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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进行到第18天时，我的采访对象宣布“退网”。两天后，她删掉短视频平台上的所有作品。
第一个版本，身高1米5出头的95后女生周玲（化名），驾驶着16.5米长的半挂货车，又美又飒。她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的大山里，16岁时，为了还哥哥欠下的赌债，她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卖给另一户人家做媳妇。她遭遇3次家暴，最严重的一次回娘家躺了半个月，她在孩子两周岁时逃离了大山，独自出省打工。遇到后来的货车司机丈夫程兴（化名），她和丈夫一起开货车，为买房子和车攒钱。可新车刚买没几个月，俩人在养育她第一段婚姻里孩子的问题上发生矛盾，直接导火索是周玲背着程兴给孩子买了一辆200元的儿童自行车。为了孩子，周玲选择了离婚。
这个版本是周玲的叙述。两年前，她的人生故事被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导演拍成纪录片。
今年9月，她爽快地同意了我的采访邀约。通常情况下，她要开一整夜从浙江台州到福建泉州约700公里的高速路段，天亮后和搭档的师傅换班，她爬到车内的板铺上剪视频、直播、补觉。车轮每碾过一米，她给自己攒的嫁妆、给儿子攒的抚养费就厚实一点。她熬一个通宵，赚450元。
和周玲接触的两周多时间里，她称呼我“妞”，尽管我年长她5岁，比她高出一头半。她比我想象中还要热情、健谈。这通常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采访对象。我随她一起通宵出车，在午夜的高速公路上唱歌、吃辣条，她回忆那些她认为的“重要时刻和选择”。“生活就是父母生下来，自己活下去。”
黑夜里，她握着方向盘大声歌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向前走……”那一刻，我觉得她本人比我在视频里见到的更动人。
周玲租住的房子在台州，除了台风天，她很少能在房子里睡一晚。我们在她的出租房一起做饭。公共厨房里放着6个煤气罐，她从铝盆里挖一大勺凝固的猪油放到热锅里，爆出葱姜蒜的混合香味。洗菜的水池堵了，她让我躲远，自己蹲在管道旁，徒手晃着拔下连接处的塑料管，污水涌过她的脚面，“通好啦”她愉快地扭头通知我。
在弥漫着油烟味的公共厨房里，周玲同我聊关于女性经济独立、家庭与婚姻生活的话题。她不愿意我为这一刻拍照留念，因为“觉得环境太差了”。“等我买了房子请你再来做客。”
“她活得热烈，就像一个小太阳。”采访过她的同行和我交换对她的第一印象。她的故事很适合拍成视频。
她能敏感地感觉粉丝数量的变化，即便我们在吃饭时，她也实时人工监控关于自己的“网络舆情”。粉丝突然增加很多时，一定又是有自媒体转载关于她的视频，她要把对方的解说再听一遍，看到负面的留言她直接开怼。
“她浑不吝的外表下，有没有恐惧的东西？在男性为绝对主导的货运行业里，她坚持站在里面的动力是什么？她渴望的、追求的又是什么？”采访笔记本里记录着我第二次采访结束时的困惑，我决定去找她周围的人。
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尽可能找到她在采访中提到过的人——她的父亲、前夫、姐姐、采访过她的媒体人、被她“怼到哑口无言”的一家企业公关总监。
周玲不是被家人“卖”掉的。她和村里其他早婚的姑娘一样，媒人上门说媒，她和第一任丈夫相处一个多月后便嫁了过去，后随丈夫一家到浙江打工。
她的父亲告诉我，自己从不知道她被家暴的往事。她的姐姐告诉我，自己也是在看了纪录片之后才知道“小妹曾被婆家打”。她的前夫程兴对我说，他们确实因为她第一段婚姻里孩子的事情争吵过，但离婚是因为女方犯了婚姻中原则性的错误。这段婚姻结束得并不平静，两人曾有意复合，也曾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视频揭短。
程兴说，为了收取更多的粉丝打赏，他曾按周玲的要求配合她在网络上假装离婚——不进她的直播间，去掉昵称中“某某老公”，“别人问你什么，你都说她说的是真的”。
两个版本有重叠的地方，她来自很穷的云南大山深处，家里重男轻女，书只念到初一。她勤快，能吃苦，当过洗碗工、洗车工，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组装过零件。后来，开大货车让她得到了关注和相对体面的收入。
