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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参与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方面、在人生大是大非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瞻远瞩尽人皆知，令人钦佩。鲜为人知的是，他在各种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随机应变和乐观诙谐。的幽默不落俗套，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蕴涵深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长久的印象。
1960年11月，81国、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中国派出由、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此前9月，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先期率代表团部分人员飞抵莫斯科，参加由26国党组成的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
在克里姆林宫苏共的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挑衅道：“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心若明镜，直率诚恳而不慌不忙地回敬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人家施压，你们是老大哥嘛！”
宴会上，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索性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中国客人。
“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将淡淡的眉头皱成肉疙瘩。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赫鲁晓夫皱着眉头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严肃地说：“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也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过？……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式，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接下来，他又冷不防地将话题转到高岗身上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这个弱点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下台的原因之一。他就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发泄情绪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显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庄严，针锋相对地说：“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在这种场合你把这些拿出来，不合适吧？”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遇到这种水平的对手，当然没有必要再与他多纠缠。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他失控后的乱放炮往往带来极大的被动，便纷纷起来打圆场，赶忙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乱说。赫鲁晓夫感觉自己说话失控，也尴尬地借碰杯转了话题。
在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成员经常针锋相对，激烈争论，气氛是相当紧张的。但在紧张激烈的交锋中，始终是泰然自若，举重若轻。他只要一走出会议室，便谈笑风生。代表团成员在大使馆里吃饭，也常常是笑语不断，轻松活泼。
有一天，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中共代表团成员回到大使馆的饭厅吃饭，大家一时话不多。这时，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张毅，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
“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来还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欲忍住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掌故？”
“当然有掌故，此事发生在1930年代。”含笑望望大家。大家也都望着他，急切地等着听下文。
“是在延安。但不是在延安的兔子，是有一次在延安作报告，谈到托洛茨基什么什么的，他那个无锡话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是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边出会场边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兔子还会吃鸡呀……”
大家恍然大悟，饭厅里顿时笑成一片，会议争论时留下的紧张气氛被这一片开心的笑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立刻也好了起来。
那时，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在会议上都是用俄语发言，并且看着苏方的眼色行事，在发言中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中国。这其中就有一位伊拉克的代表巴格达什。但这位代表俄语讲得很蹩脚，学着苏联的腔调指责中国时，常常洋相百出，人们听过他的话后总是忍俊不禁。
一天到了吃饭时，知道翻译李越然善于摹仿别人讲话，过去就曾摹仿过讲话，便提议说：“小李，你给大家出个洋相，学学巴格达什讲话。”
于是，李越然便模仿起巴格达什的腔调和表情即席表演，他惟妙惟肖的样子引得一阵哄堂大笑。
