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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李约瑟和李约瑟之问。李约瑟是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著有《中国科技史》。对中国科技史感兴趣的同志们，可能会听说过他和他著名的——
李约瑟之问有几种表达方式，大意相同，常见的一种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到了17世纪以后，突然衰落了。
我最早知道李约瑟之问是在80年代末，觉得很有深度，还瞎琢磨了好多天，然后，然后就把这个问题忘了。到了21世纪，有天又看到了这个问题，感觉突然明白了，李约瑟之问再也不是问题，因为我对什么是科学有了清楚的理解和认识。
90年代中期，我曾经从一本叫《读书》的小册子上看到一个观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句话让当时的我勃然大怒、差点拍案而起，就是找不到横眉怒对的东西。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置我张衡、祖冲之、沈括等大科学家于何地？这肯定是帝国主义的污蔑和阴谋！
又是几年过去，随着我读到一些科学史和探讨何为科学的书籍（主要是波普尔）之后，开始对科学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发现我们日常普遍所说的科学（无论是作名词、还是形容词用），都极大地偏离了科学的本意。
比如，很常见的——地心说是不科学的——这句话严格来说，是一种错误的表达。喜欢这样措辞的同志，肯定不懂什么是科学。错在何处？后文有解。
在狭义上，我理解的科学是一种对世界（广袤自然、宇宙万物）的解释体系，是建立在人类最基本、最简单、最直接的实践和共识上的，通过严密的逻辑发展起来的解释体系。
这个解释体系是逻辑的、可证伪的、可重复的、普遍的。贯穿于科学中各学科的主线是数学。科学必须能用数学表达。而能用数学表达的未必是科学，如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否为科学，一直有争论。我坚决认为不是，因为经济学不能证伪）。这就是我理解的科学。
逻辑的 —— 科学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论解释环环相扣、因果相序、由因到果、又由果到因地正推或逆推。科学的逻辑必须是自洽的。例如，平面几何里尺规作图三大难题，已经通过严格的证明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哪位“天才”又在平面几何的系统内运用它的逻辑证明出了这可以做到，那平面几何就彻底地垮了。
可证伪的 —— 科学系统里的每一个表述，都留下了证明自己为错的可能。现代的科学大厦就是在不断地证伪前人和以前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目前的科学理论也极有可能（或必然）被今后科学的发展证伪。
可重复的 —— 科学实验千次百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了两次条件相同的科学试验的结果全然不同，那么科学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还有个特点，科学体系还应该是可传递的——先贤的智慧和成果，能够通过一套表达清晰的、一以贯之的抽象体系传承给后人。
例如在中国科学史上成就极高，但名气不算大的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朱世杰完成了数学杰作《四元玉鉴》，其中的列、解方程思路比大名鼎鼎的韦达早了300年。但是，朱世杰的思考只是寥寥数语，未能建立抽象的数学符号，对于解题过程给出清晰的数学表达，更谈不上形成知识体系。朱世杰的天才想法只能成为我国古代数学的绝唱。（朱世杰的方程，我还是从射雕英雄传里黄蓉教瑛姑解题的注解里才了解到的，金老爷子的书真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啊。）
所以，在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中，我还是赞同20多年前自己曾经反对过的主流结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我国古代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知识体系，那些地动仪、指南车……伟大发明全是凭借个人才智和经验作出的技术成果。一旦没有理论体系的支撑和传递，天才离世后，他的科技成果、思想成就此失传，后人还要重新摸索。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果绝大部分还停留在现象研究的层面，是经验的积累，属于社会实践的技术成就，没有达到抽象的、成体系的科学要求。
一种文明是否建立了科学体系，我认为有一个标杆，就是平面几何系统的建立和成熟。
关于牛顿同志有一则轶事。牛顿日常忙于实验、计算和思考，不会和人交流，只跟少数科学家朋友对话（比如朋友兼铁粉哈雷。老牛：老铁，我这个公式没毛病吧？哈雷：哎呀妈呀，牛老，你可老牛X了。），与别人谈话也时常心不在焉。谁叫他太聪明了。
