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看似不大,但围剿“黄段子”工作却牵涉政府机构、专家学者、公众、移动运营商等诸多机构和群体,亦引发全社会的讨论。
毋庸置疑,政府此举有净化社会空气意图,而“净化社会空气”关乎“大众健康”,引起全社会关注与讨论亦是必然,各种声音出现应有利于有关部门吸取意见,将工作做得更好,若既能保证宪法赋予公民的有关权利不被侵害,又能让相关工作收到预期效果,自然善莫大焉。
1月13日,《南方日报》刊发了一则题为《转发“黄段子”手机短信功能或被停》的新闻,主角张某因转发“黄段子”,手机短信功能被关闭。
谁也没料到,这则篇幅短小、版面位置并不突出的民生新闻影响竟如此大,以至于在极短的时间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舆论狂潮。
在广东虎门镇口社区务工的张某此前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据他自己说,他并没有编写和传播“黄段子”的“嗜好”,也从来没有大规模转发过“黄段子”,不过是在此前的某一天收到朋友发来的黄色笑话,“觉得好玩,就发给了另一个朋友”。
最早发现自己的手机可以正常接打电话但却收发不了短信时,张某还尝试过把手机卡换到别人的手机上,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手机号码早被系统检测到向外发送“黄段子”,已被关停了短信功能。
向东莞移动客服咨询后张某得知,想要恢复正常使用功能,他只能本人带身份证到公共安全专家部门写一份保证书,承诺“以后不再通过该号码发送不良信息”。
虎门所属的东莞移动客服话务员这样解释此事:公司正配合公共安全专家部门开展手机违法短信息治理,治理范围包括假冒银行或以银行名义发手机违法短信进行诈骗或者敲诈勒索公司财务的,散播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内容或者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的,只要涉及其中一项,哪怕只发送了一次,被通讯公司检测系统发现或被客户投诉确认,就会被关停短信功能。
“发黄段子就会被停掉短信功能”的消息于是传开。网上开始有广东、上海的网友反映自己也遇到了转发“黄段子”后手机被暂停短信功能的情况。
各地媒体就此才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围剿“黄段子”的相关新闻上。而在此之前,由工信部开展的整治手机涉黄工作,原本并不为人关注。
尽管东莞张某的遭遇令工信部的这一举动受到广泛关注,但1月16日,工信部仍宣布,开始部署第二阶段整治手机涉黄工作。
随后,各地移动公司纷纷表态。上海移动表示,会根据事先设定的一系列关键词对手机短信进行先期过滤,一旦发现有问题,将对该手机号码进行暂停短信功能的处理,如果用户有异议,可去公安部门对短信内容作鉴定。
广东移动的做法也和上海移动类似。而北京移动则提出,暂停发“黄段子”手机的短信功能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首先,短信发送量要达到一个级别;其次,要有多位用户举报;最后,还需要公安等相关部门查证才能认定为黄色短信或是垃圾短信。
此后,包括陕西、河北在内的多省运营商也表态称,将加大收紧黄段子等垃圾信息的整治力度。
工信部对打击“黄段子”的强硬反馈,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面是专家们“严厉打击牟利性群发黄色短信行为”的呼吁此起彼伏,另一面是人们对打击涉黄短信方法和尺度的关注。
对于黄色短信,一直以来舆论的反应都是一分为二的。对于那些在普通用户个人之间发送的涉黄信息,舆论普遍认为不宜干涉和处罚。
有网友在论坛上看完相关转帖后,回复了这样一个段子:邮递员送电报,在楼下连声喊:楼上谁姓焦?楼上一人推窗破口骂道:你管得着吗?
管不管得着,正是问题的第一个焦点。对手机用户的监测是否涉及侵犯隐私,专家和相关部门一定已经翻遍了现有的法律法规,但难以达成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同时,中国2000年颁布的《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强调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之外,任何人不得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一些专家据此认为,过滤黄色短信的行为有违法,甚至是违宪的嫌疑。
但是,《电信条例》第五十七条同时也明确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的内容,其中就包括“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此类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
其实,近年来,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政府部门一直都在出台打击不良信息的规定、通知。
他们认为,传播、散布黄色信息,并达到一定数量,应该被列入违法行为,从而受到拦截和处理。然而,手机用户对相关部门的好意总是难以领情,究竟何种短信属于涉黄,达到何种数量就算违法,是另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似乎更难停止。
“我身边的朋友从没有人因收到黄段子暴跳如雷,不爽的可能性只有两种,第一就是这个黄段子不够好玩,第二就是这个黄段子是自己刚刚看过并且转发出去的。”
1月20日,韩寒在自己的博客上发文称,如果发黄段子就是低俗,“从今天起,我就要做一个低俗的人”。
韩寒还在博文中表示:“除了给男性朋友发黄段子以外,从明天开始,我决定双管齐下,对一些女性朋友进行骚扰。因为,我虽坚决拥护扫黄的英明决策,但是没人告诉我们对黄段子和色情短信的界定。”
“喂,今晚想吃蟹肉棒吗?我准备火锅,还有蛇警的几个朋友也一起过来。”据《南方都市报》1月21日报道,广州的吴小姐日前收到朋友发来的如上短信后感到莫名其妙,询问后才得知,这是朋友在测试短信功能会否因一些词被禁。
网友们在此事上再次展现了“草根智慧”,有好事者接连几天在论坛潜水,每天换词“以身试法”,测试山寨版涉黄标准,还号召网友互传。
进行“黄段子”短信互发测试简直成了一些好事白领茶余饭后最新鲜刺激的谈资,诸如“打赌看小王明天会不会停机”等话题,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于是,一时间,又衍生出不少新段子。比如:昨天一哥们儿在同学家吃的晚饭,回到家后发了条短信和他说:“你妈的红烧肉棒极了”。结果,今天手机不能发短信了……这条最常被用来证明此次整治手机涉黄工作矫枉过正的段子,其实是网友冰克尔杜撰的一条微博。
笑话未必是真的,但是提出的问题却直指核心:相关部门如何界定和鉴别“黄段子”?