因此，在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都感到，尽管会上的争论紧张激烈，但会后，尤其是大家在一起用餐时，非常善于调节紧张的气氛，往往他的一个笑话，一句玩笑，就会使大家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会议期间，大家的生活有张有弛，工作效率很高，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期间，在生活上有明显的三大特点，即三爱：爱看书，爱吃辣椒，爱打麻将。
9月15日夜晚，会议的主要议程基本完成在即，参加工作会议的中央及各省领导便都挤出时间娱乐娱乐，以松驰一下连日来一直开会而造成的精神高度集中和脑力劳动紧张的状况。也不例外，他派卓琳和邓楠通知李富春、陶铸和罗瑞卿等老牌友，让他们在晚饭后到267号别墅“摸砖”。
刚吃完饭，李富春、陶铸、罗瑞卿等就到了，被一一请进会客室。早已端坐在麻将桌旁。他看着大家跃跃欲试的“战斗”风貌，操着那熟悉的四川口音幽默地开腔了：“打麻将，我可不讲啥子客气啰，麻将能使人思想敏锐。先到有奖，先上桌先打；来晚了一点要罚，坐在旁边看。”
夜深人静，卓琳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11点钟了。她征求意见说：“我到厨房叫厨师给你们准备点夜宵。”
一边仔细观看桌面上打出的牌，一边说：“我面里什么也不要，但要放辣椒。”
卓琳看到拌着辣椒吃着面条吃得那么香的样子，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当雪莉·麦克莱恩对曲折离奇的经历表示兴趣时，诙谐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在一次闲谈中，笑着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当卡特和举行第三次会谈并言及移民问题时，非常机智，幽默地对卡特说：“如果你要我输送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
卡特也开玩笑说：“既然向我提供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们也将给中国提供1万名记者。”
访美期间，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向提问：“中美两国之间继续这种愉快的蜜月时期会有什么主要危险呢？”
反应快捷，表现得非常自信。他毫不犹豫地诙谐作答：“我看不到危险。蜜月将继续存在。”
对于这种开朗坦率的性格，卡特非常喜欢。他赞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说了就算数，不用担心彼此间产生误会。的这种战略家的风度和政治魅力，坦诚幽默的风格，确实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复杂敏感，有时一件小事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大局。率团访美期间，布热津斯基也热情设家宴招待了。
宴会开始后，觥筹交错，笑语声声。酣畅耳热之际，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所有国家。”
对这样一番涉及民族自尊又具有挑衅性的不得体的议论，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妙不可言，一语双关，既符合宴会的氛围，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尊严，自然无人能够反对。更重要的是化紧张为缓和，避免了因小失大。而在座的人却领略到了这位伟人的智慧和幽默！
1989年以后，在谈到与美国的关系时，多次指出：“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归根结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
1981年大年初一上午8时，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陈香梅（里根总统委任她为总统特使出访北京）和史蒂芬议员在陈香梅的舅舅夫妇的陪同下，第一次会晤了。
中午时分，诚邀陈香梅与夫妇共进午餐。一进来，就微笑着亲切地说：“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
陈香梅听到称她舅舅为“肥仔”，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因为他们都是几十年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才如此亲切随便地称呼。
抽烟果真名不虚传，他一根接一根地猛吸着。不一会儿工夫烟蒂便把烟灰缸填得满满的。
见了，经不住诱惑，便伸手向要烟抽。笑着对陈香梅说：“你的舅父有气管炎，你可晓得？”
正当陈香梅发愣之际，用手指着她舅母经普椿说：“妻管严，一天只分配3根烟，不准多抽。他又来向我要烟了。你看，他的烟瘾和我差不多。不过，我没有人管，每天3包。”
与一边开玩笑，一边拉家常话。突然转过身来，风趣地对陈香梅说：“你来京之前，我就对你舅舅说过，他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要得，怪不得有人要把他送进牛棚。哈哈……他是坐牢的专家，英国的牢，日本的牢，的牢，的牢，他都进去坐过了。了不起，了不起呀！”
坦然一笑，幽默地说：“你坐牢的经验不如我，因为我会画漫画，你不会。”
这次与共进午餐的难忘经历，陈香梅觉得是自己平生过得最舒畅、惬意的一天。
1984年10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科尔一行。早在10年前，即1974年9月6日，就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时任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科尔。
这次见面，科尔说：“10年前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从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
“我就是乐观。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我是小个子，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
稳稳当当抛出的这句话出乎人们意料，顿时引起了全场的一片笑声，而且在惬意的笑声中，大家向这位睿智、风趣的老政治家投去敬重的目光。
在笑声落定后接着说：“耳朵不好使了，10年前没有这个问题，要说变化，这也是变化之一。”
“10年中我又有一段时间靠边站。1974年我们见面时，我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那时周恩来总理病重，我实际上代理他的职务。1975年，我主持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底就被打下去了。自那以后有一年半靠边站，1977年才重新工作。”在介绍自己这10年的坎坷经历时，从容而坦然，在凸现其坚韧不拔的钢铁般意志之际，那份大气度才有的幽默也尽显其中。