但有一次，某位精英对牛顿说：欧几里得的几何有什么用呢？牛顿听了这话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乐不可支，仿佛听到了天下最搞笑的笑话，直到把那个人物给笑毛了，只能溜走了。
牛顿的欢乐，是对平面几何的一种无上尊重和最大肯定。牛老肯定在纳闷：怎么会有人问出这样的傻问题，几何多重要啊！
在上学时，最给我震撼的一门课就是平面几何。在几条公理和公设上，通过严格的论证竟然搭建起来这样庞大美丽复杂的科学大花园。而更令我震撼的是：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平行线公设）由于“不那么不证自明”，经过罗巴切夫斯基、黎曼等大科学家的努力竟然由此又发展出了非欧几何。
原本，科学界以为非欧几何只是逻辑上的玩偶，无实际用处，没有想到黎曼几何竟然是欧氏几何在球面上的反映，而爱因斯坦也把黎曼几何运用到了宇宙空间。回想在初二的某天夜里，我从一本课外辅导材料《平面几何双基训练 翟连林主编》上读到非欧几何的故事时，只能用被“深深震撼”这四个字来形容。
在这个非欧几何的故事上，我看到了：逻辑、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统一。完全从逻辑上推出的理论，竟然能自圆其说，圆融无碍。这个看似与人类日常经验相违背的理论，最后还在现实中找到了她的位置。这就是科学的惊人美丽。
非欧几何和欧氏几何在前几条公理公设上并不矛盾，所以不存在相互证伪的关系，而只是一棵大树上的分支，是平行发展、相互共存的关系。说来说去，还是科学以她自己的内在逻辑接纳了非欧几何。由此，我相信，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前进，某些以前我们认为很荒谬的理论会被科学所接纳——例如曾经被主流科学界认为是狂想的大陆漂移说。
平面几何的出发点、论证体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科学的一个精巧、美丽的缩影。
回到上个问题，我们常说地心说不科学的本意是指——地心说所描述的太阳和行星都围绕地球转动不是事实。
而地心说本身恰恰使用了科学的表达方法。第一，地心说形成了自己理论体系，逻辑上是自洽的，并可以用数学表达；第二，最关键的是地心说可以预测日月星辰的变动轨迹，可以接受实践（实验）的证伪。最终，地心说被实践证明为错，但是地心说是符合科学要求的理论体系，只不过它未能真实地、准确地反映太阳系的运转规律。
由此可见，科学在今天汉语的使用中出现了多大的偏差。科学被当做重要的褒义词，形容某结论某看法是“科学的”，其实就等价于好的、正确的、正面的、肯定的……。我对此极不赞同。我认为科学是一个中性词，她代表着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一种认识论，一种表达方式。或可以这么说，科学是人类有效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方法。
世界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分别代表和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人群智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水准，而科学是古希腊→西欧→英美这一支文明所独有的方法。其他文明均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艺术（文学、美术、音乐）、玄学等等，但惟独在科学上就只是掌握了科学在实用层面上某些具体应用的技术成果而已，没有搭建起自己的科学体系。
这些文明都未能建立科学思维、没有形成科学体系，从而其生产力水平（可等同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始终处于农耕文明或游牧文明阶段，无法前进。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把农业社会提升到工业社会进而发展到信息社会的总方法、总工具就是科学，也只有科学具备这个能力。
当这些年我对科学的定义、功能、特点及发展史有过了解之后，就不再觉得李约瑟之问难于回答了。
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入手，对四大发明分析完毕，李约瑟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我们耳熟能详、引以为傲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在以科学为视角的审视和剖析下，其价值非常一般。
四大发明的意义在于历史作用，而不是科学价值。我们经常把四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和其背后的科学价值、人类智力活动含量相等同，其实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同层面的价值判断。
第一，指南针。指南针的前身是司南，是中国人在实践中发现和利用磁性而制作的辨别方向的工具。
虽然我们最早发明了指南针，可始终不知道指南针的工作原理，便用玄学（阴阳五行）来解释指南针的现象，因此指南针（罗经、罗盘）在中国的主要实际用途是看风水。
