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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淡豹来说，2019年是全心写作、“斜杠”打工的一年，更是风云暗涌、自我重建的一年。在万圣书园，淡豹就着一杯白开水，聊起她2019年惊心动魄的劫后余生。
拥有48万微博粉丝的淡豹，无疑是文化名人中的“流量网红”。在新一代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之中，她因扎实的学术训练、出色的文字、富有魅力的演讲以及姣好的容貌而引人瞩目。在成为媒体人之前，她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学者。而离开媒体之后，她透过写小说来重建人生。
“这一年我非常着急，要把我的书写出来。除了必要的养活自己，跟生活的斗争之外，这一年里我什么都不想做”，淡豹说。这种危机感，无关衰老，而是跟性暴力带来的死亡阴影有关。
2018年5月，淡豹在夏夜北京繁华的街道上，遭遇性侵并受伤。10月份开庭、结案，这才留出时间让她有气力处理此前生活的后遗症与创伤。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也是她第一次向媒体公开谈论这次性侵事件，以及事件对她造成的冲击与颠覆。“如今，面对性别事件，我的发声会迟疑，立场会模糊，对于世界与生活其中的活生生的人，我能够understandbetter了”，淡豹说。
“很多人看性侵，看到的都是性的部分。就我的经历而言，性侵的核心是暴力。你不知道什么会不期然地发生在你身上。发生的瞬间，我以为自己要没命了。”
淡豹以平淡的语调，谈及一年多前遭遇的那场暴力，她几乎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完美受害者”。夏夜，在北京最繁华、最安全的地带，三里屯武警大队大院正对面，200米处就有时髦的户外就餐区，有人在吃东西，喝鲜榨果汁。她提着从超市买的东西，被一个陌生人扑倒。后来调出监控时，她意识到当自己躺在地面上尖叫时，行人、骑单车的人和行经的司机，远远看着她。
亲身的经历，让淡豹更能理解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历时4年推进性侵案的艰辛。2019年末，伊藤诗织胜诉的好消息也在中国引起轰动，被视为打破东亚性侵沉默的一大步。无论是性侵事件本身，还是从报案到法庭处理的过程，女性都会经历一种被无序的暴力压垮的感觉。
遭遇性暴力之后的维权之路不易，淡豹将之类比科研工作的漫长与艰难。她把此前社会科学训练教会的科研能力，把漫长的学院生活教会的忍耐，都用在了上诉这件事情上。“我实现了读书时应该有但没能做到的坚忍，因为你是不知道结果的。你付出金钱、精力、时间，把事情推进下去，之后，就是听天命了。”
不同于伊藤诗织将正义诉求推向前台，使之变成一个公共社会事件。淡豹并未动用自己媒体人的公共身份要求社会支援，而完全是以一个普通人的方式来完成上诉。淡豹说，“我所碰到的挫败，是一个普通人会碰到的挫败；我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一个普通人会得到的结果。我体会到了案件本身以及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暴力感，你会遇到很多很多障碍，很多新的羞辱，以及很多新的小的痛苦。”
至于这些社会性的创伤，绝不是心理医生所能够处理的。“能够治疗我自己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些劳作，最后求得一种正义。”
如今反观，这些细碎的东西终于被淡豹捋成了一条线索。它既作为关怀的主线被编织在小说集的写作之中，也改变了她作为“池塘边的观察者”的思维方式——一种长期由社会学和人类学所规训的视野。
“以前，我其实很看不起家庭生活。现在会觉得自己的‘看不起’，是因为以前有可以不需要家庭的奢侈”，淡豹说。
暴力将人打回原形，让人真正地知道水温。人为什么想结婚？人为什么需要家庭？淡豹如今意识到，一个996的人，也是生活在永不停息的暴力之中，来自领导、老板、系统的……这种各种微小而持续的生产秩序带来痛苦，于是，人会希望回家的时候灯是亮着的，家里面是有人在等你的，进入家里是有安全感的。猫、孩子、伴侣、一盏开着的灯，都是家庭的象征。
家庭并非永远是幸福的，但是人在家庭中的斗争是有可能胜利的，它毕竟是个体和个体的斗争。去年大热的韩国小说及同名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告诉我们，女性在家庭中的压抑感和幸福感并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至今，对每个性别问题都有了现成的描述。“我仍然认为这些答案是对的，但当你真正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时，当你在和所有人体验一样的处境时，当没有人能救你的时候，一个人就不再能那么快地给出答案了。你对问题的关切，会比你对问题做出描述更重要一些”，淡豹说。
“我还蛮感谢自己现在35岁了。我既批评，又感谢中国‘白瘦幼’的主流审美，以及重视年轻女性的文化。年纪大一些之后，当我不再被社会认可为一个女性时，女性身份带给自己的一些负担在消失，这种感觉还蛮自由的。”女性在更年轻的时候，往往生活在别人的注视之下，不得不处理与之相关的麻烦，也会有虚荣心和厌恶感的并存。
如今脱产写作的淡豹，也要靠一些不署名的商业稿件来养活自己。这大概与民国小文人四处卖文的情形差不多。与KOL时代的节奏相匹配，她也会在微博带货，卖些与美好都市生活方式挂钩的服饰护肤品。淡豹的朋友开玩笑说，这是在“用演艺之路支持文学梦想”。
对于微博带货这件事，淡豹自己也很为难，直到眼见自己欣赏的朋友也这样做时，才算勉强放下心理负担。不过矛盾并未因此消减，“学人类学的人，总能把自己放到历史长河之中，去理解自己的困顿”，另一方面又总念念不忘，“等我的书写出来，总有一天要挽救自己”。
事实上，美国有不少作家在专职写作之前都曾在广告公司工作，比如约翰福特、乔治·桑德斯，这是英语系、创意写作系毕业生最容易找到的工作。或许在当下，所有人都很难完全不以新自由主义的状态去谋生；正如即便我们不是消费主义者，也无法不成为消费者。
作为长期关注女性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淡豹的读者画像绝对是“女频”的。早年她的写作社科性强，吸引了不少海外女留学生。如今，她将自己的读者群描绘为“渴望自我成长的女性”，学生、年轻女白领、女性公务员、妈妈……她们往往对自己生活状态敏感，思考应该过上怎样的生活。“当然，还有一些批判我的男性”，淡豹笑着说。
淡豹写的东西，老实说没那么容易读。因此在她看来，即便是只看她微博的粉丝，她也会称之为“读者”。在微博上，淡豹收到过不少“老读者”的私信，初中看她在《vista看天下》或《读者》上的专栏，如今上大学了，工作了，赚钱了，心怀感念。于是她老心甚慰，作为写作者的意义感又多了一层。
当然，也有人会转发她的微博，说，好失望，质疑自己曾经很喜欢的专栏作者，如今怎么在微博卖货了？
“说实话，看到这些话我也很高兴。她们曾经是我的读者，受过我的影响，现在成长了，继续往前走了”，淡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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