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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凉山，这几天因一篇被称为“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泪》，再次引人瞩目。
一直以来，贫苦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印象之一，贫穷、吸毒、艾滋等残酷字眼挥之不去。“大凉山”对于多数人来说也许就是陌生又熟悉的“另一个存在”。
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只有5年，扶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阶段。新华社记者数次深入大凉山，直面让人动容的贫困，调研成因和脱贫对策
这些天，一篇名为《泪》的小学生作文火了。文中沉重的叙述又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带到了贫困的大凉山。
虽然作文并非全由小学生自己独立完成，但小作者木苦依五木经历的苦难却是事实。
这名来自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普雄镇且托村的12岁女孩在2011年、2013年先后经历了父母的相继离世，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在父母双亡后，当地民政部门于2014年10月向五兄妹提供每人每月678元的孤儿生活补助专项资金，加上爷爷奶奶的养老金补助，全家每月享受各项政策补助3540元。但毕竟孩子们是没有父母的孤儿，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
位于四川南部的大小凉山地区，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在这里，像木苦依五木这样穷苦的家庭，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观念、疾病，上世纪90年代又沾上了毒品这个恶魔……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让这片土地饱受苦难。
前往大凉山的行程，一定是记者经历过最艰难的一段，眼看短短一百公里的距离，却能足足开7个小时。究竟有多少回因为“跳跃”的路面，致使头部不断地碰撞着越野车的顶部，都有些记不清了。此次扶贫调研，我们一心要到最贫穷的地方，看最贫困的人们。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国贫困的样本，这个样本里，美姑、布拖、昭觉三县最具代表性。恶劣的气候、落后的交通，习性、艾滋、毒品，所有的贫困因子几乎都浓缩在其中。
从成都出发，我们终于在第二天傍晚来到了美姑县城，当提出想到最贫困的村里看看时，当地人告诉我们，最贫困的地方还没有通路，骑马至少要走3天，计划不得不在一开始就进行调整。协商过后，我们决定前往拉木阿觉乡马依村，这里是州移民扶贫局的定点帮扶村，整体情况在凉山州处于中下水平，应该说在大凉山的贫困村落里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
从县城前往马依村的11公里山路，道路崎岖。为了过一个弯，通常要前后进退好几下，才能继续向上攀爬。拉木阿觉乡副乡长侯拉坡告诉记者，这条路一到冬季和雨季，连最好的越野车也上不去。步行到村里，需要四个半小时。
来到马依村，走进村民古次作古的家，第一反应是震惊，社会发展进步到今天，真的还会有人居住在这样的地方么？在这里，依然保持着人畜混居的生活状态，漆黑的屋子里左边睡牛马，右边便住着一家7口。原因很简单：没有钱修不起牛圈，又怕牲畜在夜晚冻死。
此时，古次一家正准备吃午饭，一家人缓缓地围向箩筐中一小笸箩大大小小的土豆，这是他们一年四季最主要的食物。
门外一个奔跑的小男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大大的眼睛，很是可爱。他叫阿牛木初，今年7岁了，浑身除了那双眼睛还能看到色彩，其余的只剩一团黑。小阿牛说，他出生到现在还没有洗过澡，家里也没有厕所，连卫生纸都没有见过。
在这个周三的上午，马依村数十个孩子在旷地上奔跑、玩耍……村主任有些无奈地说，县里学校寄宿制名额有限，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孩子就只能走读。可村里离县城步行太远了，许多孩子就干脆不去上学了。看着孩子们天真的笑容，他们似乎并没意识到没有学上是多么遗憾。贫穷，也许就是这样缺乏教育代际传承着。
毒品，是贫困的大凉山难以越过的伤痛。在重灾区昭觉县，吸毒人员曾一度达到了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城北乡古都村一位村民低声告诉记者，在毒品最为泛滥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吸毒、贩毒。