根据网友的总结,“山东山阴毛皮厂”、“河南汤阴道路管理公司”、“海通局”、“宁波大巨乳品制造有限公司”等,是可能因为前后字眼连接而惹祸的高危词。
但实践证明,在“以身试黄”的诸多用户中,体验到“被关停”待遇的还是极少数。自称转发了不少黄段子的韩寒,手机功能至今也一切正常。
针对如何过滤信息的问题,上海移动一名工作人员如是回答:“理论上来说,只要发送黄段子就会被系统自动检测到。”
在学者看来,这种说法出于技术无知。目前的汉语自动化处理技术离计算机“理解”语意的境界还差得非常远,其中自动断句(专业上称为分词)是一切其他应用的根本,也是最大的难点,相关技术目前仍然只能在容错率相对很高的媒介上运用,如搜索引擎。
耗资4000万的绿坝,从专业角度来看,使用的也仍是原有的关键字识别技术。要做出具有广泛实用意义的过滤软件,不仅需要天文数字的造价,恐怕也要汉语语言学界、计算机科学界再出上三五个王力(中国语言学界泰斗)和图灵(现代计算机始祖)。
事实上,通过拼音、英文、通假、谐音、异体、拆字、空格、加字符等诸多方式,都可能绕过机器的检索。目前网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测试段子”。从技术角度来说,想发黄段子总能发出去。
当然,有一点毋庸置疑,对于牟利性的群发黄色短信行为,有关部门和移动运营商应该,也必须给予严厉打击。
针对诸多质疑,有关部门目前始终积极回应。如前文所述,北京移动就针对技术和隐私层面的质疑提出,关停手机短信功能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尽管仍有评论指出,所谓的三个前提条件怎么操作,会不会侵犯用户隐私,能不能起到扫黄作用,效果都还有待检验,这一说法仍被其他运营商借鉴,以解答媒体的追问。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的观点,透露了人们接受这些改变的可能:“其实原则上来说大家都不会反对扫黄打非,最终的标准还是要看它合不合法。”
《南方周末》1月21日在相关报道中透露,现在已有来自最高法的消息称,为应对打击手机淫秽色情信息犯罪的需要,正在制定完善有关整治手机淫秽色情的司法解释,目前已在审议阶段。人们期待这个解释的出台能为黄色短信的界定提供一个合理规范。
作为去年以来“打黑”出尽风头的城市,重庆在“扫黄”方面同样不落人后。其市内的176家大型歌城去年底安装了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一旦有人点唱低俗等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中央监控系统内的红灯将立即自动闪烁报警,并通过软件锁定,然后加以处罚。
有报纸刊登评论说,政府既然认为卡拉OK服务系统中有违禁歌曲,为何不将其从曲库中予以删除,非要等到别人唱过之后才进行处罚?
暂且不论这是否符合新闻事实,至少这一评论忽略了上海“钓鱼”和重庆“扫黄(歌)”的逻辑区别——一方的受害者是我为鱼肉的被构陷者,一方的消费者则是有令行禁止能力的“鉴黄”者。尤其是对于率先在公安队伍中配备“鉴黄师”的重庆,有理由相信其老百姓的鉴别能力同样可靠。
30年前,有一首叫做《两只山羊》的新疆民谣曾经广为传唱,但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不知道这首歌,以至于歌手张玮玮在迷笛音乐节上演唱后,被唱High的80后们还疯狂寻找它的歌词,李代桃僵地把它归为另一位摇滚歌手周云蓬的名下。这是因为这首歌在当年因为不健康而长期淡出舞台。
这歌词放在如今《两只蝴蝶》一类歌曲大行其道的今天,倒也稀松平常。值得庆幸的是,一本由《人民音乐》编辑部出版于1982年,定价两毛二,近五万字的书籍《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为我们揭示了那个年代的鉴黄过程:
歌词前段中的“我不过去吧,心痒着呢”可以说是全曲思想内容的总结。人类之爱是多方面的,在这首歌里说的是男女两性之爱。我们不能一般地赞同或反对歌颂男女之爱,问题是看你提倡的是什么样的爱。
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无论是招手的两个姑娘,还是洗澡的一个丫头,一言以蔽之,就是来者不拒。
这样的“爱情”能算得上是什么真正的爱情吗?它只能算是当时都市生活中丑恶一面的写照。一方面有丝毫不矜持的妇女,一方面有意图寻欢作乐的男性,这就是产生这样的歌曲的生活基础。尽管它用青白白的山坡和美丽的兰花装饰起来,你如果仔细辨别一下,就不难看出那用帷幕掩盖着的污秽。
单从歌词上讲,那些吟唱着青白白山坡上青年男女故事的民歌,尤其是比较奔放一点的西北民歌,信天游、花儿和秦腔,一时间被大片横扫。以至于收藏家马未都觉得很多民歌“被成为”古董了,他想起陕北信天游里有句歌词“白花花的大腿,水灵灵的×,这么好的地方留不住你”。“这就叫力量。”马未都说:“后来,这信天游没了。”
但还是有极少数民歌作为历史的幸运儿能在改革开放前传唱下来,比如《东方红》。按照其原始歌词“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吆,哎呀我的三哥哥”来鉴定,可能也不健康,但重新填词转而歌颂毛主席后,就可以变成“红歌”。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黄色歌曲还能从曲谱上鉴别,几位作者皆是名家,即便放在今天,也得叫他们人民音乐家。可以看看他们是如何从专业上鉴定黄色歌曲的特点的: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演唱中出现歌腔延迟和重音倒置。
该书断言:流行音乐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盛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决定的。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统观其书,那个年代的鉴黄标准大概可以归纳为:一,商业化;二,反动;三,表现了不健康的爱情。第三点稍微符合如今人们对“黄色”的期待和推测。