当科尔说到中国这几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兴致勃勃如数家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到现在快六年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从拨乱反正，到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各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再到以城市改革为主的全面改革……与科尔的会谈进行得热烈而友好。
可见，虽然个子矮小，却是一个性格坚毅又十分达观的人。他因为自己个子矮小，所以经常以幽默的口吻对人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1985年7月15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来中国访问，他与作为老朋友，进行了十分亲切融洽的会谈。
期间，钱伯斯毫不掩饰地怀着对身体健康的羡慕之情，问：“我想请教一下，您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
笑了。他不紧不慢地诙谐调侃道：“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还说：“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尼克松的名字是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的缓和而被中国大众所熟悉的。此后，他便一直被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最值得一提而妙趣横生的是，他与的第五次会面。
1989年10月，在中国刚刚平息那场、中美关系异常严峻的时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再一次来到中国。31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这位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尼克松的这次来访给予高度的赞扬，并就中美关系问题坦率地向尼克松谈了他的看法。这是同尼克松的最后一次会见，也是在宣布退休以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这天，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尼克松。他那天兴致特别高，谈话既像以往那样深刻，又有前所未有的幽默。
对尼克松说：“外交部最近搞了礼宾改革，规定吃饭不上茅台。我已经退下来了，今天咱们都是老百姓，可以不听他们的喽。”
席间，说：“中国人民取得现在的成绩不容易。我们还要艰苦奋斗好几代人，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老家很穷，家里条件不好，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干活累，吃得又不好，所以个子长得小。”
接着，又爽朗幽默地说：“个子小也没关系，小个子有小个子的好处，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
和尼克松告别后，转过身来亲切地对部长和外交部的年轻同志说：“我接待外宾的任务完成了吧？今后我就不再见外宾了，好不好？”
说：“外交部这些同志都很高兴在您身边工作，但从来没跟您合过影。以后恐怕机会更少了。这次他们能不能和您一起合张影？”大家激动地等待的回答，一听他说“好嘛”，就热烈地鼓起掌来。
照完相后，说：“外交部的同志们这么好，我感谢你们。这次拉拉手吧。”说完，和大家一一握手，一一说再见。
1988年7月1日，《体育报》欲将周四刊改为日报，同时更名为《中国体育报》。《体育报》报头原为题写，新报头的题字大家一致认为非莫属。
于是，该报记者鲁光首先想到找画友邓林寻求帮助。邓林说：“这事我去找爸爸写，他不会写的。你们写封信，按程序送上去才行。”可见原则性很强，向来拒绝开后门走个人关系，女儿深知此理。
因为听邓林讲，喜爱多种体育项目特别是球迷的天天看《体育报》。于是，大家又萌动了一个愿望，请邓林帮忙拍一张看《体育报》的照片。邓林当即痛快地答应了。
一天，邓林背着两台相机，进到父亲房间后，打开了屋子里所有的灯。感到奇怪，便问：“大白天开灯干什么？”邓林说：“拍张照片！”
邓林不住地按动快门，一口气照了10多张。照片照得十分成功，有几张“体育报”几个字都很清晰。
更令人感动的是，请求题字的信才递上去两三天，就题写好《中国体育报》的报头了。
1988年7月1日这天，题写的报头和聚精会神看《体育报》的照片一并刊登出来，体育界无不耳目一新，欢欣鼓舞。
退休后，他的女儿毛毛准备写一本书《我的父亲》，毛毛问父亲：“长征时您都干些什么工作？”
1992年初，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这次南方之行被载入史册，并带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期间，谈笑风生，有时即兴而来的一两句幽默、愉快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也为这次划时代之行添上了一抹温馨、瑰丽的色彩。
1月19日上午，南巡的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先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于是，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一到深圳即迫不急待地乘车参观了变化很大的深圳市容。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来视察时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当车子行至火车站前，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说：“你看，这是你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这天的晚餐也是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席上，的二女儿邓楠对父亲说：“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家常菜，知道你已不吃辣椒，这盘辣椒是给我们吃的。”
诙谐地说：“我可不能一花独放。”话音刚落，餐桌上荡起一片开心的笑声，大家为他的妙语喝彩鼓掌。
兴致盎然地接下去说：“红花要有绿叶扶，没有绿叶花不好看。再说，绿叶还要接受阳光照射，通过光合作用给鲜花提供营养。”