外围采访在某个瞬间击垮了我与周玲间的信任。我一度怀疑要不要继续这个选题。出发前，我被她的“故事”吸引，但生活总是在故事之外。
我想起媒体人王开岭说的，有时候“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把一个人送回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周玲25岁，鹅蛋脸，大嗓门儿，笑声能穿透一节车厢。她个子矮，只能坐驾驶椅的前一半，一个枕头塞在她腰与椅背间。她身体前倾踩下离合器，右手推动有着12个挡位的手动挡挡杆，给人感觉“她快站在离合器上了”，16.5米长的半挂货车在她的指挥下“跑”起来。
接近半夜12点，我背着双肩包爬上半挂车4.2米高的驾驶室。装着辣条、苹果、梨和柚子的食品兜、大红色的铁质手拎音响已经提前登车，为了方便我拍视频时能拍清楚些，她踩着车头前梁，拿着抹布在擦挡风玻璃时卖力“挥手”，她踮起脚也只能擦到玻璃的三分之二处。也因为我的到来，她特地回出租屋画了淡妆，涂着口红，头发精心编着，发尾用蝴蝶结卡子夹住。
整座城市已经入睡，周玲和我，还有她的卡友们先后出发。这条路线她开了半年多，她能准确地记清每一个分叉路口，约700公里的道路根本不需要开导航，并能在道路的坑洼处提示我坐稳。
高速路上偶遇的物流车辆大都是周玲的“旧相识”，她和这些卡友们偶尔在抖音下互动，内容无非是“今天在某某路段看见你了”“晚上一起发车，某服务区见”。他们在超车时鸣笛打招呼，“海豚音”偶尔划破夜的静。
“女卡车司机”在这个行业里并不常见。2016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卡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女司机占比约为1%；2020年的“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根据问卷估计，女司机约占4.2%。
周玲调侃自己“一上高速就是飞行模式”。“速度”总关联着“胆量”“技术”和“油耗”。速度快，载重量40吨的半挂卡车要“猛喝油”，司机们最怕急刹车，有时刹住了车头，车身会靠惯性冲上来，“整个驾驶室就被‘推’平了。”她不在意这些，“快”是她在卡友中的独特“标识”。
她讲自己和“黑夜”的相处。她说自己人生中最难的是被家暴的那段时间，“因为看不到希望”。最后一次受到家暴后，她去镇上买了火车票，钱是在工地做小工搬水泥时攒下的。她在一个夜里逃出来。两岁多的儿子已经睡熟，她把枕头和被子摞起来，挡在儿子身边。她走一个半小时夜路到镇上，第二天在镇上换上了新买的衣服和板鞋，然后坐大巴到隔壁县的火车站，踏上去杭州的火车。
故事里的每一个场景和细节，她都能讲得详细，感染力十足。采访过她的记者评价她“能聊”，“被她展现出来的生命力打动”。
她也擅用“意象”。她想买“解放”牌的货车，因为“解放”对她有特殊意义，“象征着自己重获自由”。行驶路上遇见湖中有座小岛，她说，“我就像那座小岛。”
我们的车被黑夜包裹着。讲到这些时已经是夜里两点多，路上的车变得少了，困意不可抑制地袭来，周玲脸上的妆也不再精致，她把音箱放开，跟着曲调放声歌唱。
“去驾校报名的日期都能记得，这场命运里非常重要的‘逃离’，为什么会记不清时间呢？大概几月呢？”我好奇。
后来，我看到她对“女孩别怕”公众号作者讲述的又一个版本：趁着丈夫和婆婆外出，她穿着身上一套衣服就溜去镇上，躲在一家小吃店做服务员，第一个月工资是600元。怕被找到，钱一到手，就马不停蹄地跑去了杭州。
遇见卡车司机程兴是在2018年，她给程兴的短视频账号发私信，“被他开大车的样子迷住了。” 除了秀车技，程兴偶尔发几个自己“主演”的搞笑视频，“这行业除了螺母是母的，全是公的”。
她那时在嘉兴打工，在一个生产浴霸的工厂组装零件。她飞去长沙见程兴，程兴不介意她的过去，这让她感到安全。她回嘉兴辞了工，退租了房子，卖掉能换钱的物件，成为程兴车上“穿高跟鞋的卡嫂”。
程兴出生在贵州遵义的农村，初中毕业出去闯荡。他脑子活。认识周玲的时候他已经在运输行业待了近10年。他发现，驾校学到的技术必须多“实战”，这是“商机”。他注册了咨询服务公司，帮新手练车，收入是开车时的几倍。
周玲是第一个执着向他表白的姑娘。程兴第一次见到周玲，“第一感觉就是这姑娘好矮啊。”但他喜欢周玲外向、开朗的性格，这与他的性格恰好互补。
他教周玲开车。“哇，那时路过的人都说‘那是个女司机’，”周玲从未体验过那种受关注的感觉。周玲不再满足过把瘾，她要持证驾驶。
这段故事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戏剧化的情节。她不止对一家媒体讲，自己背着程兴去报名，考完科目一程兴才知道，程兴生气到几天没有理她。
