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空中，对于航天员而言，最大的敌人来自自己的内心。在航天飞行中，他们会紧张、压抑、烦躁，与同伴吵架、冲地面工作人员发火，甚至有人因此拒绝工作。然而，航天员们将在太空中待更久，挤在小小的金属罐子中，他们如何解决不可避免的心理问题？
1985年，前苏联航天员瓦休京在执行“联盟T-14”任务时焦虑、食欲差、睡眠不好，他因此整天呆在床上不干活达半个月之久，最后因情况未见好转而提前返回地面。体检发现，瓦休京的身体并无异常，使这个钢铁硬汉垮下来的，竟是孤独和寂寞。
这不是个案。20世纪70年代，“天空实验室”4号乘员组上天后不久就变得易怒，并逐步升级到彼此间持续的不愉快，还与地面控制人员产生不和。在飞行中期，所有乘员曾坚持全天放假来解决他们之间的敌意，这种坚决的主张后来被美国宇航局的高级官员称为“反叛”。阿波罗9号航天员虽然也显示出惊人的好斗性，但他们还能克服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以飞行末期仅留下紧张的意识。
一位航天员曾预言：“未来飞行的时间越长、乘员越多，人际紧张、敌意将更多。”
敌意不仅存在于航天员之间，航天员与地面控制人员之间也会发生争吵。航天员有时故意不接受地面人员的指挥，想自由飞行；有时希望安静地呆一会儿，不喜欢地面人员不断打扰；情绪爆发时，他们会将怒气发泄到地面人员身上。这种情绪常有周期性的变化，时好时坏。
正如前苏联“礼炮”7号空间站的一位航天员所说的：“在飞行期间最困难的事情是与地面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乘员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一旦关系破裂，飞行将变得更困难。”1985年“礼炮”号185天飞行中，航天员因和地面人员发脾气而终止了两天的无线电通讯。
德国航天员克雷蒂安在“和平”号空间站任务中，要进行一系列生理功能测试，需安装一些仪器，克雷蒂安抱怨实验太复杂。他在飞行报告中说，他要花费2.5小时来安装这些仪器，复杂的实验使人完全和实验动物一样，如果“和平”号上的窗开着，他将“把这些仪器扔到太空中去”。
美国航天员杰瑞利宁杰这样回忆自己在“和平”号空间站上日益增长的无聊感：“连续几个月，我看着两张同样的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谈话内容变得陈旧。我们发现对早已说过的话题没什么可补充的了。没有新的消息。家人和朋友都在一个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我们日复一日地吮吸脱水食品。”这时，利宁杰才深深体味到他接替美国航天员约翰布莱哈在“和平”号上的工作时，约翰对自己的忠告：“杰瑞，你惨了。你越早接受这个事实越好。记住，一切终将结束。”
人际关系剥夺是航天环境中另一种负面心理表现。由于可以交流的对象过少，身处狭小空间不能形成丰富的人际关系，这往往会造成航天员情绪不稳。在“礼炮”6号飞行中，留在空间站上的航天员曾热切期盼访问航天员的到来。然而因飞船发动机点火出现故障，访问航天员还未登上空间站就被命令返回地面，致使这次访问中途夭折。留在空间站上的航天员的心情由明转灰，产生了抑郁情绪。在“礼炮”7号飞行中，一名航天员也因与家人分隔而感到悲伤，这都是人际关系剥夺的表现。隔离意味着与家人、朋友和社会的普遍别离，意味着各种关系的丧失，包括在地球上曾担任的角色的丧失，友情和尊重的丧失等。波兰的一份研究表明，约35%的飞行员诉说在驾机离开地面时曾体验到孤独感和离开地面的不愉快反应，还有其他如心神不安、紧张、缺乏自信、害怕驾机出现误差、幻觉等情绪反应。
然而不管事先准备如何充分，航天员之间都可能产生敌意。一名前苏联航天员说：“共同飞行不会是宁静的，会有意见分歧，甚至会极为恼怒。但在失重状态下，想打人都很困难。”
航天员该如何调节心理？太空工程师希望用网络虚拟现实技术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克里斯马凯认为，通过高清晰度视频摄像机、播客和网络论坛，亲朋好友会在飞往火星的航天员面前展现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实现“朝夕相处”。同时，航天员的活动会被摄像机拍下，给家人观看。家人的反馈可帮助航天员克服孤独、厌倦和紧张心理。待“星际互联网”建成后，航天员甚至能参与更多的网络体验，比如通过网络定购圣诞礼物，也可下载最新的畅销书或电影。
在地面上侍弄花草可以舒缓压力，科学家计划让航天员在漫长的火星之旅中也自己种菜。这样不但可以调剂生活，更能精简给养，节约发射费用。能够在太空运行的微型人造温室正在开发之中。
此外，太空舱设计师还从改善太空生活条件入手营造正面心理暗示。例如把太空舱内壁涂上柔和的颜色，摆设按家庭生活环境布置；在挑选成员时，尽量选择具有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背景的人，让彼此有更多新鲜感。
还有科学家提出了一些看似荒诞的解决之道。欧洲宇航局提出，让航天员在漫长的旅行中处于“冬眠”状态，这样既可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又能减少食物的储备。不过，航天员们似乎对此并不领情。他们说：“我更愿意醒着去火星，那才会成为一次充满乐趣的太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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