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经典的谍战剧《潜伏》那些人那些故事（下）

选择字号：超大标准 dzgoadmin 发布于2021-12-17 属于心情短语栏目 0个评论 65人浏览

　　摘要：谍战剧《潜伏》历经十年而不衰，尤其是扣人心弦的情节设计，更是渲染出惊险紧张的氛围，牢牢吸引了观众。那么剧中那些人那些故事，到底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有多少不同？

　　余则成与左蓝再次相遇是由于左蓝作为军调的中共代表来到天津的契机，那么这个军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军调就是军事调停的简称。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于1月10日下达“停战令”。规定从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美国应国民政府之邀，由前任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五星上将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参与国共双方的军事调停。马歇尔到中国后，促成成立了一个负责进行军事调停的由代表、代表、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美国代表就是马歇尔、代表是张群（后为张治中）、代表是周恩来。在“三人委员会”之下，1945年12月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由、、美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由美方代表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名委员一致通过，三名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下设38个执行小组，分赴各地执行监督停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这就是军调的历史背景。只是《潜伏》中关于军调这段硬伤颇多。首先，天津从来没有到过军调小组。其次，在剧中军调代表正式出场的集会上，主持人介绍：“这是代表”，“这是八路军代表”——大错特错了，当时应该叫“国民政府代表”（而不是代表）、“代表”！诚然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的名号是如雷贯耳，但在军调中，绝不可能出现八路军代表的叫法。最后，左蓝作为副代表却只是个中尉，与正代表的少将军衔相差悬殊，一般情况下，正副代表就相差一两级，如果正代表是少将，副代表便是上校，最少也是中校。如果左蓝只是中尉，那就根本不可能是副代表，也就是秘书、文员一类，而且以左蓝的资历也绝无可能会成为副代表，要知道当年派往各地的军调小组代表都是什么级别吗？随便举几个例——沈阳军调小组中共代表饶漱石、四平军调小组中共代表、本溪军调小组中共代表许光达、徐州军调小组中共代表，这些人在建国后可都是大将上将级的，就算是副代表，建国后至少也得少将一级，左蓝的资历显然差距太大。而且所有军调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有关人员名单最后必然会交到中央社会部，中社部的领导李克农知道“峨眉峰”余则成是在天津，那么怎么可能把左蓝也派到天津？当然话说回来，要是左蓝不来天津，后面的戏也就没法唱了。

　　剧中以余则成为核心的地下党情报小组非常具有典型性，余则成负责情报搜集，翠平以假夫妻为掩护，两人作为第一线；秋掌柜负责译电，陶四毛负责报务，这两人作为二线，负责将余则成搜集到的情报或是通过电台或是通过地下交通传送出去。必要时，还可以得到其他小组的支援和配合。其中秋掌柜是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因为他掌握着最关键的无线电密码，上级的指示，获取情报的传送，都是通过他。陶四毛只是个负责发送电文的报务员，对具体电文是一无所知的。这也是后来他之所以要当余则成的面咬舌自尽的原因所在，因为他这样做就是告诉余则成，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余则成。

　　当然观众印象更深的是余则成通过广播密码接受指示，这种方式在反映二战诺曼底战役的美国电影《最长的一天》里也有表现，盟军通过广播向德占区的抵抗组织发送指令，一听到法国著名诗人保尔·魏尔兰《秋之歌》的第二行：“无尽单调的气息，伤我的心。”就表明登陆将在未来24小时内进行，各抵抗小组按照早已布置好的任务开始行动。与《最长的一天》中那一句特定的诗句代表特定的指示有所不同，余则成的密码指示要复杂得多，在约定的频率和时间，广播里播放的只是一连串阿拉伯数字，然后再对照密钥本——剧中是本《蝴蝶梦》，将每个数字（或者每几个数字）对应书中某页某行的某个字，从而把阿拉伯数字翻译成明文。从密码学角度来说，其实这就是密码学中所说的比较简单的代换法密码。因为密钥本的可选择性范围极大，各种各样的小说都可以，所以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密文来进行概率性的暴力破译，是很难破译的。之所以采用广播密码的方式，主要还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如果采用无线电密码下达指示，就势必要增加无线电联系的工作量，自然也就会增加被发现的概率。一般来说，地下党采用广播密码的方式，是比较少见的，主要都是为一些比较高级别的特工服务。当然，这种方式也有缺陷，就是只能下达一些比较简单的指令，复杂详细的指令就只能通过地下交通或无线电由秋掌柜来转达了。

