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至上，底线全无。自作自受，罪得其咎。深更半夜，跑到地铁站口冲路人泼粪，作案后撒腿就跑且还拍摄恶搞视频——时间点的选择、作案对象的选择、分工协作的准备、作案5起的事实，足以昭示犯罪嫌疑人行为之恶劣。武汉这对情侣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是什么可以宽宥的道德瑕疵，而是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当然，法律自会给这起事件一个公平的定论。
可以想见的是，就像那些以身试法的“三俗”主播一样，这些为了流量而“不疯魔不成活”的短视频创作者，估计在东窗事发后也会抛出“不懂法、不知法”的借口。这些理由，或许可以自圆其说，不过，如果当真以为这是无伤大雅的玩笑，何以作案完毕就仓皇逃跑？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明显涉嫌违法的短视频，制作者何以从不担心“没处播”？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非底线是有的，公序良俗是在的，只不过，短视频App领域群魔乱舞，劣币驱逐良币之后，就鼓励并怂恿了这种“泼粪式”的违法“演出”。
玩笑归玩笑，违法归违法。这就像校园里的规则一样，打闹归打闹，霸凌归霸凌。在法律这条底线之上，才有短视频创作的合规与多元。遗憾的是，作为主要责任人的平台方似乎始终疏于监管。比如此前，一系列“电梯电梯等等我”的尬舞视频在网络疯传，视频里的年轻人，或是几个人一起在电梯里蹦蹦跳跳，或是伸出手脚阻止电梯门关闭，或是在扶梯上逆行甚至劈叉……一系列危险动作让人胆战心惊。以出格和危险博眼球，以违法或三俗追流量，平台方不管不问，甚至分类集锦——如此“变现”的逻辑，无怪乎公众要谴责某些短视频App“拉低国人集体智商”。
这两年，短视频异军突起，早已呈现赶超直播的架势。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8.29亿，而短视频用户规模达6.48亿，用户使用率为78.2%。而短视频用户又以青少年群体为主，《2019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短视频的忠实用户中，30岁以下群体占比接近七成，在校学生群体占比近四成。短视频平台中的青少年用户比例，已然远高于大多数的互联网产品。
恶搞视频的底线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虽然抽象，答案却具象地呈现在亿万短视频的表现与取向之间。于公共治理来说，这两年，封禁个体用户的手段用得不少，关停整个平台的决心下得不多。如果平台对违法短视频、三俗短视频没有“切肤之痛”，“泼粪式”的违法恶搞怕是难以禁绝。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该对突破底线的恶搞短视频从严从重处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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