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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 导演： 毛卫宁 编剧： 路遥 温豪杰 主演： 佟丽娅 袁弘 王雷 李小萌 刘威
一个命运多舛际遇悲苦的作家，一部沉寂了将近三十年的巨著，一群黄土地上可歌可泣的农民儿女，在2015年的初春成为家喻户晓的话题。这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魅力，也是作家路遥的魅力。
客观地讲，对1974—1985年这一段岁月的想象和描述是有难度的。“文革”后期敏感的政治事件、万象更新前的混沌、权威和偶像的再评价等等都让这一段历史被高度浓缩或者悬置。很多文艺工作者都选择了回避的态度，但是路遥却用放大镜将它放大还原，同时又用显微镜照出每一个角落的黑暗和光彩。而将这段历史以影像的方式第一次自上而下，从农村到城市，从衣食住行到工农商各个阶层的动态，事无巨细，点点滴滴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毛卫宁——一个与路遥精神高度契合的导演。
在西方文艺思潮汹涌的1980年代，坚持写实主义是一种笨黄牛的做法。但路遥就“如同牛一般的劳动”，《平凡的世界》裹挟着热腾腾的底层生活气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水火交融、新旧交替的历史中，在东拉河畔那群朴实的面孔中，呈现出一副恢弘广阔、厚重朴实的史诗画卷。而导演毛卫宁的做法无异于影视圈的另一个路遥。
农村、乡土之于文学一直是主流的书写阵地，但是农村题材影视剧在经历了1990年代的辉煌之后，开始走向寂寞和萧条。虽然在政治生活中“三农”问题一直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在都市工业文明面前，农民的底层身份和弱势地位愈加明显，这种弱势在影像上的第一反应便是农村的退场和农民的消失。如今，我们的电影银幕上已经看不到农民的身影，即使偶尔瞥见，也只是城市洪流中的一幕点缀。农村题材电视剧市场更不乐观。新千年以来，农村剧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轱辘·女人·井》等这样的经典。
而当下活跃在荧屏上的农村剧，在一群不了解乡村生活的编导闭门造车的想象中，在一群东北小品演员刻意追求喜剧的演绎中，沦为图解政策的传声筒。那些插科打诨的段落，那些刻意迎合新农村的改革篇章，那些只见歌颂不见反思的用心，都让新农村变成另一种城市的克隆版。真正的农村现实和农民面孔被遮蔽在若干乡镇企业和一片土豪金的呼声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以一种朴实无华去浮夸的形象出现，充满了真诚和感动，可谓“吹尽狂沙始到金”。
名著改编剧最难以割舍的是作家的经典语录。《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杨大年版旁白频繁地出现是毛卫宁向路遥致敬的方式，也是遭遇众多非议的核心。在孙少平和郝红梅的情感酝酿初期画外音的出现是极不习惯的，那种浑厚低沉的嗓音经常打断你，像是硬生生地给转进了纪录片频道；但是逐渐发展到了田润叶与孙少安之间欲语还休的时候，你开始期待它的出现。那饱含深情的文艺式剖白，有时是路遥的悲悯，有时是编导的慨叹，还有时正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某个相同的声音；当孙少安的婚礼出现的时候，你已经分不清哪些是润叶的呼喊，哪些是路遥的惋惜，哪些是我们不由自主的共鸣！因为它们三者已经融为一体不着痕迹！
在现代都市文明这个热词面前，《平凡的世界》甘于寂寞和孤独，在回归传统伦理人情的基础上，坚决为农民代言，留下一段关于土地和人民的颂歌。那些让人恐惧的饥饿和贫穷，那些在贫困中百折不挠的生存意志，那些在苦难中相互慰藉的灵魂，都让人记忆犹新的同时又热泪盈眶。喜欢路遥小说的人，曾经在乡村生活过的人们，镜头前的一幕幕都是一次肉体和灵魂的回归之旅。
《平凡的世界》对于路遥，是对黄土地和人民的一片赤子之情。这种浓烈的情感喷涌为这部冷题材的电视剧提供了最为丰厚的一笔宝藏。而毛卫宁在这种情感的铺垫下，进一步完善乡村的细节和想象。虽然演员还不够糙、服装还不够破、道具还不够旧，但这并未影响该剧丰厚的生活质感：孙玉亭蹲着吃饭的做派、闲话中心的蜚短流长、道德伦理的灰暗地带等等这些，只有真正浸润过乡村气息的人才会创造出这样的情节。