今年1月，记者曾在昭觉县竹核乡木渣洛村见到一位74岁的老妈妈，十多年里，她目睹了自己的5个儿女因吸毒相继死亡。其中两个儿子因吸毒感染艾滋病，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唯一活着的孩子，至今仍在强制戒毒所。
毒品毁掉了这个原本在乡亲们眼中生活殷实的一家——6亩土地被全部变卖，换了毒品。2013年，刚刚从强制戒毒所出来不久的儿子将家里唯一的一只猪仔卖了300元，换了，两天便吸完了。
老妈妈绝望中上吊自杀，被村干部救下，捡回了一条命。乡亲们说，被救下时，她反复叨念着一句话——孩子都死了，为什么我死不了？
时值隆冬，她的土坯房四面漏风，虽然已是午饭时间，黑暗的小屋的灶台上，只有几个冰冷的土豆。
当记者将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悄悄放在她的灶台上离开时，老妈妈迈着急匆匆的步子追了出来。她晦暗的眼眶里噙满了眼泪，执意要把钱还给记者。我们僵持了很久，最终她颤抖着接受了。她把记者送到了村口，不停地挥手。在她苍老、瘦削的身体里，那颗被生活的苦难充盈的心中还带着自尊与和善，一想到这点，让人直到今日依然动容。
尽管大凉山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然而在这个贫困角落里也有“绿洲”——以州府西昌为中心的安宁河谷地带，是四川省第二大平原。这里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数十年间，来自州内高山苦寒地区的数万彝民，背起行囊，远离家乡，来到河谷四周开荒建房，安身立命。这群自主移民们，用自己的手和脚，走出了大山，也走出了贫困。
在西昌市川兴镇焦家村，66岁的吉木五支莫是最早搬来当地的自主移民之一。吉木告诉记者，她老家在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普诗乡杉木树村，那里气候寒冷，粮食产量低，连饱饭都吃不上。吉木说，她后来听说焦家村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在27年前便和丈夫一道，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迁来。
“当时这座山上啥都没有，我和爱人就一起开荒，亲手搭建起了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吉木说，现在4个孩子都在西昌城附近打工，家里耕种了2亩土地，还养殖了15头黄牛，剩余的玉米就拿到山下换大米吃。
可就在这时，不知怎么的，老吉木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呜呜”的声音越来越大。原来，尽管迁来已近30年，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吉木一家却和大多数自主移民一样：没有当地户口。孙子们好不容易在山下入了学，可每学期每人要多交400元“跨地费”。更重要的是，没有身份的他们，尽管已住在村里最高最偏僻的角落，却始终生存在和当地村民及有关部门的“斗争”中。吉木说，从来没有听过“医保”，生了病都是下山在小诊所拿点药吃。“有一天我要是走不动了，又该去哪里看病呢？”再望向老人的脸，泪水早已划遍了那张布满皱纹的沧桑脸颊。
此时，从山下拉来的电突然断了，吉木赶紧跑去查看。记者透过树丛望见了山下不远处的邛海，这是西昌市新打造的5A级景区，美丽壮观极了。
其实幸福离他们如此之近，可仿佛又如此之远。但吉木五支莫们，却从未停下追逐幸福生活的脚步，依然顽强地生存着、奋力拼搏着。
人们说，在凉山州，老凉山地区的贫穷如同“非洲”，而以州府西昌为中心的安宁河谷富庶如同“欧洲”。除了显而易见的自然条件的差异，究竟还有什么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行走在凉山州最为贫困的老凉山地区，常常听到当地干部讲起这样的故事：政府给每家发山羊，希望发展高山畜牧养殖，结果村民们每月吃掉一只，没有多久就吃光了……
有人将贫穷归因于懒惰、愚昧，但在记者多日的采访中，却深深地感受到，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记者在普格县采访时，一位年轻的彝族缉毒民警吉克日聪感叹道：“过去普格因毒致贫的情况普遍，很多人沾染毒品的原因是由于愚昧。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与他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只有接受了教育，才能明辨是非，也才能从根上改变贫穷。”
2014年该州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新改扩建幼儿园等各类项目建设514个，建设面积超过40万平米。全州中小学D级危房校舍全部拆除，72万名学生享受“营养餐”、24.2万名学生享受寄宿制生活补助、10.44万名学生享受高海拔地区取暖补助、10.46万名学前教育儿童享受保教费减免、2.42万名学生享受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助学金，全州义务教育在校学生达到72.16万人……