这并不值得今人给予太多不屑和嗤笑,因为“黄色”的标准跟小康标准一样,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用历史的眼光看,上世纪80年代初的“黄色”标准,与之前“”时期相比已然进步了。“文革”前后,一批30年代的流行歌曲,甚至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苏联歌曲,均被判定为黄色歌曲、反动歌曲、资修歌曲,禁止任何人再唱。后来随着“”的开展,但凡不合当时在文艺领域一手遮天的一伙人心意的歌曲,就统统被定为黄色歌曲、反动歌曲。
1987年,《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出版才过去5年,人们第一次听到崔健的《一块红布》,当时就大吃一惊,这可是比《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中的任何一首黄色歌曲都要黄色一百倍啊。可是人们吃惊归吃惊,也没有多少愤怒公牛般的卫道士要去冲破这块“红布”。
按照“鉴黄书”上的说法,摇滚在中国,可谓还未出生就被判了死刑。但实际上,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摇滚的出现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压制。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因为在表达方式上与摇滚截然相反的靡靡之音,已经为“黄色歌曲”突破了诸多边界。
改革开放之前,一个标准二级工的月工资是40块钱左右,而当时一台便携式的单声道放音机卖价不低于300元。有了放音机,当然需要有磁带,那时候买录音机,顺便就会搭一盒邓丽君的磁带。这些磁带是一些有渠道的人从海外带过来的,有人甚至撕了包装带回来。一旦带回,便是不停地用TDK的空带翻录。
成都某招待所工作人员周世凤是邓丽君的歌迷,因为着迷,她花钱买了日本收录机,花80元买宝丽金的原版磁带,当时她的月收入只有35元。豪华的装备使她迅速成为发烧友追捧的对象,他们从她那里翻录邓丽君的磁带,甚至拿到黑市销售,5角、1元——由于“靡靡之音”不被许可,这是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在内地市场唯一的流传方式。后来,周世凤成了在将来的中国“鉴黄”史上,会引起重视的一个案例。
1983年,“严打”开始,几乎是一夜之间,各单位、各居委会都接到了一个通知,凡是带有“黄色歌曲”的磁带,都要交到派出所或单位保卫科。不交的要严肃处理。
被发现非法贩售磁带的周世凤夫妇不仅被拘留半个月,还被检察院起诉,以“翻录、贩卖淫秽黄色磁带”的罪名,分别被判徒刑7年,并被处罚金100元。那时候小学老师都会叮嘱,男的不能唱刘文正,女的不能唱邓丽君。
没有想到,10个月后,他们又被无罪释放了——法院认定他们翻录贩卖的是“黄色下流”而非“淫秽”的录音磁带,尚未构成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予以释放。
仅几个月之后,《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对邓丽君的越洋电话采访——这表明官方对邓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
从现在回溯,1983年显然是个节点。那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与现在的程式化、老化的表现形式不同,曾被批评为“黄色歌曲”的《乡恋》被推上春晚,居然还成为那一年最热门的节目。这年4月,上海服装公司的模特队在中南海进行了一次表演,从此没人再称这新中国第一支模特队的演出为“黄色表演”了。而不久之后,总书记身穿西装出现在公众面前。
但这个节点是当年中国人私人领域转折的历程中,一个前景不明、停滞踟躇的年份。具体到“鉴黄”工作中,有突破,也有倒退。
不同于后两次全国性“严打”,1983年的“严打”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流氓罪”和“强奸罪”的问题。当时给公众留下记忆的大案件中,除去暴力案件,就是跟“生活作风”有关系的案件。
西安的马燕秦是个家庭舞会的组织者,作风开放。1983年“严打”开始,早已了解她舞会组织情况以及复杂两性关系的公安部门,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300多人。此案当时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道案情。最后,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被枪毙,另外几名被指控但不承认与她有性关系的人,以及晚会的乐队指挥,则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涉此案者被判有期徒刑的数不胜数。
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犯罪,社会学家涂尔干曾如此断言:“有时候,只是有时候,罪犯是未来道德的先行者。”仅仅20年后,木子美等私生活备受争议、却未受到任何公权力干预的人物出现,让2009年重新露面接受采访的迟志强发出慨叹:“晚生20年,我决不会坐牢!”
直到80年代中后期,(黄书)和黄色录像(黄带)在中国的蔓延才有所抬头。其中的“黄”也正式被“提纯”,成为名副其实的淫秽物品的代名词。
在此之前,在很大程度上,黄色就是爱情,爱情就是黄色。在30年前,甚至更早,除去极少数手抄本以外,就是里面有爱情描写的小说。
所以有人说,在中国,黄色是个全方位、多层次、极富弹性的立体概念。这黄色的巅峰,是当年可望不可及的《少女之心》,传说作者是个复员军人,比《少女之心》软一些也安全一些的,是王朔在《动物凶猛》中提到的《苦菜花》一类五六十年代小说,“那些书中涉及性爱的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
但有限的“黄书”实在是杯水车薪,于是就出现了诸如《赤脚医生手册》这样的替代品,那是极抢手的畅销书,因为里面有“很黄很暴力”的解剖图。再比如当年大家喜欢聚众观看街头宣判罪犯的布告,特别是有关强奸犯罪行的文字段落,令人愤怒恐惧之余,又留下许多不解疑惑和想象的空间。