这时，女服务员小曾在一旁以崇敬的口吻说：“邓爷爷，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没有你，深圳哪有这么好的今天！你的理论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发展、富裕之路！”
随后，又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做人不能处处突出个人。智慧来自集体。好的领导能把群众的智慧汇集起来，充分运用。”他指指邓楠，又说：“你现在也是领导，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脱离实际。科技发展要多听专家意见，你才是个明白人。”
晚饭后，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他一边散步，一边同深圳市负责人交谈着。当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沿原路走回去。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上午9时45分，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很久以前，一个妃子逃难到九嶷山，哭得很伤心，一滴滴泪水滴在竹子上，就成为现在的湘妃竹。
看到这神韵独特的竹子，又听着相关的诗意般故事，一下子联想到了自己那盛产竹子的家乡，他深情地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
这时，在场有人冷不丁老实地道出了真情：“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
听后恍然大悟，感慨起来。并且马上反映灵敏地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
周围的人听到这一句既睿智又幽默的话语，全都止不住开心地笑起来。植物园内荡漾起一片欢声笑语，愈发洋溢着醉人的生机与活力。
在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成员经常针锋相对，激烈争论，气氛是相当紧张的。但在紧张激烈的交锋中，始终是泰然自若，举重若轻。他只要一走出会议室，便谈笑风生。代表团成员在大使馆里吃饭，也常常是笑语不断，轻松活泼。
有一天，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中共代表团成员回到大使馆的饭厅吃饭，大家一时话不多。这时，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张毅，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
“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来还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欲忍住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掌故？”
“当然有掌故，此事发生在1930年代。”含笑望望大家。大家也都望着他，急切地等着听下文。
“是在延安。但不是在延安的兔子，是有一次在延安作报告，谈到托洛茨基什么什么的，他那个无锡话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是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边出会场边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兔子还会吃鸡呀……”
大家恍然大悟，饭厅里顿时笑成一片，会议争论时留下的紧张气氛被这一片开心的笑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立刻也好了起来。
那时，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在会议上都是用俄语发言，并且看着苏方的眼色行事，在发言中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中国。这其中就有一位伊拉克的代表巴格达什。但这位代表俄语讲得很蹩脚，学着苏联的腔调指责中国时，常常洋相百出，人们听过他的话后总是忍俊不禁。
一天到了吃饭时，知道翻译李越然善于摹仿别人讲话，过去就曾摹仿过讲话，便提议说：“小李，你给大家出个洋相，学学巴格达什讲话。”
于是，李越然便模仿起巴格达什的腔调和表情即席表演，他惟妙惟肖的样子引得一阵哄堂大笑。
因此，在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都感到，尽管会上的争论紧张激烈，但会后，尤其是大家在一起用餐时，非常善于调节紧张的气氛，往往他的一个笑话，一句玩笑，就会使大家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会议期间，大家的生活有张有弛，工作效率很高，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期间，在生活上有明显的三大特点，即三爱：爱看书，爱吃辣椒，爱打麻将。
9月15日夜晚，会议的主要议程基本完成在即，参加工作会议的中央及各省领导便都挤出时间娱乐娱乐，以松驰一下连日来一直开会而造成的精神高度集中和脑力劳动紧张的状况。也不例外，他派卓琳和邓楠通知李富春、陶铸和罗瑞卿等老牌友，让他们在晚饭后到267号别墅“摸砖”。
刚吃完饭，李富春、陶铸、罗瑞卿等就到了，被一一请进会客室。早已端坐在麻将桌旁。他看着大家跃跃欲试的“战斗”风貌，操着那熟悉的四川口音幽默地开腔了：“打麻将，我可不讲啥子客气啰，麻将能使人思想敏锐。先到有奖，先上桌先打；来晚了一点要罚，坐在旁边看。”
夜深人静，卓琳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11点钟了。她征求意见说：“我到厨房叫厨师给你们准备点夜宵。”
一边仔细观看桌面上打出的牌，一边说：“我面里什么也不要，但要放辣椒。”
卓琳看到拌着辣椒吃着面条吃得那么香的样子，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当雪莉·麦克莱恩对曲折离奇的经历表示兴趣时，诙谐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在一次闲谈中，笑着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当卡特和举行第三次会谈并言及移民问题时，非常机智，幽默地对卡特说：“如果你要我输送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
卡特也开玩笑说：“既然向我提供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们也将给中国提供1万名记者。”
访美期间，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向提问：“中美两国之间继续这种愉快的蜜月时期会有什么主要危险呢？”
反应快捷，表现得非常自信。他毫不犹豫地诙谐作答：“我看不到危险。蜜月将继续存在。”
