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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京城首例性骚扰案的开审，性骚扰话题再次引起关注。据悉，全国人大内司委日前已委托全国妇联作调研，准备把“性骚扰”写入修改后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从以前将“耍流氓”归于道德范畴到今天人们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社会的进步自不待言。然而，昨日记者走访一些相关人士后发现，要使“性骚扰”行为真正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有几个难点需要跨越。
吴先生喜欢讲“黄段子”，经常在办公室大声朗读他新近获得的段子，他的一些女同事常常为此羞得面红耳赤，但吴先生却乐此不疲。不仅如此，吴先生还经常通过手机短信向他的女同事发黄色短消息。吴先生的行为构不构成性骚扰呢？转自搜狐
四川东方大地律师事务所董绪公说，如果吴先生的行为是无意的、没有针对性的，那么他的行为仅仅是不道德的，还够不上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应该是有特定对象、有特定目的、持续性的。此外，由于目前没有相应的规定，判断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非常困难。转自搜狐
我国的法律至今未对“性骚扰”作出规定，“性骚扰”的概念也非常模糊。通常的说法是，性骚扰是指一方利用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对不情愿的另一方施加的性需索。但这种定义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平等地位”范围太窄，同事、朋友、同学之间的性骚扰也常有发生，还有一些性骚扰是来自于陌生人或精神异常者。而在表现形式上，除了直接的性需索外，更多的还是非直接的、语言的、形体的性暗示和性挑逗。转自搜狐
“立法机关的确应考虑为性骚扰立法，但对性骚扰的定义，则应把握好一定尺度，否则会‘宽严皆误’。”董律师认为，严格意义上讲，讲黄色笑话，接触异性身体等引起对方不适的都算性骚扰，但法律过问的应限于“有一定持续时间段，给当事人的精神带来痛苦，并由此影响工作和生活”的性骚扰行为。转自搜狐
“我国的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体系，因此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对性骚扰这一概念进行量化，但这在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董绪公律师说，把“性骚扰”写入相关法规，可能也是原则性的、概念性的，要真正具有可操作性，尚需制定进一步的细则。转自搜狐
某学院一教授经常以辅导声乐为名将女学生叫到宿舍，然后对女生说下流话，讲有关性的话题，有时甚至还动手动脚。许多女生因慑于其淫威，同时也苦于没有证据告发他而不敢声张。转自搜狐
“要证明对方构成性骚扰，必须从方式、程度、结果三个方面来进行举证。”董律师说，“但要具体规定很困难，目前司法界对此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意见。”转自搜狐
“证据不足”是性骚扰受害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这种骚扰往往瞬间即逝且具有隐避性，再加上文化的制约，如何举证成了受侵害者维权的一个最大障碍。去年发生在西安的我国首例性骚扰案就因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驳回。转自搜狐
绝大部分性骚扰受害者受到的是精神上的伤害。因此，即便被确认构成了性骚扰，赔偿如何确定又是一个难题。转自搜狐
在国外，一起性骚扰案件，被告可能会赔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但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关于精神抚慰赔偿的数额却较低，不利于制止性骚扰这种恶习。有鉴于此，有关人士呼吁，对性骚扰者应采取“惩罚性”赔偿。董律师称“不论抚慰性赔偿还是惩罚性赔偿，其金额的确定都是困难的，因为不好具体量化，建议有关方面在制定法律时，针对精神损害赔偿确定一个范围。转自搜狐
2001年7月，西安市一位30岁的国有企业女职员童女士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起诉，指控她的上司对她进行了性骚扰，法院以缺乏证据为由驳回其起诉。这是我国首例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转自搜狐
本月3日，北京首例涉及性骚扰案在海淀法院开审。25岁的雷曼姑娘指控方正集团一名部门经理对其性骚扰失败后，多次干扰其在计算机行业就业。但被指有性骚扰行为的焦先生否认了雷小姐的说法，并提起了反诉。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转自搜狐
1993年4月6日《参考消息》报道：日本政府调查，20－30岁的日本女性中至少有2／5的人受到过上司或同事的性骚扰；转自搜狐
1993年美国新闻署报告：一份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工业化国家中有15－30％的女性雇员称自己常受到性骚扰；转自搜狐
1993年瑞典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在以往的13年中，有59％的女性承认受到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转自搜狐
1984年，我国台湾地区“保护妇女活动委员会”曾向台北的800名妇女进行问卷调查，有超过七成的女性表示曾遭性骚扰；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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