　　秋掌柜是如此重要，因此军统在抓获他之后，是竭尽全力想要从他嘴里得到线索。但是他不惜咬舌自尽来保护余则成，这给了余则成极大的震撼，使余则成决心全力营救，这就有了寻找潜入延安代号“佛龛”的军统特工，用“佛龛”来交换秋掌柜的故事。交换间谍，在冷战时期是东西方阵营之间经常采用的。而在解放战争中，似乎还没有正式的记载。不过，中共倒曾有过与军统交换各自被捕的情报人员的打算。龙潭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在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提到周恩来曾经对他表示：“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王石坚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下的一个情报网的负责人，这个情报网在1947年10月被军统破获，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五部地下秘密电台被破坏，王石坚等44名地下党员被捕，被牵连被捕的更多达123人，连熊向晖也因此暴露，只是因为他此时已被胡宗南派往美国留学而幸免，这一惨痛损失使李克农大病一场——只是后来因出现变故而未实施交换。

　　在《潜伏》中，曾打入延安的“佛龛”李涯，是让军统天津站长吴敬中非常骄傲的人物，因为他是军统唯一成功打入延安的特工。目前确切证实成功打入延安而又全身而退的唯一的军统特工是沈之岳，他于1938年到1940年在延安潜伏两年，虽然没有获取什么重大的情报，但作为唯一能在延安潜伏两年而又全身而退的特工，在军统系统内自然是绝无仅有的资本，倍受器重，此后官运亨通，最后任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并奉命改组调查局，成为新调查局的第一任局长，被称为“调查局之父”。

　　需要说明的是，军统在延安始终没能建立起秘密电台，因此《潜伏》中吴敬中通过电台指示“佛龛”调查余则成是不可能的。军统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渗透主要通过设在榆林的陕北站和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来进行，其中西北特侦站的工作更有成效，站长程慕颐是军统中对中共工作的老手，经验丰富因此被戴笠委托以重任。程慕颐于1939年9月在汉中陈家营开办特训练班，对外称为“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军统内部则称为“汉训班”，其实这是个训练死间的训练班，配备的教官力量非常强，班主任按军统惯例由戴笠兼任，实际由副主任程慕颐负责，从延安回来的沈之岳任政治教导室主任，政治教官朱增福也有打入延安的经历，特种技术教官杜长城是军统的爆破专家，1948年任特种技术总队少将总队长，负责指挥对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大城市撤退时的破坏。汉训班在军统众多的训练班中并不怎么出名，但其特色就是为了训练渗透进入延安的特工，从这点上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至1942年，已有数十人成功打入延安，其中胡士渊打入军委二局；王治和打入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郭力群、李峰璧打入边保；冯善述、朱浪舟打入陕西省委；石进中、宫兆丰打入绥德专员公署；陈明打入陇东专员公署……几乎都是要害机关！由于汉训班学员吴南山主动向边保自首，才使这个军统渗透案逐渐为边保所了解，被列为要案，在中央社会部代号为“戴案”——是戴笠军统所派遣的特务。至1942年底，中央社会部和边保联合行动，一共逮捕打入陕甘宁边区的军统特工32人，彻底摧毁了汉训班特工网。也正是因为这个案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震撼，从而使延安在194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后果非常深远。汉训班总共举办9期，培训学员约670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渗透进入边区，直到50年代公安部还将其列为专案，但始终未能全部查清。