对于这种开朗坦率的性格，卡特非常喜欢。他赞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说了就算数，不用担心彼此间产生误会。的这种战略家的风度和政治魅力，坦诚幽默的风格，确实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复杂敏感，有时一件小事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大局。率团访美期间，布热津斯基也热情设家宴招待了。
宴会开始后，觥筹交错，笑语声声。酣畅耳热之际，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所有国家。”
对这样一番涉及民族自尊又具有挑衅性的不得体的议论，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这个回答可以说是妙不可言，一语双关，既符合宴会的氛围，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尊严，自然无人能够反对。更重要的是化紧张为缓和，避免了因小失大。而在座的人却领略到了这位伟人的智慧和幽默！
1989年以后，在谈到与美国的关系时，多次指出：“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归根结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
1981年大年初一上午8时，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陈香梅（里根总统委任她为总统特使出访北京）和史蒂芬议员在陈香梅的舅舅夫妇的陪同下，第一次会晤了。
中午时分，诚邀陈香梅与夫妇共进午餐。一进来，就微笑着亲切地说：“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
陈香梅听到称她舅舅为“肥仔”，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因为他们都是几十年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才如此亲切随便地称呼。
抽烟果真名不虚传，他一根接一根地猛吸着。不一会儿工夫烟蒂便把烟灰缸填得满满的。
见了，经不住诱惑，便伸手向要烟抽。笑着对陈香梅说：“你的舅父有气管炎，你可晓得？”
正当陈香梅发愣之际，用手指着她舅母经普椿说：“妻管严，一天只分配3根烟，不准多抽。他又来向我要烟了。你看，他的烟瘾和我差不多。不过，我没有人管，每天3包。”
与一边开玩笑，一边拉家常话。突然转过身来，风趣地对陈香梅说：“你来京之前，我就对你舅舅说过，他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要得，怪不得有人要把他送进牛棚。哈哈……他是坐牢的专家，英国的牢，日本的牢，的牢，的牢，他都进去坐过了。了不起，了不起呀！”
坦然一笑，幽默地说：“你坐牢的经验不如我，因为我会画漫画，你不会。”
这次与共进午餐的难忘经历，陈香梅觉得是自己平生过得最舒畅、惬意的一天。
1984年10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联邦德国政府总理科尔一行。早在10年前，即1974年9月6日，就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时任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科尔。
这次见面，科尔说：“10年前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从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
“我就是乐观。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我是小个子，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
稳稳当当抛出的这句话出乎人们意料，顿时引起了全场的一片笑声，而且在惬意的笑声中，大家向这位睿智、风趣的老政治家投去敬重的目光。
在笑声落定后接着说：“耳朵不好使了，10年前没有这个问题，要说变化，这也是变化之一。”
“10年中我又有一段时间靠边站。1974年我们见面时，我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那时周恩来总理病重，我实际上代理他的职务。1975年，我主持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底就被打下去了。自那以后有一年半靠边站，1977年才重新工作。”在介绍自己这10年的坎坷经历时，从容而坦然，在凸现其坚韧不拔的钢铁般意志之际，那份大气度才有的幽默也尽显其中。
当科尔说到中国这几年内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兴致勃勃如数家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到现在快六年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从拨乱反正，到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各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再到以城市改革为主的全面改革……与科尔的会谈进行得热烈而友好。
可见，虽然个子矮小，却是一个性格坚毅又十分达观的人。他因为自己个子矮小，所以经常以幽默的口吻对人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1985年7月15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来中国访问，他与作为老朋友，进行了十分亲切融洽的会谈。
期间，钱伯斯毫不掩饰地怀着对身体健康的羡慕之情，问：“我想请教一下，您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
笑了。他不紧不慢地诙谐调侃道：“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还说：“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尼克松的名字是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的缓和而被中国大众所熟悉的。此后，他便一直被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最值得一提而妙趣横生的是，他与的第五次会面。
1989年10月，在中国刚刚平息那场、中美关系异常严峻的时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再一次来到中国。31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这位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尼克松的这次来访给予高度的赞扬，并就中美关系问题坦率地向尼克松谈了他的看法。这是同尼克松的最后一次会见，也是在宣布退休以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这天，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尼克松。他那天兴致特别高，谈话既像以往那样深刻，又有前所未有的幽默。
