他们的情感，根据场合的需要，隐藏或者表达甚至刻意制造喜怒哀乐，这种情感文化的工具理性，导致情感的异化和政治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总是在它的范围之内规范所有相互抵触的对于世界的解释和想象，它提供思想与行动的视野，并试图管理情感和规驯心灵。不过，它常常面临从属者的抵抗、反叛和协商。
媒体“鸡汤”与“反鸡汤”行动的角力中，网络空间的规驯与反规驯角力也在此展开。社交媒体空间是新型的权力运作空间，也是权力争夺的空间。社会化媒体平台一方面征用并复制了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逻辑，另一方面又重构社会关系，在新的空间意义上发现、激活并搭建新的关系网络和情感连带。互联网社交是一种现实交往的放大和延伸，也是对现实交往模式的反动，网络话语行为充满了反叛的情感能量。越是“权威”的，就越可能成为反叛的对象。因此，尽管媒体“鸡汤文”复制和征用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语法和情感规则，却不能获得预期的情感管理效果。公众反对传媒“心灵鸡汤”，是反抗集体情感表达中隐藏的权力“木马”，在其背后，是更具理性精神和公共意识的新型公众在网络空间的培育和崛起。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请输入你的在线分享代码
额 本文暂时没人评论 来添加一个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