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的清高早已不是鲜为人知的事,鲁迅在《孔乙己》里曾将秘密层层剥离,露出它原本潦倒的模样。清高的资本在于读书,所以,关于读书,古代的贤哲们发明了许多自欺欺人的话语。
如果读书硬是朝着一个直接的目的去,比如学而优则仕之类,那过程想必是很苦痛的。像72岁中举的范进,59岁才高中进士的韦庄等等,他们的大半生似乎一直在与寒夜与忧伤为伴。还有壮岁浮游,晚岁山居,不得志的诗人孟浩然,只能发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般牢骚。至于那位“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柳永,出语固然不羁,但志不得遂之后,只好混迹于秦楼楚馆之中,辞世之际竟露尸街头,使人不甚悲之!
读书的目的一旦被固定,剩下来的就是前仆后继的苦痛和寂寞了。隋唐之后以科举取士,使一介寒贫书生有机会平步青云,于是读书在长长的历史隧道中突然间变得热热闹闹,大江南北、塞上沙漠、田舍深林,处处可闻琅琅的读书声,而那些以读书为乐的智者,只好退入更深的林子以避之,并逐渐隐没于人们的视野之处。唐太宗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句话尽管有一厢情愿之嫌,但何尝不可见出世俗英雄滚滚而来的景象。都在说科举只戕害人心,其实何止于此,它的最大恶果恐怕是戕害了古代文化的繁复性,使古代文化成为一件单调的钟摆。
为了宽慰受难的精神,一些文人便编织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套美丽话语。从这句至今仍广为人知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文人“清高”外衣下真实的皮肉,原来读书是冲着金钱美女去的,目的又简单又实用,想想始作俑者和推动者,真所谓非大俗所不能为。更有甚者,连“红袖添香夜读书”式的臆想狂也出现了。夜色如水,红袖款款,清茶溢香,如此良辰美景,自然心猿意马,读书这劳什子当然要退一边。本书读书计量,设红袖为辅翼,没想到说来说去还是露了马脚,“读书”这一主题反遭“解构”。那些发明家们也真逗,功成之前,娇妻美妾自是白想,即使有之,十年寒窗之后,也成了一个黄脸婆,正一门心思打算阔了之后要弃之的,哪有如此怜香惜玉的心情。
有关读书的效用,还是无需夸张伪饰为好,不然,就有做作的嫌疑。记得上高中时,有位同学的哥哥在训导他弟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之后,金钱美女就会滚滚而来”,话虽然说得俗里俗气,但直截了当,不避羞于世。当然,那时的我们并非是朝着金钱美女而去读书的,因为我们那时对金钱美女的理解并不完整,也不深刻。觉得“金钱”无非就是能穿上一身漂亮的衣服或者能骑上一辆自行车而已;所谓“美女”也就是能赢得某位稍微漂亮的女同学的芳心。如今,大学毕业也有几个年头了,金钱美女没见着多少,倒是平淡与清寒蜂拥而来。幸亏对“金钱”美女“之类虚拟的神话早已不置可否,若是认真的话,岂非又须长歌当哭一番。
书之墨香,当然意味着品位和层次,但读书之我,大多皆抱着实惠而去,决非“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式的高尚。只有那极少数离群而居者,才能化腐朽为神奇,将读书点化得暖烘烘的,就像陶渊明那“每会意,辄抚养之”的无弦琴声。
把读书定位于仕途经济,自然免不了冷落与飘零,定位于学以致用,严峻的现实由不得自由地舒展,兼济不可得,独善又不甘心,古代知识分子只好在一个文化怪圈里不东不西地活着。刚毅执著如王介甫先生,读书之多,宋代无出其右者,晚岁也只能闲居金陵,读佛经以消除有磨时日。其实,这一切错不在于读书,而在于对读书的定位,如果将读书与琴棋书画并列,置于知识分子的闲情逸致之中,那么中国古代文化的面目一定会翻天覆地了,还是清初大儒黄宗羲先生一语中地:当大乱之后,士皆无意于功名,埋身读书,而光芒卒不可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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