关于乡村的文艺想象，一种是现实批判式的，物质落后、生活贫困、思想僵化，永远站在现代都市文明发展的背面，成为改革和启蒙的对象；一种是浪漫写意式的，带有田园牧歌般的宁静气息，远离政治主流的纷纷攘攘，保持着最简单纯净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一代文人骚客理想中的精神故乡。《平凡的世界》横跨在二者之间，既痛恨生活的穷困，强烈要求改变物质现状，又对乡村的传统情感持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双水村在孙少安的带领下私分猪饲料地、炸山开坝、承包责任田、开办砖窑厂一次次冲在改革的最前锋，又一次次在乡村政治的窝里斗、一男二女的暧昧地带因为农民的自私、狭隘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但是路遥是宽容的，他坚信黄土地上火热的生活能稀释掉高加林的痛苦、孙玉厚的苦难、孙少平的挣扎……所以毛卫宁镜头下最高大全的偶像不是极度自尊敏感的孙少平，也不是怀有政治理想的田福军，而是坚守在农村的泥腿子孙少安。孙少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新人物。他身上既有经典农民人物梁生宝一心为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又带有新时期改革开放时代所必须的气魄、实干和开拓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唯上的时代，他力排众议，从一个农民的生存本能出发，利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对改革的趋向做出了预见和拥护，成为一代农民骨干有胆识、有智慧、有才干的写照。
追求理想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爱情的眷顾却从未离开过。剧中的主人公，每每受难之余，身边总有一个温暖的港湾给予依靠。孙少平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有郝红梅的惺惺相惜，当郝红梅离开之后，又来了一个白富美般的田晓霞，为他撩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孙少安在和田润叶的自由恋爱中一直占着绝对的优势，当政治棒打鸳鸯之后，孙少安再一次中彩票般的得到秀莲的爱情；妻子徐爱云之于田福军也是如此。除了田晓霞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外，这些伟大的女性大都没有鲜明的个体意识，甘做男人背后的垫脚石。她们作为苦难和磨砺的一种补偿，总是在主人公最艰难的岁月里带来一丝温暖和慰藉，这种暖色和着集体主义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美德、乡里邻里间的宗族情谊，汇成一股真情的洪流，在我们内心深处唱起一首传统伦理人情的挽歌！
相比原著，电视剧最大的改变在于将孙家兄弟的奋斗史演变成了孙氏兄弟和田福军三个男人的战场。田福军这条线的丰富实际上将那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史从基层延伸到上层政治生活。毛卫宁十分巧妙地将当代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反贪腐命题、反特权问题、反思想僵化等话题融入其中，直接表达了当代主旋律的政治需求。
《平凡的世界》的当代性还不止于此。对于今天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进城的潮流已经转向了农民工返城回乡的大趋势。即使在最艰难最缺乏方向感的岁月里，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仍然大显身手的孙少安才是当代农民的新偶像。因为孙少平志在走出去，只有孙少安才意味着脚踏实地地留下来。他在艰难中奋进的历史实际上迎合了当下社会对于农民的期待和需求，他的成功为当代农村青年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所以，《平凡的世界》能收获当代年轻人的喜爱，还在于它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依然坚持对个体意识的弘扬。
如今，那个解决温饱的时代已经远去。《平凡的世界》在映照出当代人精神空虚和信仰堕落的同时，还是一部励志的奋斗史。剧中的每一个主人公，都有一颗不屈从命运、不盲从权威、不甘于现状的心，这种性格底色链接在火热的劳动生活当中，演奏出一曲最高亢的命运交响曲。相对于原著，这种主动出击的奋斗格调更为激烈和昂扬。在坚硬骨感的现实面前，每一个追梦人都会遭遇田福军的人生起伏、孙少平的痛苦挣扎、孙少安的左右为难。但剧中主人公在无穷无尽的磨难面前，始终怀着“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最终苦尽甘来。这是一代青年的精神领袖，也是一代屌丝扼住命运咽喉的教科书。在多数人随波逐流、唯权至上的年代中，他们勇于发出自己少数派的声音，活出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与当代青年追求的个人意识不谋而合。而这种个性恰好暗合了改革的潮流和趋向，成功完成了一次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政治意识和民间意识的完美对接。在任何时代，如何主动改变命运、战胜现实的桎梏，以个体的姿态和特色有价值、有尊严、有意义地生存于这个世界，都是永恒的主题。这也是来自《平凡的世界》给我们最大的启迪。（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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