这种名抑实扬的作为,确实在黄色与反黄的千年战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像真正的黄色经典《肉蒲团》之类,也会加上“淫人妻女,妻女淫人”之类的道德教训,也要体现出批判精神。
直到80年代的解冻期,书籍一下子多了,当时中国也没什么著作权概念,一时沉渣泛起,泥沙俱下,人体解剖图册之类的也就没人看了。
所谓的“”也差不多。公演的外国电影,只有前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有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很激动人心,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于是一片叽叽喳喳。《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小段“天鹅湖”舞,有些人买了票,反复看,只要那半分钟的“天鹅湖”一结束,就立刻退场。
1978年,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史的日本影片《望乡》在中国上映,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
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在当时,很多人抱着看一场“黄色”电影的心态买了票,却在被主人公阿崎深深感动后走出影院。
在这种“群众基础”下,真正的黄色录像带登陆中国后,蔓延的速度让有关部门不敢掉以轻心。那时候是低工资,高就业,每月工资五六十元。黄色录像带在黑市上就卖到30元,有能力像今天收藏A片那样搜集“黄带”的人不多,所以互相传看,把录像带都看烂了,妇女们也想知道别的男人是啥样子。
公安人员全力扫黄,其“鉴黄”手段既简单又管用——看见后半夜哪家有昏黄的光亮,肯定是在看黄色录像,这是公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公安人员将房门撞开,抓个现行,或是拘留或是罚款。这在当时是常事。
某家老太太正在临终嘱托,儿女环绕。公安人员揭开屋瓦从天而降,当时就把老太太给吓死了。这不是黄段子,但据说是根据真事改编的涉黄段子。
后来,黄色录像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这十来年,先是黄色VCD光盘物美价廉,遍地开花,后来又有了压缩盘,再后来,那些在电脑城前抱着孩子兜售黄碟的大嫂,生意也不好做了,因为人们“买个大点的硬盘就Ok了”。到这两年,连手机都可以看片了。
不过,最近移动扫黄风头正劲,BTchina之类的网站也被关掉了一批,据说大嫂们抱着孩子又回来了一些。
这十来年,公安部门在继续扫黄,继续打击卖淫嫖娼。而且扫黄的成果一次比一次更辉煌。
回到重庆扫黄的主题,回顾这30年“鉴黄”史:先是某些地方在对营业性歌舞厅的规范中,起初不许唱靡靡之音,不许跳男女有搂抱姿势的舞,但靡靡之音怎样界定不好细化,于是出现了对邓丽君等港台歌星唱片和30年代一些流行音乐的禁止。后来,靡靡之音充斥舞厅歌厅,不仅有政策不允许的“搂抱舞”,还有黑灯瞎火的贴面舞出现,政策对前面内容的处罚放松,又管起贴面舞,严禁娱乐场所夜营业超过23点,对舞厅灯光应如何安置等也有限制。新政策一出台,舞厅、夜总会之类的娱乐场所又起变化,不跳舞,不唱歌,找人陪说话、陪嗑瓜子、陪喝酒。此现象一出现,又紧急修订政策,先是禁止“三陪”,后来是严禁“三陪”中的色情活动。发展到后来,“三陪”日益猖獗,才开始制定政策打击卖淫嫖娼。
今天,又重新规定吟歌之肆非礼勿唱,这是历史回到了原点呢,还是历史呈螺旋式发展,到达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王昕曾就职于一家大型国企,工作四平八稳,只是深感与外界隔膜:“如果没有下岗这个话题,公司跟这时代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辞职休息一年后,王昕开始到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很快,她强烈感到了“时代的脉动”:段子。
“第一次全体聚会,我和头儿坐一桌,社长、总编辑一大堆。吃到一半,大家开始讲故事,开始还有点智力游戏的味道,后来就带色了。我脸红之余,偷看社长,哈!平时挺儒雅的一个人,居然在开怀大笑!”
几个月后,王昕参加了一个去西部采访的记者团,这次令王昕跌破眼镜的是一位中年女士——陪同采访的地方上的人:
“20个记者坐两辆面包车,她偏上了我们这辆。第一次是这样开场的:‘有没有没结婚的?嗷,睡着了。那好,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从此,这车就载着的笑声在西部广袤大地上飞驰。有一天,王昕在车外休息,忽听车里一片爆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我们那车底盘都在发抖。”
几次锻炼下来,多露骨的黄段子王昕都能处之泰然:“我不能改变,那就只能适应。”
南方数家媒体曾以《黄段子羞煞大姑娘》为题报道:酒店里黄段子越讲越多,许多服务员把上班视为畏途。
报道记录了发生在一家酒楼中的场景。一群穿着体面的男女,酒酣耳热之后,几位活跃分子开始高声传播黄色笑话。色度一级一级上升,站立一旁的服务员满面通红,躲到门外。
在一家职业介绍所,还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几位求职的姑娘拒绝到饭店当服务员,理由是,听客人边吃边说黄色笑话,实在恶心。
女人肯听就够了,男人还要承受讲的压力。“我对此深有体会。”袁岳说。他是零点调查公司的领导人,由于工作关系,经常需要接触各种人物。
“北京来的人,以前爱听政治内幕,现在爱听新段子。政治也要带色才有意思。吃饭的时候,当地人说,‘我们这里现在的段子是这样的,北京有什么新段子啊?’你讲不出段子,人家就对你失望,会认为你不太能赶上时尚,而且层次不够。”
尽管还没有人将黄段子奉为时尚,但这已成为一种流行。段子文化怎样兴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
一种说法是:改革开放带动了旅游业,旅游业带来了港台客,港台客带来了黄段子。无论何种说法,比较一致的一点是:这是1990年以后的事情。