　　剧中天津站行动队第一任队长马奎因为私下调查站长，结果被余则成利用，与左蓝联手用反间计将他除掉，有点蒋干盗书的味道。只是马奎在军统中可是老特工了，可是在余则成和左蓝的圈套中，他竟然如此低能无知？居然会和左蓝在路边茶馆里见面，而且还就这么大模大样坐在大堂，居然会想不到安排个小套间，毫无一丝保密的意识。另外，他针对军调代表的行动，怎么可能事变不向站长汇报？要知道军统的纪律和家法可是相当严格的，如此行为，岂不是在自寻死路吗？即便他对站长有所怀疑，也完全可以通过军统的内部监察系统来进行，要知道军统可是党政军各机构单位中组织最严密的。

　　军统的内部监管可以用“三督”来概括，也就是三种督察制度。第一种是在编制上的公开的固定督察，军统局本部设有督察室，为总部八个处三个室之一，属于一级直属单位。各区、站、组都设有督察，连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也都设有督察处或督察室，这些督察人员定期向总部督察室汇报，因此一般军统人员见到督察都是畏惧三分。第二种是公开的不固定督察，也就是由非督察人员轮流担任一周的督察，称之为周督察。在军统局本部以及军统控制的公开单位，由军统督察室指派人员轮流担任一周的督察。督察室会先召集周督察开会，下发督察报告的规定事项，然后在结束周督察之后上报。军统人员易啸夫在回忆文章里就写到他当过两次周督察，一次因为报告详细得到嘉奖，一次因为刚到新单位没有任何报告而受到警告。他本以为这不过是走过场的评价，后来发现这两次奖惩记录居然全部记入个人档案。第三种是秘密督察，由督察室秘密指派人员担任，身份完全保密，彼此之间都不知道谁是秘密督察，这种秘密督察是最有效的，也是令军统人员最为忌惮的。这三种督察分属不同渠道，各自提交的报告又可以相互验证，由此形成了严密的督察系统，对内部人员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控制。要是马奎对站长的行为有所怀疑，完全可以向局本部的督察室来反映，绝不会自行一套，自寻死路。除了督察制度外，对于各级干部和电讯、机要等要害部门人员，都有例行的监视监听和内部调查。这一点《潜伏》中都有表现，只是通常内部监控和调查都是由督察来组织实施，而不会由行动队来执行的。

　　另外，军统对内部控制还有“三官”。第一“官”就是官位，因为戴笠可以任意设立机构，从而可以设置更多的官位，所以在军统同样资历年纪的人要比其他机关升迁得快，而且只要戴笠下手令晋升哪怕是破格越级晋升，铨叙厅任官任职都没有二话完全执行。在薪水待遇上，抗战时期所有党军政机关都是只发打八折的“国难薪”，只有军统是不打折扣照实支付。在局总部的内勤人员，每月交工资的10%作伙食费，不足由军统补贴。要知道军统的伙食可是非常丰盛的，午餐晚餐都是八菜一汤的标准。如果是需要值夜班的，另外还有夜间津贴。相比其他党政军单位的同级人员，薪水几乎要高40%到50%。外勤单位有公开职务的，可以拿两份薪水。没有公开职务的，也可以有活动费、房租补贴等额外收入。组长、站长的，还有办公费和特别活动费。除了这些名正言顺的收入，三教五流给军统人员的“孝敬”更是不在话下了。《潜伏》中余则成收到的“孝敬”就能换好几根金条，倒是事实。第二个“官”则是“关”——军统内部纪律极严，被称为“家法”。一旦违反，就会被关入军统自己的监狱。时间长短也全凭戴笠的喜恶。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看守所，是临时囚禁之地，通常先在这里审讯后再送到其他监狱，在军统内部这个看守所被称为“小学”。重庆白公馆看守所，这是以前川军军阀白道成的公馆，叶挺就曾被关押在这里，而在白公馆后面的洪炉山还有一些单独的平房，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曾关押过。在军统内部这个看守所被称为“中学”。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是军统建立的规模最大的监狱，可以囚禁500人，在军统内部被称为“大学”。军统内部被关押的人员称为“修养人”，可以领取按薪水的一定比例下发的生活费。通常军统“修养人”还会和被捕的其他人员如中共地下党员等混关在一起，同时负有监视的职责。