在生产实践中，发现物体的磁性，利用地磁作用辨别方向，并不困难。难的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指南针原理是由英国科学家最早给出了解释。
指南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大航海时代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一直对指南针在大航海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航海中，指南针固然重要，可是需要对航行定位时，还有一个毫不逊色、科技含量还远远高出指南针的伟大发明，我们从来不提，这就是六分仪。如果把六分仪和指南针对比，就知道科学的价值所在。六分仪的背后是对太阳与地球关系、光线、数学计算的掌握。
一种文明，只要存在和发展时间足够长，自然环境中具有磁石资源，指南针迟早会被发明出来。区别只是发明时间的早晚，但是六分仪的发明不是这样，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质的飞跃。
即使指南针没有传到欧洲，欧洲迟早也会发现。到了六分仪这道水平线，中国就再也迈不过去了。换句话说如果六分仪不传到中国，我们永远发明不了。这就是有科学和没科学的巨大差距。
中国古代方士在炼丹中发明了火药。但这是黑火药，是硫磺、硝石、木炭按一定比例配比而成。黑火药是一种物理合成。而我们现在在战争和建设中广泛使用的威力巨大的火药指的是黄火药（黄色炸药），黄火药是一种化合物，属于化学反应的范畴，这和黑火药完全不同。
曾有一句解说词，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几千年来只会把火药运用于烟花爆竹。这句感叹很是煽情，在当时被广泛转载做唏嘘用。但中国发明的黑火药用于烟花爆竹也是迫不得已，无论如何改进，黑火药都不可能有黄火药的威力，用来做烟花爆竹也是最经济实惠的。
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很发达，四大发明里的印刷通常特指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但毕昇用的是胶泥活字，而且现在并没有发现使用活字印刷的书籍实物，倒是雕版印刷的书籍流传至今的很多。可见因为活字印刷术虽然在想象力上有了突破，并且也付诸于实用，但是由于制作活字字模的材料不过关，反而不如雕版印刷经济实用，结果在实践上被淘汰了。
印刷术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在想象力上都非常普通。这种采用成型的字模，覆以油墨，在纸上大量重复印制，节约手抄人力的思路很容易想到。
活字印刷术的关键在于制作字模的材料和油墨，能以多快的速度印刷。现代印刷术的创始人，公认是德国的古登堡。古登堡的印刷很可能受到了中国古老活字印刷术的启发，但是他发明创造的铅合金活字、脂肪性油墨以及印刷机已经远远超过了毕昇活字印刷术的水平。
瓷器为什么没有列入四大发明？或者干脆扩大为五大发明？我有点不太明白。在独创性、技术含量、难以仿制等几个指标上，瓷器比起四大发明中的三项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可能是瓷器的历史作用，比起公认的四大发明差不少吧。可见，入选四大发明的标准是历史作用，而非科技含量。
四大发明里，除了造纸具有一定的科技水平外，其他的三项都停留在现象研究的层面，是以生产劳动经验为基础，一点一点试错试出来的，对于其背后的科学原理，我们过了上千年都无法认识清楚。这种以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技术成果，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都能在生产和生活中独立发现和发明，只分时间早晚。
而如黄色炸药、六分仪，古登堡印刷术其背后蕴藏的天文、化学、金属知识，则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才能发明，更不要说工业时代的蒸汽机、发电机、电灯电话、火车、飞机……，这些人间奇迹只有科学才能创造出来。
在中国古代的发明中，风筝曾被认为是飞机的雏形。但是飞机真正要飞上天，其背后涉及的：空气动力学、 材料学、工程学、控制学……又怎么能是发明了风筝就能唏嘘和感慨的？
而空气动力学、材料学等背后作为原理支撑的基础科学又横跨数学、物理学、化学各个领域。风筝和飞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科学鸿沟，迈不过去是很正常的事。
四大发明一一分析完，李约瑟问题还算问题？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啊，其发明创造只是在使用上的技术成就，所以上千年来只能在同一水平线上徘徊不前，在西方掌握了科学飞速前进发展的对比之下，只能接受衰落的事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现在奇怪的倒是李约瑟作为一个研究科学史的专家，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可能他对科学的本质并未做深入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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