胡邓,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他将段子文化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继“伤痕文学、诗歌热、哲学热”之后的新潮流。
在胡邓看来,段子文化大概是如此发展的:最早听到黄段子是在1991年,来源于新闻系学生:“新闻系学生到各大报实习,回来就成了义务普黄员。”
1994至1995年左右,电脑网络萌发。“黄下流教授”的故事立即随着网络传播。然后,中国传统的《笑林广记》重新出版。这本笑话中有相当数量的黄段子。
“这属于传统文化,又是合法出版物。之所以被搬出来,可能敏感的商人发现黄教授是市场卖点。”
再后来段子逐步升级,由直接露骨转变得“有文化、有品位”。这个过程中,其他类型的笑话却在销声匿迹。开始胡邓还能讲出很多绿色环保笑线年后,这种笑话基本就很难发现了。
1998年,段子又有新趋势。在一段时间里,“要政治加黄,那才上档次。纯粹的黄段子已经流向恶俗了。”胡邓说,“现在的段子都没有太多的智慧和想象的空间,可能因为人们创作和传播的热情不那么高了。”
至于段子流行的深层原因,胡邓的理解是:人们灵魂丢了。“1990年以后,人们的物质欲望被吊起来了,人类本性中对物质有强烈占有欲。”
时任中国旅游资讯网副总的褚斯鸣,80年代末出国,1993年底回国。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前后“语境”的改变和人们欲望的直白:“出国前,男女同事在一起,几乎没有性别意识,大家说点什么事也完全不涉及性。才两三年的时间,温情脉脉的东西已经被完全撕掉,作态的、或者说矜持的东西完全没有了。”
令褚斯鸣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当时20多岁的女孩:“她会跟你讨论她的性史,她用的词是你没听说过的。比如,‘如果你×了我你就离不开我了。’我非常吃惊。”
“刚开始不太能适应。”褚斯鸣说,以前是台下的东西,现在全部摆到了台面上。“男人见面就会说他的艳史,很直接,而且会描述,比如这个女人是什么样子的。有了一个开头,别人就不甘落后。似乎无论结没结婚,每人都有一堆艳史。总之,一切都变得很直接很赤裸裸了。人们似乎时刻意识到性的存在。”
褚斯鸣将黄段子视为“成年人圈子里的默契”。“大家抢着说,说到停不住,如果一个人能讲出大家没有听过的笑话,就觉得你这个人见多识广,一定认识很多有趣的人物,经常出席某种级别的沙龙似的。”
很多人注意到一个现象:文化程度较高的阶层已成为段子传播的中坚。经常被提及的,一是公务员,一是新闻圈。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说:“原因很简单,现在相当多的段子跟政治有关。作为生物性的一些男人来说,性是他们的第一需求,作为社会性的男人来说,政治是他们的第一需求。”
在西南某市,围桌讲段子成为“摆黄色龙门阵”,讲段子水平较高的人被尊为“库区文化水平高”。有机关还流传着这样的话:真话不能讲,讲了领导不高兴;假话不能讲,讲了老百姓不高兴;只好讲骚话,大家都爱听,都高兴。
新闻圈被公认为段子的另一个兴盛之地。“给我所有的成语,我用一个字就可以穿起来,这个字就是:性。”李波(化名)是某大报部门负责人,被认为能以传播新闻一样的职业热情来传播段子,也能以分析新闻一般的冷静来分析段子。
如果有人打算在办公室或者酒桌上说个段子调节气氛,李波通常的表现是:不动声色地听人讲个开头,然后说一个字:嗨!——这个段子于他已是陈年老段。李波偶尔也讲段子,“能够把黄段子分成若干等级,判别什么样的段子在什么场合下讲,这很微妙。”
按李波的分析,只要是一个开放式的聊天环境,几个人又不是很陌生,有过所谓传统的、正式的交流,黄段子就可以端上场了。
北京几个著名的摄影记者是公认的段子高手。有人分析,这是因为摄影记者不划定领域,他们接触的人比跑口的文字记者更杂。某报一位女记者描述:“他们的整体水平之高是文字记者不能及的。那种节奏感、抑扬顿挫、高低起伏……他们的段子,一是多得没完没了,二是讲得绘声绘色。”
新闻界人士为什么成为传播段子的中坚,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达临持宽容态度:因为他们信息灵通思想活跃。一位圈内名记则分析:“黄段子的本质就是一种发泄。”
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女人讲段子。大部分时候,女士都笑盈盈地洗耳恭听,开讲的女士因此成为勇敢者。
“女孩子如果讲段子就一定要把全桌都震了,不能技压群芳就别讲。”李晓芳(化名)说。严格说来,这位1973年出生的北京某报记者算不得段子高手。同事介绍,她讲段子的特点是:丢三落四,一边讲一边咯咯乐。嘴巴瘪呀瘪,手指戳呀戳,水平不高,勇气可嘉,且最可贵的是满脸坦然。
从初中开始,李晓芳就从当导游的姐姐那里听段子,然后向同学传达。上了大学,她又在宿舍里对室友启蒙。以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李晓芳终于得了一个外号“黄品源”:黄色小品的源泉。“我讲段子就是觉得好玩。如果我对这男人毫无所求,也不指望他追我,就可以跟他讲段子。如果还愿意在他面前装个淑女,就不讲。”
李晓芳自己也有遗憾:“讲段子一要非凡记忆力,二要非凡表演力,我主要是记忆力不好。听了段子如果不马上给人讲,我就会忘掉的。”
与20多岁的女孩子相比,30多岁的女人隐晦得多。“也许是因为她们的成长环境更保守一些。”记者刘朵(化名)说。某电视台的一位大姐令她印象深刻:“在出差途中的饭桌上,她自己不讲,怂恿别人讲,她在一边表情暧昧地笑。人家讲完了,她再语出惊人:不对,你这个版本应该是这样的!”
争议与段子相伴而来。尽管还没人认真起诉讲段子者“性骚扰”,一些不满的议论还是时不时见诸网络与报端。
2000年12月,《温州侨乡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一位刚刚步入社会的女大学生投诉,因为在外资企业公关部任职,她饱受黄色饭局的折磨。
“一个人说起黄段子,酒席上的男士们就会心照不宣地笑起来。要命的是,又一老兄马上来个黄段子接龙,规定每人都要讲,听过的不算,不惹人笑的要罚酒。我当时感觉像被脱光衣服,这跟性骚扰有什么区别?我就想不通这些平素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怎么这么热衷于这些语言垃圾?”