人是脆弱、渺小的，容易被环境裹挟，人的精神风貌不易在一朝一夕间改观，无论一个地区还是一个民族，都需要以开放的胸怀顺应时代潮流，才能获得进步与发展。
在地处安宁河谷的德昌县，距离县城12公里的小高镇的杉木村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彝族聚居村落。
盛夏时节，杉木村彝族老支书胡子坡家退耕还林种下的12亩核桃已经挂果，一家人乐呵呵商量着家庭农场的发展。作为杉木村德高望重的家族族长，胡子坡带领乡亲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村规民约，对沾染毒品的村民毫不留情，绝不容忍，一经村民举报，一律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因此，在杉木绝少听到吸贩毒的事情发生。
近年来，德昌当地通过大力发展林果、蚕桑、烤烟产业，使当地农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2014年，德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1253元，超过四川省的平均水平。
记者在小高镇蹲点调研时，感受最深的是当地干部扎实的作风。每天天刚蒙蒙亮，除书记、镇长外，所有包村干部全部下村，在偏远的村落，只能骑摩托车甚至步行。深一脚浅一脚，收获的是老百姓的信任和日益发展的经济。
近日，记者正好赶上县上收蚕茧的日子。清晨7点，干部们就赶到收购点协助蚕农售卖。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老百姓求助镇干部。作为“父母官”，自然义不容辞地上前相助。“能让老百姓多挣百十来块钱，工作就不算白做。”小高镇副镇长杨昌荣说。
“德昌的发展与当地基层干部的作风紧密相关，”德昌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应聪说，“只有基层干部告别等、靠、要的思想，他们的干劲才能带动大批勤劳致富的老百姓。”
连续一个多星期的采访，记者留下了无数照片。真的没想到，因为在微信朋友圈所发的几张图片，平日里几个联系并不多的朋友直接转来数千元钱到账户，让记者再遇到贫困的孩子时，替他们略表一些心意。
昭觉县新城镇拖都村离县城并不算远，但从不通路的地方下车，爬上山需要一个小时，这里身处高山、土地贫瘠，异常贫穷。刚到山下，记者一行就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正和母亲在山脚下打水。她叫吉布牛牛，11岁了，父亲去世后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母女俩要下山三趟背5公斤的水，用来饮用和喂养牲畜。
记者想起朋友所交与的“任务”，急忙从钱包里掏出了一百元钱，递到吉布手上。拿着钱的一瞬间，姑娘表情有些错愕，她扭头望向母亲，母亲抬起手摆了摆，似乎让她赶紧谢谢这个大哥哥，女孩有些害羞，没有说话，不过笑得格外的甜。
在一个多小时的上山途中，我们始终觉得有人跟在后面，一回头，是吉布！她还在冲我们抿着嘴傻傻地笑着。再一回头，她又扭过身，似乎怕我们发现。在接下来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吉布始终跟着，她没有说过话，就这么静静地跟着，幸福地笑着。
直到快要下山了，吉布还在，怕她再跟着我们下山走来回路，记者把她叫了过来，拍了一张合影。此时，吉布突然从头上摘下一个东西，放进记者手心——是一支红色的、却掉了不少漆的旧发夹。这一定是一个十来岁年纪爱美的姑娘，最心爱的东西。记者急忙强忍着泪水转过身，却早已泪流满面。
真的不太确定，在这个极其贫困的村子里的孩子是否见到过一百块钱，但记者知道，她一定明白别人是在对她好，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在表达着“感恩”。
调研结束，随着扶贫小分队所采写的稿件在全国的播发，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贫困。短短几天，记者便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十余个电话，都想帮助贫困的孩子们，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
一年以后，马依村是什么样子？大凉山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一定会再回马依村看一看；再去看一看那个曾经送过记者发夹的姑娘。(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 陈地、吴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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