对尼克松说：“外交部最近搞了礼宾改革，规定吃饭不上茅台。我已经退下来了，今天咱们都是老百姓，可以不听他们的喽。”
席间，说：“中国人民取得现在的成绩不容易。我们还要艰苦奋斗好几代人，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老家很穷，家里条件不好，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干活累，吃得又不好，所以个子长得小。”
接着，又爽朗幽默地说：“个子小也没关系，小个子有小个子的好处，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
和尼克松告别后，转过身来亲切地对部长和外交部的年轻同志说：“我接待外宾的任务完成了吧？今后我就不再见外宾了，好不好？”
说：“外交部这些同志都很高兴在您身边工作，但从来没跟您合过影。以后恐怕机会更少了。这次他们能不能和您一起合张影？”大家激动地等待的回答，一听他说“好嘛”，就热烈地鼓起掌来。
照完相后，说：“外交部的同志们这么好，我感谢你们。这次拉拉手吧。”说完，和大家一一握手，一一说再见。
1988年7月1日，《体育报》欲将周四刊改为日报，同时更名为《中国体育报》。《体育报》报头原为题写，新报头的题字大家一致认为非莫属。
于是，该报记者鲁光首先想到找画友邓林寻求帮助。邓林说：“这事我去找爸爸写，他不会写的。你们写封信，按程序送上去才行。”可见原则性很强，向来拒绝开后门走个人关系，女儿深知此理。
因为听邓林讲，喜爱多种体育项目特别是球迷的天天看《体育报》。于是，大家又萌动了一个愿望，请邓林帮忙拍一张看《体育报》的照片。邓林当即痛快地答应了。
一天，邓林背着两台相机，进到父亲房间后，打开了屋子里所有的灯。感到奇怪，便问：“大白天开灯干什么？”邓林说：“拍张照片！”
邓林不住地按动快门，一口气照了10多张。照片照得十分成功，有几张“体育报”几个字都很清晰。
更令人感动的是，请求题字的信才递上去两三天，就题写好《中国体育报》的报头了。
1988年7月1日这天，题写的报头和聚精会神看《体育报》的照片一并刊登出来，体育界无不耳目一新，欢欣鼓舞。
退休后，他的女儿毛毛准备写一本书《我的父亲》，毛毛问父亲：“长征时您都干些什么工作？”
1992年初，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这次南方之行被载入史册，并带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期间，谈笑风生，有时即兴而来的一两句幽默、愉快的话语，引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笑声，也为这次划时代之行添上了一抹温馨、瑰丽的色彩。
1月19日上午，南巡的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市负责人劝他老人家先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于是，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一到深圳即迫不急待地乘车参观了变化很大的深圳市容。
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来视察时有些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的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边观光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
当车子行至火车站前，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说：“你看，这是你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这天的晚餐也是在十分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席上，的二女儿邓楠对父亲说：“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家常菜，知道你已不吃辣椒，这盘辣椒是给我们吃的。”
诙谐地说：“我可不能一花独放。”话音刚落，餐桌上荡起一片开心的笑声，大家为他的妙语喝彩鼓掌。
兴致盎然地接下去说：“红花要有绿叶扶，没有绿叶花不好看。再说，绿叶还要接受阳光照射，通过光合作用给鲜花提供营养。”
这时，女服务员小曾在一旁以崇敬的口吻说：“邓爷爷，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没有你，深圳哪有这么好的今天！你的理论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走上了一条发展、富裕之路！”
随后，又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做人不能处处突出个人。智慧来自集体。好的领导能把群众的智慧汇集起来，充分运用。”他指指邓楠，又说：“你现在也是领导，要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脱离实际。科技发展要多听专家意见，你才是个明白人。”
晚饭后，照例散步半小时左右。他一边散步，一边同深圳市负责人交谈着。当散完步往回走时，市领导建议沿原路走回去。
1月22日，边城深圳阳光明媚，仙湖植物园内春意盎然。上午9时45分，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给园内园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
在湘妃竹、人面竹、方竹前，伫立观赏。植物园负责人介绍说，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中的斑竹，就是指这种湘妃竹。相传很久以前，一个妃子逃难到九嶷山，哭得很伤心，一滴滴泪水滴在竹子上，就成为现在的湘妃竹。
看到这神韵独特的竹子，又听着相关的诗意般故事，一下子联想到了自己那盛产竹子的家乡，他深情地说：“成都竹子很多，有红的、黑的、紫的、黄的，也有方的。”
这时，在场有人冷不丁老实地道出了真情：“这里有的竹子就是悄悄地从成都‘弄’来的。”
听后恍然大悟，感慨起来。并且马上反映灵敏地开玩笑说：“这也属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啊。”
周围的人听到这一句既睿智又幽默的话语，全都止不住开心地笑起来。植物园内荡漾起一片欢声笑语，愈发洋溢着醉人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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