后来程兴告诉我，是他带着周玲在贵州的驾校报了名，自己起初确实不同意，因为知道开车辛苦，他的肩周、腰椎都有病状。但程兴也向往两人像其他卡车上的夫妻一样，带着锅碗瓢盆，把生活搬进同一辆车上，“她会开（车）的话，能偶尔搭把手就行”。
“我才不要在家给你带娃娃咧。”纪录片里，周玲提到自己对结婚后生活的计划。网友称赞她“不做家庭主妇，婚后仍要保持女性独立和社会的连接”。采访时，我从她口中得知本意，她的“不要在家”是为了时刻和丈夫在一起，守卫自己的婚姻。
周玲成了名副其实的副驾。河南到广西，重庆到上海，夫妻俩开着车碾过大半个中国。一起跑重庆到上海的路线天一来回，在高速服务区接水洗头发，吃住都在没有空调的车上。
后来，她开始独立驾驶一辆车，与丈夫跑不同的长途路线。她两天一个来回，程兴路途稍远，需要3天，夫妻俩一周只能见一次面，一起待6个小时。
我和几位关注周玲很久的卡友粉丝聊，他们说，周玲和程兴的故事一度在卡友圈传为佳话。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一家自媒体发布的视频：黑夜，两辆卡车打开车灯，车头相对而停，年轻的夫妻俩分别从车上下来，显得有些疲惫，程兴拍拍周玲的头，把她揽入怀中。
开货车后，周玲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开车的视频，与那些剃着寸头、皮肤黝黑的卡车司机不同，即便在车上，她的头发也要变着花样地编，穿短裙，戴蝴蝶结。她在车窗边缘贴上花朵的装饰，车内摆盆栽，一个黄色的皮卡丘玩偶系着安全带坐在副驾位上。她没看过皮卡丘“主演”的动画片《神奇宝贝》，但她喜欢它的造型。
周玲的粉丝量很快超过了程兴。她开直播，接受网友在直播间送出的礼物，礼物能兑换成现金，一场直播“多的话能赚五六百”。她在网上称自己单身，“因为这样有更多人刷礼物。”夫妻俩为此没少吵架。
“他说我都结婚了，还在说自己是单身，就是在骗人家钱。”周玲认为，“骗谈不上，刷礼物是人家心甘情愿的，又不是我拿着人家的手机来给我支付，而且他能不能讲点良心，这个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花了。”
程兴说，两个人的争吵通常以他的妥协结束。他结束“网络隐形人”的身份是在2019年年底，周玲火了，程兴作为故事里的“元素”，出现在有关周玲的报道中。
一家电商公司做了传播策划，“六个维度记录下生动、感人、线’故事”，周玲被选中代表“物流”这个维度。她那时为某快递公司的承运商开货车，偶尔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开车的视频，有一两万的粉丝。
11月13日，关于周玲的微纪录片在微博上的播放量达到612万。随后，不少媒体也注意到这个“开大货车的小个子姑娘”，纷纷跟进采访。
周玲和快递公司公关部门的接触多了起来。她和我提到这家快递公司曾提出要签约包装她，她不愿意，因为“被签约就失去了自由”，她讲自己如何戳破公关负责人的谎言，并“刚烈地”拉黑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林雪回忆，周玲希望公司能签约她，每月支付一定的费用。“她就很想把自己变成网红，她试图在打造一个经过自己打拼、成为女强人的人设，然后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去变现，”林雪分析。“我们没有实力花很多钱去签约一个网红，但可以帮她找到这样的MCN机构签约她。”
林雪向我提供了她们的部分沟通记录。周玲希望成为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但公司是加盟制，司机来自承运商，公司没有签约任何一个快递车司机。
周玲拒绝了别的岗位。“我还是开车，因为人家看中的就是我这么小的个子开大车。要是我做其他的，人家也不感兴趣。” “我要和你们签合同，条件我来定。想把广告打得更响，开车这方面得听我的。要是有得谈呢，就谈，没得谈我也不勉强哈。”
后来合作没有谈成，周玲拉黑了林雪，周玲解释“讨厌威胁和跟我玩套路的人”。
联系上程兴后，我从程兴那里也得到了不一样版本的故事。周玲显得坦然，“离婚后能说对方什么好话？”“让他拿出证据来。”转天，她的朋友圈屏蔽了我。
她表示不想解释关于程兴说的“谎话”，“我觉得没啥必要（回应）”。“重庆三十多度的温度，在车上睡觉，可想而知，我跟他在一起是吃了很多苦过来的。”
她试图和我和解。“我煮饭给你吃，并不是因为你是记者。可能是我没朋友，想多交几个朋友。你也知道，我天天在大车上，没几个女孩子愿意跟我玩。”
周玲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山上的某自然村，她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她有1个哥哥和3个姐姐。