新浪网的旅游论坛上也曾出现一封苦恼的帖子,一位西安的女导游抱怨,她接了安徽某地的旅行团去延安参观。客人们提出要她讲段子,她推挡:旅行社有规定不能讲。
骂骂咧咧之后,那些乘客跳出来自己讲。现在让她头疼的是,为了接团,旅行社制定了新规则:段子,如果客人提出要求,导游就要讲。
受黄段子困扰的多数是女性,而如果一个男人因黄色笑话困扰,八成是很新鲜的年轻人。一个男孩在网上说:我是一名大学生,跟同学聊天时,他们都喜欢谈黄色笑话,也谈得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这些笑话很无聊,同学们于是就取笑我有病。不喜欢讲黄色笑话真的有病吗?反抗和积极参与一样需要勇气。
与这个犹犹豫豫自我怀疑的男孩相比,李晓虹玩了场勇敢者的游戏。25岁的李晓虹在大理当导游,曾带12位客人游洱海。其中,六个广东人,六个陪侍女郎。在豪华游轮上,他们放肆地调笑,黄话没完没了。“那天船上欧美团特别多,我猜得到他们那种眼光的意思:这就是中国人的素质。”李晓虹说。
她走上前与客人交涉:“我尊重您的人格,也希望您自重;这是民族地区,请尊重民族习惯;这里有美丽的苍山洱海,希望您的言行对得起这山山水水。”
但是很“执”的李晓虹们还是要面对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对黄段子表示宽容。网易女性频道曾做了一项关于段子的调查,对于“过节就要聚会,聚会就要说黄笑线%的女性持赞同或宽容态度。而表示“我抗议”的只有5.8%。
“即使不能做到欣然接受,也要做到处之泰然。”记者王昕说,“洁癖虽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当你进入成年阶段,不妨学一些宽容精神吧,这是人家的权利。”
而且很多时候,段子几乎成了惟一可共同的话题。“为什么黄段子总是成为话题?很简单,社会交往增多了,可是找不到共同关注的东西了。共同关注的东西就是钱,但我绝不会告诉你,我拿什么方法挣钱。”
人民教师胡邓说,“好朋友可以聊是非,情侣可以聊秘密,生意伙伴可以聊事业。如果彼此之间就是脸熟,聊什么?无话可说,那就说说段子吧。”
极少男子听到黄色笑话会表示愤怒。觥筹交错时,谈论一些有关男女的事,往往会带来轻松而和谐的气氛。很多人赞同一种说法:黄段子拉近人际关系。段子格外能激起众人集体叛逆般的快感,让人产生一种类似共谋的亲密。
漩涡内外有无数沉浮的故事。现在,对于褚斯鸣,听段子的乐趣在于品味其中智慧。说到一定档次,性不性已不重要,他听过的段子无数,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不过四五个。
胡邓偶尔还说段子,用来测试别人的性成熟程度。“好多段子是比较隐讳的,非有一定经历者难以领悟。有一年我参加首都记者杯登山节,吃饭的时候大家讲段子。老有一个19岁的小姑娘问,为什么呀?别人都笑开花了,她还在‘为什么呀?’”
另一个看来很年轻的女孩子则在网络BBS里贴帖子慨叹:大众是庸俗的,没有黄色笑话几乎无法度日,女人也不是矜持的,放开胆和男人们逗乐。人生的无聊和空虚,是注定的。
2005年年底的一天中午,郑州市公安局老交警支队楼上,任旭阳和张东辉走进了一间办公室。
任旭阳从一个档案袋里拿出一张影碟。影片简介异常火爆,号称是历史上某个帝王超强夜生活能力的完全展现。
张东辉打开电脑光驱,把影碟放了进去。屏幕上画面还没有出现,任旭阳的呼吸急促起来。“当时有点小紧张。”任旭阳后来回忆说。
但见箭如飞蝗,鏖战沙场,却不见封面上的不堪如淫秽。快进,快进……通篇都是那个皇帝建功立业的励志故事,封面原来是骗人的。
第二张影碟,封面依然火爆,内容却换成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第三张影碟刚点击播放,一男一女就闯进他们的眼帘——这次真是“直奔主题”。张东辉当即做上了标记。
开仓——关仓——点击播放——取出碟片,到晚上8点,两个人看了50多张光碟。看得头昏眼花,两人做出了一份鉴定结果。根据这个结果,郑州警方行政拘留了一名黄碟贩子。
张东辉、任旭阳,男,河南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治安大队民警。他们是郑州市公安局仅有的两名鉴黄师。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鉴黄”经历。
2005年年底,时任领导突然找到任旭阳,问他结婚几年了。任旭阳顺口说五六年了。过了几天,领导交给他一沓材料,让他好好学习。一看,是关于淫秽物品的界定材料。看了几天,算是掌握了理论知识。随后,领导就让他跟着两个老同志开始了一项特殊工作。跟任旭阳一起的,还有一个同事张东辉,他是个结婚更早的家伙。
有没有淫秽性地具体描写性行为、性交及其心理感受;有没有公然宣扬色情形象;淫秽性地描述或者传授性技巧……两个老同志教给张东辉和任旭阳的,是关于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鉴定标准,依据的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规定》。
两人终于明白,原来他们要接班做鉴黄师。在郑州市公安局,鉴黄师只有两个,他们要面临各公安分局和其他部门送检的物品。根据他们的鉴定结果,警方或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裁决。
这种现在被称为“鉴黄师”、以前叫做“审片员”的职业,其一直以来的从业前提是:结过婚一段时间,同时要政治过硬。这是1998年11月公安部对《关于鉴定淫秽物品有关问题请示》的批复中规定的:
“今后各地公安机关查获的物品,需审查认定是否为淫秽物品的,可以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负责鉴定工作,但要指定两名政治、业务素质过硬的同志共同进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参加。当事人提出不同意见需重新鉴定,由上一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会同同级新闻出版、音像归口管理等部门重新鉴定。对送审鉴定和收缴的淫秽物品,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统一集中,登记造册,适时组织全部销毁。”
但郑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焦建业说,除了这两条之外,还得加上一条:性格外向开朗——就是看中了张东辉和任旭阳的开朗,领导才把这项工作交给他们。
张东辉也坦承,他们鉴黄初期面临剧烈的心灵冲击。刚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两人不约而同地瞒住了家人。两个人的理由一样——太别扭。
张东辉总感觉难为情,因为这不像干刑警的,办了一件案子很精彩,胜利的喜悦想跟空人分享,“这种事儿怎么跟家人说呢?说以后的工作需要天天看黄片?”