　　第三个“官”是“棺材”的棺，戴笠对部下可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对于因违反军统“家法”而被处死的，戴斗笠还专门起了个名称叫“殉法”，和在执行任务时死亡的“殉难”、在工作中因病身故的“殉职”一样，家属都能得到抚恤，甚至一样能在军统每年4月1日的四一大会上得到公祭。对于违反纪律的军统人员，戴笠有三种惩罚手段：口头警告、禁闭关押和枪决。通常军统内部的惩罚没有固定审判程序，基本上由戴笠一言决之。军统内部因违反纪律而被处死的几乎达到2000人。正是通过这样的“三督三官”，戴笠对军统内部的控制达到了非常严密的程度。

　　余则成是个成功的卧底，剧中他接连干了几件漂亮的活。让我们就一一道来。第一件，查清叛徒袁佩林的下落，使地下党迅速行动将叛徒处决。袁佩林也有原型，就是曾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的袁晓轩，他于1942年1月叛变，供出卫立煌与中共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以及在洛阳的80多名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等。后任军统渝特区特别工作组组长、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组长，1949年东北解放时被捕，1975年被特赦。第二件，营救核物理专家钱思明。很多人认为钱思明的原型是钱学森，那就错了，钱学森是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而且1934年去美国，直到1955年才回国，肯定不可能有被挟持去台湾的情况。其实钱思明的原型是另一位姓钱的科学家——被誉为“中国之父”的钱三强，他才是核物理专家，而且是1948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是在撤离大陆前计划要带到台湾去的专家。这些才符合钱思明在剧中的情况，所以钱思明的原型应该是钱三强。

　　第三件，获取天津城防情报。当年地下党确实获得了有关天津城防的详细情报，使解放军能够针对天津城防的弱点，制订了“避实就虚、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然后分别向南北推进，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计划，最终仅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十万守军，攻占天津。当时地下党从几个途径得到了天津城防图，第一个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领导的天津市工务局内的地下党，工务局城防第一区工程处的地下党员麦璇琨，利用工作之便亲手绘制一张第一区城防工事的图纸交给了组织。工务局建筑科工作的地下党员张克诚将《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总图》偷带回家，经过两个晚上的连夜工作，将图纸手工复制出来，这张图不仅标出了城防碉堡的位置，而且还有碉堡的形状、尺寸规格、高度、单双层次、明暗之别、射孔位置等。第二个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地下党员王维，参加天津市军、警、宪联席会议，掌握了军警宪特的内部分工、管辖分工、城防布局、兵力配备等情报。第三个是解放军华北军区情报部门获取了天津警备司令部制发的《天津城防要图》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到任后加强城防构筑的工事地带、碉堡抗力、外壕深度与蓄水量、地雷铺设区等情况。第四个是中共东北局冀察热辽分局社会部获取了《天津城防要图》。第五个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通过地下党员李介人与其舅舅时任第17兵团司令和津塘防守司令侯镜如恢复组织联系，获取了平津守军布防图、天津防守图等情报。

　　因此，实际上《潜伏》中余则成的几份功绩都是把众多地下党的功绩以艺术加工的手法汇总到他一个人身上，当然余则成作为众多地下工作者的艺术形象代言人，也应该可以得到这份荣誉。很多朋友问我，余则成的原型到底是谁啊？笔者以为余则成可以视为中共地下党情报人员的杰出代表，也是把很多人的事迹汇集到一个人的身上才形成的艺术形象，如果一定要对号入座找个原型的话，最接近的要算程一鸣了，只是程一鸣早年曾是中共党员，后来才加入军统。而不相余则成那样完全是从军统人员被策反过来的。