不仅整个村子四面环山，整个昭通市都在乌蒙山区，全市96.3%的地域是石漠化严重的山区。周玲的家在半山腰，学校在山的另一面的山脚下，她每天早晨上学4点半就要起床，走3个小时山路到学校。
她和村里的孩子一样，打小干农活，周玲左手上还留着割猪草时被划伤留下的疤。庄稼地里的事她熟悉：农历十月开始种土豆，过完春节土豆就发芽了，3月份，在土豆旁边的沟里种玉米，玉米长到半人高的时候就开始挖土豆，然后把红薯种进土豆腾出来的窝。
“像我们老家，多子女的家庭很多。父母为了自己的生活宽裕点，让十五六岁的女儿嫁人多得是，不只是我们家。”周玲的姐姐告诉我。
关于她的出嫁，周玲的父亲和周玲讲有着不同的版本。父亲对我说，镇上的一个会计上门做媒，给他和老伴各2000元。男方家在镇里的另一座山上，家庭条件好，儿子在矿上工作。在她的讲述中，自己是被父母卖去的，哥哥赌钱输了，讨债的人堵到家里来。过年猪不能卖，便给15岁的她说了门亲事，给了6000元彩礼钱。一名采访过她的记者告诉我，“（采访时）那个彩礼钱，她说了好几个不一样的数。”
对于这家人而言，2010年时的几千元是笔不小的财产。周玲说，“人家有洗衣机，有冰箱，算稀奇的，那时我们家里还都是手洗衣服。”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之前，昭通市全市11个县中有1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深度贫困县7个。
在她的叙述里，在另一座山上，她做着和出嫁前一样的农活，镇上工地缺人手时，跟同村妇女坐着摩托车到工地干活。她做得最多的是往楼上搬水泥，一天赚30元。
我关注了一些当地妇女的短视频账号，她们和周玲年龄相仿。有的全家长年在外打工，也有像候鸟一样的，农闲时飞向浙江杭州、慈溪、嘉兴、湖州等地，农忙时赶回家，收土豆，栽海椒秧。
能拴住她们的是孩子。“要不是怀孕了，谁愿意天天待在家里，那种自己赚钱自己花的日子，不香吗？”即便“吃不起海底捞，没买过超过300元的衣服”，外面的世界“还是安逸”。她们这样概括在家带娃的日子，早起赶天凉快的时候去干农活，回到家“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价格不到1000元的手机，拍着永远上不了热门的视频。”
她们的视频下总有几条到几十条的回复。除了同为在外打工的异乡人，还有一些异性的调侃、表白和求交往。
周玲在2015年告别了这样的日子。新的环境里，她隐瞒着结过婚、生了孩子的经历。她给自己改了名字，后来网上的昵称又加上“开卡车的”“大货车司机”等定语。她在2016年6月考取C1驾驶证。“因为有人给我介绍了对象，要买辆车。”那段感情最终没有结果。
她现在每月开车能赚1.3万元，对自己的收入有“完全支配权”。跟程兴离婚后，她分期付款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增驾A2驾照后，奖励自己一块9000多元的浪琴手表。今年的生日是在高速路上过的，右手腕的3连环金镯子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从第一段婚姻出走后，周玲有3年没回家，也没和孩子联系过。2018年5月，她和程兴登记结婚。据她讲，她提前寄了一张银行卡给父亲，里面存了1万元。然后父亲才在镇上把户口本快递给她。
她和程兴的婚礼，10辆卡车作为婚车。女方没有来一位亲友，周玲的父母也没有到场。
我问周玲的姐姐，“如果你们不知道她被家暴，那收到她和程兴结婚邀请的时候就会奇怪吧，好好的怎么又结婚了呢？”
“我不是很清楚，不知从何说起。”对方回复，她和小妹的联系“今年多了一些”。
纪录片拍摄时，她们回到大山里。哥哥家的新房已经盖起来，父母跟哥哥一家生活。她在父母面前撒娇，带着她们到镇上买衣服，在镜头前大方地亲吻父亲。
摄制团队也去了她儿子就读的学校。课间时，她把孩子叫到教室门口，抱住孩子，“幺儿，我是妈，你不认得我了？”孩子显得漠然，没有眼泪流下来，她用手反复擦着孩子的眼角和脸蛋。
天渐渐亮了，我们的车行驶进城市。周玲打起精神，因为城市比高速路更“危险”——一不小心就会驶入禁行区，物流园路旁容易被车顶刮落电线，还有狭窄的掉头区。
纪录片播出后，她的粉丝又涨了一波。我采访她时，她已经有近24万粉丝。她接受了几家采访，有网友私信评论她“是抛弃孩子的母亲”。
