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以“入木”为题，以黄永玉亲题手记为线年代的版画作品近两百件，力图全面、完整的勾勒出这位艺术大师的版画发展叙事与创作面貌。
“木刻是个累活，累上瘾改不回来了，就这么刻了我半辈子。我从艺态度跟文学态度一样，依靠的是永不枯竭的故乡思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盛起。少年黄永玉因木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启了自己的版画创作之路。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他，却有着忠实于生活的敏锐认知与内化感受。怀着对家乡凤凰的深爱，黄永玉写下了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并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条道路开始，创作了大量版画作品。这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使其往后创作中刻下的每一刀、每一划皆迸发着鲜活而绵延的力量。
此次展览由黄永玉第一人称叙述开启，结合艺术家本人回忆八十年版画创作生涯写下的“心得手记”，串联了三层展厅的所有作品。展厅一层围绕黄永玉40年代早期的创作展开，包括了《风车和我的瞌睡》《鹅城》《我在海上一辈子》《苗舞》等经典作品。其中，黄永玉为表叔沈从文所著小说《边城》创作的两幅木刻插图《吹笛》《花环》，也会在此版块呈现。
“我一辈子本事不大，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不多。过日子倒是从来不敢苟且、不敢懒惰，怕都是刻木刻养成的习惯。一刀一刀小心往下刻，深怕出现差池。”
1936年，黄永玉离开家乡凤凰，辗转多地。直至五十年代初，黄永玉受邀回到北京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筹建。身处新旧更替的变革点，而立之年的黄永玉尝试在新兴版画创作与教学中寻找到更深层次的表达语言：他深入小兴安岭森林，创作大量森林题材的版画木刻；他被派往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水印木刻技术，与当时也在北京的齐白石见面，并为其刻制了一幅水印套色版画肖像；他还在云南路南县额勺依村住了两个月，以村里的彝族撒尼妇女普支委为模特，创作了经典的“阿诗玛”形象……二层展厅中集中展示了黄永玉在此段时期的木刻作品，包括《初进森林》《新的声音》《森林小学》，以及展厅中心设立的“阿诗玛”专区。
此外，黄永玉极其擅长各种文学故事插图，尤其是为儿童文学，如童话、寓言故事等创作的大量成组插图更是独树一帜。在展厅三层，观众能够欣赏到黄永玉刻刀下那些幽默的、诙谐的小人儿或动物们：狡猾的狐狸，井底的青蛙，流亡的小鸭……活灵活现，趣味横生，却又不等同于儿童世界里纯真无邪的化身。这种天真趣味与讽刺现实的矛盾结合，赐予了黄永玉童话插图更深层次的形式与意味。
“我怎么活过来的？要不看到这些木板，我几乎忘记了。唉，千山万水贴着肉的、贴着肉的什么呢，贴着肉的骨头吧！这一堆骸骨啊！”
进入六十年代，黄永玉不断拓宽中国新兴木刻的审美与维度，创作了如《春潮》、《花城》《葫芦信》等代表作品。其版画风格逐渐倾向于一种浪漫美学范式的回归，不仅完善和深刻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形式与内涵，也为当时的版画界带来了一股新风。此次展览还将在展厅三层设立“原版对照”专区，为观众呈现一批跨越几十年的木刻原版，并与印制的版画作品进行对照。在黄永玉看来，这些充满了岁月痕迹的木刻板子如同他“贴着肉的骸骨”一般，与其经历了一生的颠沛与流离，保存至今，十分珍贵。
晚年黄永玉虽停止了版画创作，然而手中刻刀促使了其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尝试转向更多艺术语言的可能性探索。如今，这位九十六岁的老者，如同刻木刻一般，黄永玉一步步践行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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