　　谢若林虽然只是《潜伏》中的小配角，但却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中统，中统其实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很多人不清楚中统与军统到底有什么不同，简单地说，中统要比军统成立得早，在30年代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共地下党较量的主要都是中统。据中统局长徐恩曾回忆录里透露，中统逮捕的总共有总书记3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恽代英等中央委员40多人；省级干部829人；县级干部8199人；基层党员15765人。但抗战开始，军统逐渐发展，后来居上，其势力和影响都逐渐超过了中统。两家情报机构相互倾轧，争斗相当激烈。戴笠规定的军统“家法”之一就是不得私下与中统人员接触，这一情况在《潜伏》中也有反映。谢若林是个典型的金钱至上的情报贩子，他没有主义，没有信仰，只是追逐金钱。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情报贩子，但谢若林毕竟是中统人员，这样毫无顾忌地买卖情报，可能性不大。因为虽然抗战结束后中统逐渐式威，而且中统也不像军统那样对内部控制严密，家法森严，但毕竟也是个老牌的情报单位，对于其成员也还是有一定的控制。

　　不过谢若林到底是老牌情报单位的人，对于情报有着非常准确的敏感，他能从几份零星的情报中就把余则成联系了起来。而这几份零星情报是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挖出来的。历史上真有这样的事情吗？有的，确实有过。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曾任边保科长的韩继恩叛变，他不但对政府组织的中外记者团侃侃而谈有关中共的情况，还写了一本书《延安今昔》来污蔑。更重要的，正是他带着人到安塞挖出了边保秘密埋藏的一些档案文件。当然都是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真正重要的文件或者被带走或者被销毁，不可能就地埋藏。《潜伏》中谢若林得到的文件也确实没什么多大价值，只是他太有情报分析的禀赋，把这和余则成、翠平联系了起来。从发现延安埋葬的文件这点上来说，编剧还倒是下了点功夫，没有凭空臆造。

　　细细观察，《潜伏》剧中的破绽确实不少，最大的破绽就是谢若林和许美凤联手给翠平下套用的小型录音机。要知道1935年德国通用电器公司才研制出了最早的磁带录音机。1963年荷兰飞利浦公司才发明了盒式磁带。要像剧中那样小的录音机，基本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随声听，那更是要到1978年才由索尼公司推出，而且随身听还只能放音而不能录音。因此从技术层面上说，1948年前后，当时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样小巧的磁带录音机。

　　音乐方面的错误也是《潜伏》的特色，想来负责音乐的人对有关曲目的背景知识了解较少。首先是贯穿余则成和左蓝爱情故事始终的那首歌，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选曲不错，也有一定指向性。只是《共青团员之歌》最早是1947年苏联话剧《路途的起点》中的一首插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赵沣带队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途经苏联的时候，各个火车站都在放这首歌，团中成员孙维世记下俄文歌词并译成中文，这才逐渐流传开来的。这首歌出现在《潜伏》第一集，那时抗战尚未结束，怎么可能有《共青团员之歌》呢？不要说中文版，连俄文原版都没问世呢。片尾主题曲《深海》非常震撼，但其旋律似乎并不陌生，仔细一听，原来是苏联歌曲《神圣的战争》的旋律。这首歌可是苏联二战时期军歌的代表作，被称作“卫国战争的音乐纪念碑”。如此昂扬、激越的旋律，固然极富艺术感染力，但用于表现隐蔽战线斗争是否妥帖，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听着改成深海歌词的《神圣的战争》，笔者的感觉实在有些异样。但是，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单纯从电视剧艺术性的角度来看，《潜伏》无疑是近期少见的佳作，能赢得专家和普通观众的一致好评也确实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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