“我说你哪只眼看到我抛弃孩子了，没有联系是因为没有联系方式，而且虽然我一直打工有赚钱，但也没有攒下钱，”她又补充道，“我怕被他们抓回去。”随后，她在个人资料栏里写下，“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她告诉我“许多网红都是有团队的”，而她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商量。有卡友以过来人的语气嘱咐她，“找几个经历过这些事的过来人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以后的路怎么走，不敢再乱了。”
“人红是非多你懂吧。”她害怕网络暴力。她给我讲乔任梁父母的例子，讲曾在大火中失去家人的林生斌，“网友太能深挖了”。
第一次采访时，我们聊到媒体影响力，她直言，“要是《人民日报》来采访我就好了。”
她问我有没有采访过一位95后志愿者，对方在去年疫情期间驰援武汉，后来得到表彰。那些荣誉和对方的200多万粉丝一样，令她羡慕。
她希望我能帮忙介绍一个当兵的年轻人，想嫁一个“兵哥哥”。“兵哥哥应该都很有素质，最好是暖男那种。但是我又怕人家看不上我。我先攒钱，房子买好了，他退役了我可以开车去接他。”
周玲在意网友的评价，“想让自己的名声好一点”。她关闭了直播打赏功能，也不和其他主播PK。她带货的一款眼镜销量不错，卖出去3000多副。我们的聊天里，“我粉丝”代替了“我朋友”，她拿到A2驾照后，最想“感谢13万粉丝家人们的支持”。
接受媒体采访或是直播，她也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着程兴的形象。她的叙述拼凑起程兴的形象：小气，舍不得几十块的水果钱；脾气大，生气之下把她扔在高速路上；他不够体贴，因为打麻将忘记接她，让她独自在医院做手术，自己倒尿袋。她称自己是程兴的“赚钱机器”。“我直播一两个小时，少则100元，多则1000元。”此前我们聊到她直播打赏的收入，“最多一小时赚600元，前后总共赚了两万元。”
去年，她向自己的粉丝宣布，自己2020年7月1日已经离婚，理由是“因为钱”。而程兴给我看的离婚证显示，他们2021年2月离婚。今年6月，纪录片播出后，她改口“离婚是因为孩子。”临近片尾的镜头是他们吵架时说的话，气头上的程兴说了一句“那你去和你的孩子过吧”。“程兴不能接受她的孩子”成了观众解读他们婚姻结束的原因。
程兴说，自己至今没有看那部纪录片。熟悉夫妻俩的卡友们质问周玲，为什么要那样说老程，他以后要怎么生活？她一面向程兴解释，自己不知道纪录片片尾有那几句气话。一面继续对询问的粉丝称，“纪录片里有我的离婚理由。”
她的视频里一再展示自己命运多舛。父亲是养父，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有网友评论“还要演到什么时候”，“她的脸和她父亲、她姐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最后一次采访，我尝试着放下那些“不同的声音”，再与她来一次交心的谈话。我笨拙地暗示，有些细节毫无编造的必要，真实生活本身就具有力量。
我指出一些事实出入和她接受采访时前后内容的矛盾。“家暴的起因？地点？还有既然家暴都发生在浙江嘉兴，何来在云南镇上照相馆拍的伤痕照呢？”我问。在我对她的第一次采访中，她曾提到最后一次家暴后，她在镇上拍照留下家暴证据，然后逃离云南老家。
9月24日，她宣布“退网”，她在那份“退网说明”里表示，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故事，是为了“传播正能量”——“想要的东西得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包括女性朋友面对家暴，要勇敢的（地）零容忍，拒绝家暴。”但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了”，所以“网络这浑水了，就不掺合（和）了”。
而我觉得“真实”最有力量。我对她的感情也从初见时的“特别喜欢”变得复杂而难表达。交稿前，我把文中她的真名改成了化名，希望不要伤害到她。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女孩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从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弱点。
她的朋友圈默默恢复向我可见，又再次关闭。我没有再联系她，短暂的朋友圈“窗口期”，只见到她在半截塑料瓶里种的几头大蒜，努力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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