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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戈尔巴乔夫嫌司机开车慢，抢过方向盘，开足马力横冲直撞。行人责问交警：“为什么不阻拦？”警察说：“我不敢，他的官太大了！”行人：“有多大？”警察低声说：“戈尔巴乔夫为他开车。”
政治笑话在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转眼间，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二十多年了，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却令人大吃一惊：几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名贵家具、高级汽车。老太太说：“孩子啊，这一切好是好，但来了怎么办？”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
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看都不让看。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红包”，比工资厚得多。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机关老是停摆。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苏共脊梁骨才怪。
布里泽：“我爸爸在分局工作，每次他俩的爸爸从莫斯科回来，都来看望我爸爸，因此我爸爸赚了不少钱。”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败。1973年格鲁吉亚党中央二月全会检讨：靠幕后操纵、社会关系和效忠个人选拔干部，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文件回避了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的位子标价20万卢布，第二书记减半。
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好在老人们还记得党的光辉历史，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会大不一样。可是，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
火车因为没有燃料停在半路，这可咋办？勃列日涅夫指示：大家一起摇晃身体，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
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试探过改革经济，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开批评说：“瞎改什么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苏共成了一池死水。学界公认，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苏联的停滞期、矛盾积累期，看起来稳稳当当，其实危如累卵，苏联和苏共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上是拜他所赐。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台下有人递上条子：“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干啥？”赫鲁晓夫连问三次：“谁写的？站起来！”始终没人站出来。赫鲁晓夫笑了：“告诉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就连各地、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勋章、奖章，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颁发给自己的。在他的葬礼上，足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捧着这些牌牌，群众觉得很可笑。
在这种暖洋洋的空气中，苏共正与人民分道扬镳。戈尔巴乔夫的笨拙改革雪上加霜，社会到了列宁所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活不下去”的程度。
斯大林时期，如果有人敲门，人们立即停止讲政治笑话，开始喝酒。戈尔巴乔夫时期，如果有人敲门，人们立即把酒藏起来，开始讲政治笑话。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1991年6月，俄罗斯举行首届总统选举。作为苏共推出的候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卸任苏联总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仅16.85%。苏联剧变后，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多次参加总统竞选，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退场时却如此孤独，甚至没有几人前来送别！
与此同时，中国正快速超越过去的先生，人民生活水平突飞猛进，中国的巨大成就连敌人都没法否认。两相对照，苏联人艳羡不已，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寄托在中国身上。
一个乌克兰人被叫到克格勃。问：“你怎么经常收到以色列的邮件？”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藏匿过一个犹太人，现在他给我寄吃的。”问：“苏联人不该这样做，你不为自己 的将来想想？”答：“我想好了，以后我还要藏中国人。”
李肇星有一次在国际航班上，邂逅了早已失去苏共和苏联的原苏共中央总书记、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问了一个全世界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戈尔巴乔夫想了想说：“因为我们没有！”
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成全球第二、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只用了20年。苏联不但战胜了强大的德国，还长期与美国平起平坐，曾让整个西方世界寝食不安。
没有人料到这个庞然大物竟一夜倾覆，许多人至今仍回不过神来。从那一刻起，人们对这一20世纪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葬礼的主持人，戈尔巴乔夫的感慨意味深长，值得注意。
从1977年复出，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间，领导实施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两大政治行动，一是改革开放，二是锤炼党风。两件大事竟发端于同一次会议：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举起改革大旗的同时，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
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改革开放顺应天下大势，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端正党风提高了党的先进性，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才有吸引力；只有风清气正，才有凝聚力。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两大决策是最好的诠释。
想想都后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一定不是到处堵车，而是到处排队；如果没有过硬的党风，人人心里窝着火，改革只会是纸上谈兵。如果两者都没有呢？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战略的逻辑起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人民主体论。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存在的全部理由，是一切工作的起点、终点和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也是始终坚守的根本政治立场。
站在这个立场看问题，中国为什么繁荣稳定？苏共为什么走向末路？答案一目了然。
尽管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有数不清的促成因素，但内因永远是变化的根源。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反向作为，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蜕变为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直接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
对此，苏共问题专家李慎明的观点一针见血：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黄宗良则进一步指出：苏共是被人民而不是被敌人推翻的，承认这个事实很痛苦，不承认就不能吸取教训。毫无疑问，研究苏共兴亡，吸取经验教训，关键词不是“权位”，而是“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回答响亮而坚定。
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打出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合拳。清理腐枝败叶、编织制度笼子，干部舒适度剧降、群众满意度激升，好传统回归、坏习气鼠窜，改革巨舰一往无前。神州气象如此，戈尔巴乔夫或许又有感慨：“中国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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