和张、任一样,《重庆晚报》2004年曾报道过的重庆女民警陈晓萍也说,自2000年当上“鉴黄师”,很多人都用异样眼光打量自己。“当初,听说去看下流龌龊的东西,心里真别扭。”她刚接工作时感觉不好意思,“那些猪狗不如的情节让人恶心。”
陈的丈夫袁先生说起当鉴黄师的妻子也笑:“哪有女娃儿去搞那工作的?”当初,他对妻子的工作觉得别扭,休息或休假常被喊去加班,一家人都受到影响。后通过妻子耐心解释,才多了几分理解。不过,考虑到儿子还小,夫妻从不在家谈论鉴黄工作,对亲友也很少提及。
当时重庆市公安局还有规定,鉴黄工作须由35岁以上的已婚正派民警负责,年轻男民警不允许进审片室。“年轻民警或男同志去干这工作怕出事,岁数大的女同志抵抗力强些”——2004年,陈晓萍53岁。
不过,现在张东辉和任旭阳已经渡过了最初的难关,这跟一个同事的玩笑有关。“妇科医生”,是相熟的同事开玩笑的叫法,张东辉并不排斥。跟妇科医生一样,经常面临赤裸的人体,张东辉这样解释同事给自己起绰号的理由,“这倒让我们找到了参照物。”
鉴黄时,必须心无杂念,想着这只是工作。“我们的脑子里只有淫秽色情的标准,是不是太露骨,是不是赤裸裸地描写那些场面等。”张东辉说,自己鉴黄时就像妇科医生见了病人,只管看她有没有病,有什么病,怎么确立治疗方案。
将办案单位送来的淫秽光碟一一审看,并根据内容开具鉴定结论,这就是鉴黄师的日常工作。办案民警会根据他们的结论做出相应处理。
工作环境也很“特殊”。陈晓萍开始做这一行时,没有专门的审片室,就在支队领导办公室隔了一间。和张、任二人一样,她也得“自己拉上窗帘、关上门在里面偷偷看。有时同事们在外面开会,担心不堪入耳的声音传出,只有把音量调低,感觉像做贼”。后来,领导把VCD换成了DVD,也配备了相对独立的审片室。
自然,几年如一日地看黄片,相当枯燥。“最累的一次,我一连看了四天,眼睛都看疼了。”时间长了,她还常遇到相同的淫秽光碟。
除了淫秽光碟,电脑、手机普及后,淫秽视频的片段成为新的传播方式——从2005年到2009年,张东辉和任旭阳鉴定的光盘有数万张,“片断”10万多段。2009年4月22日,新闻出版部门联合郑州警方一次销毁的8000多张淫秽光碟,都是张东辉和任旭阳鉴定过的。
随着鉴定经验的不断丰富,两人的鉴定速度也越来越快。拿到鉴定任务,看个开头,张东辉甚至都知道结尾了。
同样的,几年下来,陈晓萍也总结了一些“规律”:“欧美出产的最露骨,对青少年危害最大;亚洲国家出产的相对隐晦,但过于宣扬性场面;国产黄片则多为古装,常把武则天、潘金莲、西门庆等演绎成性饥渴者。”“从警方收缴的淫秽光碟来看,不法商贩常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招数欺骗市民,有的片名是枪战或故事片,内容却十足;有的片名火爆,内容却十分健康,主要是想借色生财。”
最好笑的是2001年11月,陈晓萍也碰到了张东辉和任旭阳在第一次“鉴黄”时的情况:她审了四张封面夸张的光碟,结果是《还珠格格》。还有一次,民警送来一盘《学生妹》黄碟,光碟封面图片上人物赤裸,陈晓萍审看时却发现是《斑豹闯非洲》,讲的是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故事。这也是她能在工作时偶尔碰到的一些“乐趣”。
但在鉴定过程中,鉴黄师还会面临一个难题:艺术与淫秽之间的模糊界线。有的艺术片会夹杂一些“特别”镜头。而在日常鉴定中,一些港台产的香艳影片也不能归到淫秽视频当中,这就要求民警从头到尾把片子看完。
说起好笑的段子,总会让人误解必定是黄段子,其实不然。从下面这些经典的段子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幽默也可以是“绿色”的。
某日看到“沙滩一躺三年半,今日浪打我翻身”两句话,觉得是警世格言,遂把此句改为MSN签名。一日,忽收到一好友MM呼叫,MM沉默许久,终于忍不住和我说:“你不觉得这是形容王八的吗?”
有一次和爸妈去游泳馆,刚进大门的时候就看见一个社会青年文了一身的活儿,剃个“青皮”头,脖子上还戴个大金链子!等我们下水适应温度的时候,就看那哥哥大摇大摆走过来往水里一站,天雷的事发生了——他脖子上那条好粗的大金链子浮在水面上……
初中班主任喜欢挖鼻孔,一日,他一边伸着头看我邻座做题,一边用手掏鼻孔,只听“啪”地一声,一坨鼻屎掉到邻座的作业本上了!老师很尴尬,站在那不知该说什么好,这时巨雷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我那邻座缓缓抬起头来,看着老师说了一句:谢主隆恩!
一个女吸毒犯被抓到警局,警察看见她的手上有刺青,就问她:“你干嘛把男朋友的名字刺在手上,他叫小良是不是……啊?是不是?他有没有吸毒,快说……”只见那个女吸毒犯抬起头,带着愤怒的眼神对警察说:“这是恨啦……”
精神病院有一位老太太,每天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伞,蹲在院门口。医生就想:要医治她,一定要从了解她开始。于是那位医生也穿黑色的衣服,拿着黑色的伞,和她一起蹲在那边。两人不言不语地蹲了一个月,老太太终于开口:“请问一下,你也是香菇吗?”
一次和朋友出去喝酒,喝高了,朋友躺在地上死活不起来,大家忙去拉他,结果他伸出手摸着地板说:“都……都别扶我,我自己扶着墙能走!”
地铁站附近有个包子铺,生意很好,旁边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今天我在那里排队买包子吃,快排到的时候,听见后面两个男的说:“晕,原来这里是包子铺,卖火车票的呢?啊,在那边!”
