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本来是曲艺界的行话,指相声、快板、快书什么的,也称“活”。不知从何时起,“段子”成了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指笑话、顺口溜等好玩的话,朋友聚会,酒酣耳热时,或茶余饭后,总爱讲点“段子”。
鄙文题目叫“钩沉”,有点言重了。因为这个“沉”,也不过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儿。
文革时期,人人自危,政治空气简直令人窒息。但即使那样,“段子”也在野草般悄然生长着。文革初期就曾流传过“侯宝林挨批斗”的“段子”。批斗侯宝林,要给他戴高帽,侯先生说“我自己带着呢”,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高帽。说不行,太小,侯先生把高帽一抻,帽子变长了,“我这个带弹簧的。”让侯先生跪下,侯说“下跪是四旧,我趴下得了!”弄得们哭笑不得。这个“段子”显然是有心人虚构的,让人们的紧张的神经在当时的高压气氛下暂且放松一下。
那时的文艺生活贫乏,除了八个样板戏,电影就是“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外国电影更少,而且也只是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少数几个友好国家的。当时流传一套嗑:“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概括的相当精辟。
有一类段子其实就是民谣,是老百姓创作并口口相传的,往往是民意的直接反映。如文革后期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属于这一类,反映了底层老百姓的诉求和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后来的“四五运动”,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批判的歌谣,从广场传遍了全国各地,将这种民谣推向了一个历史高峰。
段子是生活的反映。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反映了姑娘的择偶标准:“一有势,二有权,听诊器,方向盘。”可见除了当官的,医生、司机也有职业之便,也是姑娘们的首选对象。还有一个,通过不同的人抽不同的烟,反映了等级和收入差距:“省中华,市牡丹,一般干部两毛三(葡萄牌),小徒工,一毛四(握手牌),老太太专抽蝴蝶烟。”也有糟蹋农民的:“老农进城,啥也不懂,手里拿麻袋,腰里扎麻绳,喝个汽水,不会退瓶,看场电影,不知啥名。”
再有一类段子,纯粹是“笑话”。姑举一例:某麻脸小伙,找对象困难。忽一日,在公共汽车上,有一漂亮姑娘总盯着他看。小伙兴奋不已,便尾随姑娘下车搭讪。姑娘约他星期天公园门口见面。到了星期天,小伙子穿戴整齐赴约。不料姑娘带着20多个幼儿园的孩子来了,指着他的脸,对孩子们说:“这位叔叔脸上的麻子好看吗?”小朋友们齐声回答:“不好看。”姑娘说:“你们如果不种牛痘,长大了就会跟这位叔叔一样。”
孔夫子论诗歌的社会功能时,有“兴观群怨”之说。其实,段子就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兴观群怨”的功能极其明显。如清代编成的《笑林广记》,就是一部段子大全,当时的社会风土、世态人情尽收其中。如果再往“沉”里钩,《诗经》里的许多作品,如《硕鼠》、《伐檀》也可以算做段子,是最古老的原生态的民间段子,只不过经过了文化人的加工整理罢了。
可见,段子古已有之,但于今为盛。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勃兴和手机的普及,段子简直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料”了。每天早晨打开手机报,天天都有段子,朋友之间发的短信,段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更有甚者,某电视节目的广告天天在那喊:“把日子过成段子!”据说商业网站还有职业的段子写手,专门从事段子创作,然后通过手机、网络广为传播,想必也一定赚了大把的票子。
网络时代段子的产量、质量、题材内容之丰富都刷新了历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编一部《新笑林广记》肯定绰绰有余。我想,这首先归功于传播技术手段的进步,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是写手,同时又是传播者。其次,从某种角度讲,也是民主空气更浓厚、社会的宽容度更大的表现,人们的言论比以前更自由了,温饱之余,小康之际,更加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段子多了,人们的笑点自然也抬高了,相声、小品等“笑的艺术”的创作难度也增加了。听说姜昆、冯巩等大腕儿因此颇为苦恼,表示愿出高价征求好的响“包袱”。
当然,对段子现象也要两面看,一是段子本身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也有不少内容不健康,甚至低级趣味、涉黄的,二是有识之士对当前的泛娱乐化倾向表示担忧。著名作家王蒙调侃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典文学作品传世,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元曲。我们今天能留给后人什么?恐怕只有小品和段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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