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不比往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发,传播速度惊人,情况特殊,形势严竣。为防止疫情传播,宅在家里过年最安全,原来的计划暂时一律取消。
农历猪年除夕,下午刚过六点我和老伴儿就把备好的两荤两素四盘菜肴和煮熟的饺子端上餐桌,又开启了一小瓶劲酒,斟满两杯对酌。饺子就酒,越吃越有!这就是我们的年夜饭。
饭后打开电视机看完新闻联播,就等着看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异彩纷呈,欢乐祥和,喜气洋洋。当辞旧迎新的钟声响起时迎来了鼠年的春节。同时听到了院外四处响起噼哩啪啦的电子鞭炮声,没有一点儿烟尘,比往年环保多了。我把提前准备的果盘献食摆放好,点燃香火敬财神、献祖先。看完春晚才上床入睡。
新年的第一个清晨,我俩早早起床,洗漱完毕,老伴儿煮了两盘饺子,小碗里倒上老陈醋,放了两瓣泡好的腊八蒜。吃着美味可口的饺子,心里美滋滋的,尽情享受着这幸福的生活。
饭后老伴儿穿好新衣服,拿着毽子去鼓楼广场与毽友们一起踢毽子,欢度新年。我打开电视机,嗑着瓜子,吃着水果,又沏了一杯香茶,一边品茗一边欣赏央视播放的文艺节目,非常惬意。这时忽然回忆起几十年来度过的每一个春节,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先说吃吧。六十年代参加工作时,国家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粮食短缺,供应紧张,细粮更少,一切凭票供应。大年初一早上伯母只煮了一锅饺子,中午饭是烩菜,年糕,晚上熬了一锅米汤,小菜就麻托,这就是年饭。正月初三亲戚们来拜年,伯母给他们炒上四碟小菜(猪肉炒粉条,羊肉炒白菜,炒鸡蛋,炒豆腐),馏些年馍就是最好的待客饭菜。
1982年我调回母校苏堡中学工作,家就安在校园内。那时仍然实行定量供应,全家人都是国供。因此一到年关就千方百计托朋友,走后门,调整供应比例,多买点细粮,甚至寅吃卯粮,提前买回下月的粮油,准备蒸年糕,枣花馍,炸麻托等食品招待节后来访的客人。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比较活跃,一到这时苏堡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蔬菜瓜果摊,街上每天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购买年货。但是连豆腐,粉条,肉类都是凭票供给。供销社设的供应摊位前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供应的物品,食品站门前排队买肉的人更多,队伍如同一条长龙,每人顶多只能割二斤肉。除夕的年夜饭除饺子外餐桌上多了四盘炒菜和整瓶的白酒。从初三开始凡是来访的客人都用四大盘炒菜,烟酒瓜果相待。
2002年我搬家定居在临汾城内。那时物资丰富,供应充足,购置年货时只要去银河超市,万佳福超市逛一圈,粮、油、肉、菜,瓜果,糖块,熟食,调料应有尽有,该买的一次就能买全了。正月招待来访的亲朋好友是四盘八碗丰盛的饭菜和汾酒,竹叶青,还有高档香烟。如今有了网购连超市也不用去了。年前二女儿从网上给我买回杭州知味观真空包装的各类熟食和枕头乡李氏农庄产的黑土猪肉与排骨。单位给他们分发的大米和卫生油早早就送来了。大女儿把亲自炸好的麻托让外孙女送来让我们品尝,还没过年就尝到了年味。快递员为我们送来三女儿买的整箱水果和四女儿在京东买的饺子粉,足不出户我家的年货一应俱全。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四个女儿长大,先后出嫁了,又有了下一代。这一代人赶上了国家繁荣昌盛,经济腾飞的新时代。每年正月初三孩子们都要回来与我们团聚,自然要美餐一顿。所以正月初二我和老伴就开始忙碌起来,为初三的团圆饭煮肉,炖鸡,蒸鱼,装砂锅,荤素搭配十二个菜,等待孩子们归来时享用。虽然很劳累,但心里挺高兴。近几年饭店兴起了新年套餐,我便在腊月初早早到附近的酒店定好了年饭,既省时省力又比家里的饭菜丰盛。正月初三孩子们一到齐我们就坐车去酒店聚餐,饭后再拍张全家福,阖家团圆,其乐融融。今年大家又商定初三去鼓楼边上的成都印象吃火锅,这又是别具风味的美食享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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