早上赶公共汽车,到站台的时候,汽车已经起动了。于是我只好边追边喊:“师傅,等等我!师傅,等等我呀!”这时一乘客从车窗探出头来冲我说了一句:“悟空,你就别追了。”
陪朋友打的去见一个网友,快到的时候,朋友指着不远处一个奇丑无比的女孩对司机说:“看到那个女的了吗?”“看到了,在那儿停?”“不,撞死她……”
隔壁那小子终于发誓要减肥了——毕业招聘会上,有人对他说了句:“哥们儿,让一下,你挡着我的手机信号了。”
一妇女拿假钞去买早点,小贩恼了:“大姐,你给假钞也就算了,那起码是张印的,你这张钞票居然是画的!退一万步说,画的也就算了,你给画一张十块的、五块的都行,你还给画张七块的!七块就七块吧,最起码也得画彩色的啊,居然用铅笔,算了,黑白就黑白的好了,可不能用手纸画啊!手感太差了,就算是手纸你也得用剪子把边剪齐了啊,这个用手撕的,毛边太夸张了,行,毛边我也忍了,可你也撕个长方型啊,这个三角型就太说不过去了吧?”
晚上我女朋友说我太娘娘腔了,我很火大,就跟她吵起来了,本来是想显得男人一点,结果最后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一个同学,他的电脑每天早上会自动开机(估计是因为宿舍里早上来电的时候一瞬间冲开的),结果他老人家拿了一个符贴在了电脑上……
某男生去做足疗,差点被气死,我就问怎么了,他说给他按摩的人按到脚的一个地方他觉得疼,于是就很诚恳地问:“疼就是身体这里有毛病吧,我这儿疼,你说是哪出问题了?”结果人家做按摩的也很诚恳地回答:“子宫……”
老师:“你的手怎么了?”小明:“断掉了。”老师:“为什么?”小明:“因为我太懒了。”老师:“太懒手会断?”小明:“我走在路上,鞋子跑进一颗石头,可是我懒得用手弄,就抱着电线杆抖着脚让石头掉出来,路人看了以为我触电了,就用木棍打我的手,所以……”
沃尔玛的鲈鱼9块一斤,要是死了放冰上的就7块两条,一样新鲜。某兄下班,就赶紧跑去买,还是经常被人买走了,某兄就站鱼缸前等啊,有时候好半天都不死一条。某兄就用网进去捞,用把手敲鱼的头。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了,过来跟该兄说:“先生,昏过去的不算……”
深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遂发短信给一姐们儿:“郁闷中,陪偶聊会吧……”不一会儿,姐们儿回信:“好吧,想聊什么?话题由你定!”偶想了想,乐着回复道:“那就聊些沉重点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一阵沉默后,姐们儿回短信:“这也忒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和哥们儿在街上遛弯,看到一个女孩的背影眼熟,像我一个同学,跑过去拍了女孩一下,女孩回头我发现认错人了,急忙道歉说:“认错人了,看你特眼熟。”女孩冲我一笑说:“流氓看谁都眼熟。”
老爸最看不惯外国歌星,可是有一天,我正在看迈克杰克逊的MTV时,赫然发现老爸站在后面看,一脸深思的表情。“爸爸,你也喜欢看这个?”老爸摇了摇头:“毛阿敏真是越来越难看了……”
一饿狼觅食,听到有女人在训孩子:再哭就把你扔出去喂狼!孩子哭一夜,狼在门外痴痴等至天亮,长叹一声:骗子,女人都是骗子!
开始,我直接求上帝赐辆自行车,后来我琢磨上帝办事儿不是这个路数。于是老子偷了一辆,然后求上帝宽恕。
一天,我和朋友去大厦办事。我们进了电梯,却迟迟没有动静。我问:“你怎么不按电梯啊?”我朋友尴尬地说:“62层按钮太高,那么多人我又不好意思跳着去按。”
有一天一个黑社会老大问小强:“1+1=?”小强:“2。”“砰”——小强:“为什么杀我?”老大淡淡地说:“你知道的太多了!”
看完新闻,妻子激动地问:如果是你乘坐神舟5号飞上太空,最想告诉我的感觉是什么?丈夫抓紧妻子的手,说道:还是地球好,有吸引力!
这个世界并非只有黄段子、黑段子和绿段子,还有红段子——以下段子经本刊编辑鉴定,属于思想健康、积极向上的类别,读者可放心大量转发——
祖国母亲经沧桑,几度悲凉永难忘;苦已尽来甘也尝,幸福花朵悄开放;慷慨激昂唱赞歌,热血沸腾欢乐颂;喜迎六十华诞日,伟大祖国更富强!
红旗飘扬照大地,黄河咆哮唱颂歌;风雨同舟六十载,各族人民举赞杯;改革开放创新路,祖国昌盛更辉煌;千言万语难道尽,生为国人最自豪!
万里长城扬国威,13亿儿女撒国辉,两条水龙延千里,文明历史无人比,千锤万凿终不怕,我的祖国最强大!万紫千红迎国庆,举国上下齐欢畅!
没有南湖一条船,哪有我党千万年;没有井冈一座山,哪里红旗今招展。
袜子决定离开相恋多年的裤子,转投鞋子的怀抱。裤子哭道:“鞋有什么好?”袜子答道:“你整天晃来晃去,吊儿郎当的,哪有鞋脚踏实地,和鞋(和谐)才好!”
“0”是一只空杯,等待勤劳者去斟满佳酿;“0”是一个绝望的陷阱,是消极者滴滴悔恨的泪珠;“0”又是光环,引导着探索者开拓前进。
酒,少喝开胃。事,多管遭罪。烟,多吸伤肺。茶,多饮火退。话,少说就对。做人,默默无闻最可贵!
寂寞是无奈的自我空虚,悲伤是无聊的自我选择。痛是苦的副赠品,忧是伤的跟屁虫。体会了苦的味道才懂得甜的香味,明白悲伤的滋味才会珍惜欢乐的时间。
时间是链子,快乐是珠子,用链子串上珠子,挂在胸前就可以幸福一辈子;幸福是石头,烦恼是沙子,时间是筛子,用筛子漏掉沙子,石头就会陪你一辈子!
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怎么样,自己放调料!
玩偶是童年的替身,照片是回忆的替身,酒精是遗忘的替身,香烟是寂寞的替身,咖啡是冷静的替身,眼泪是伤心的替身,希望你是快乐的替身!
我遣一叶舟,载走你的愁;我执一片月,照你睡无忧;我奉一樽酒,愿能人长久;我劝西风起,赠你一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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