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姜汉初步提交提案,建议政府可划拨一部分公租房作为公务员的廉政公寓。姜汉表示,他希望廉政公寓最好从公检法系统首先试行。法官、检察官、刑警作为国家公务员中的特殊群体,手里掌握着直接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国家权力,但工资收入普遍较低,合理解决这部分人的住房保障问题尤其重要。(12月18日《京华时报》)
把一部分的公租房当做公务员的廉政公寓,姜委员的建议像个冷笑话。这一建议,违背了两个基本常识。
一方面,这个“冷笑话”颠覆了公租房的本质属性。公租房,面向的对象是住房困难群体,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公租房面向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租金按照略低于市场价格的原则确定。很显然,公务员并不属于此列。
另一方面,“冷笑话”误读了高薪养廉的意义。姜汉认为,高薪养廉一直伴随着争议,但应该对重要岗位和重要人才实行这样的政策(让公务员享受廉政公寓)。姜委员的弦外之意很明确,公务员掌握着国家权力,如果工资偏低难免不腐败,向他们提供廉政公寓方能廉政。众所周知,新加坡以高薪养廉著称。但高薪真能养廉吗,或者廉洁是靠高薪养成的吗?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得好,“人的欲望是毫无底线的。如果高薪能养廉,那北欧国家的公务员很低薪,怎么也清廉呢?”。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报道的一则案例更有说服力。俄罗斯国内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官员工作效率不高、收受贿赂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其工作太繁重而工资水平太低。一些人因此向高层提出“高薪养廉”的建议,认为只要政府提高官员工资,俄罗斯官员腐败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下降。统计显示,俄罗斯联邦级公务员的月平均工资是俄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2.3倍。但结果是,“官员的工资水平确实都涨上去了,但官员的腐败水平却没有相应地降下来……”
唯有制度,才能养廉,正如郑永年所称,制度细节决定官员清廉,“一个是公务员的工资货币化,这个人上班开什么车,戴什么表,拿工资一看,一抓一个准。一个是透明的财政和预算,那是最有效的控制腐败的方式。”当然,姜委员的观点也不是一无是处,他所称的,“凡是申请廉政公寓的公务员都必须向组织申报个人财产,同时按照申请公租房的标准进行社会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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