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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人生经历就如同过山车——起起伏伏、落差极大还速度飞快。他被贬谪到惠州，官职从知州降为了节度副使，官级由正四品降至正八品，落差不可谓不大。
然而，就是身在偏远乡镇的这么一个毫无实权的小官，依然让身在京城里的高官忌惮不已，非要再度贬谪苏轼。
被发配至岭南的苏轼是戴罪之身，到惠州算是来进行“改造”的，不可能安排他住什么正规官邸。因此，当他初到惠州，在当地的高级驿馆“合江楼”里稍事休整了半个月后，便被安排到了嘉祐寺里居住。
但惠州的太守詹范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和品德，得知苏轼在嘉祐寺里过得十分清贫时，特别邀请他再次入住合江楼，并且时不时给他一些生活上的支持。在合江楼的日子自然是舒适而畅快的，苏轼忍不住要写诗讴歌一下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海上葱昽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 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 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这首《寓居合江楼》十分符合苏轼当时的心境，生活美好得有种如在梦境般的不真实感。毕竟以他当时“罪臣”的身份，入住有如“国宾馆”级别的合江楼，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违背情理的事情。因此，苏轼住在这里，虽然心情开阔愉悦，却也有一丝丝愧疚，很是矛盾。不过这种愁绪，随着他手中的一杯“罗浮春”酒，都烟消云散了。
惠州离京城山长水远，如果苏轼就这么不问世事地闲居下去，或者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波折了。但苏轼注定闲不住，即使他手里没有一点实权，却还是处处关心地方百姓的疾苦。博罗发生大火灾，苏轼四处奔走，督促官府维持市场秩序，管好物价，不准强夺民脂民膏。广州发生瘟疫，苏轼将自己在杭州处理疫情的经验传授给广州太守，并协助解决医院建设、水源引入、孤儿院开办等事项。
苏轼的这一番操作，又成功引起京城朝堂里敌对势力的注意，宰相章惇得知苏轼在惠州的日子过得如此自在，实在是无法忍受，便勒令惠州太守詹范把苏轼从合江楼赶出去，并且警告他不要与苏轼“同流合污”。不得已，詹范只能让苏轼再度住进了嘉祐寺。
数经大起大落的苏轼自然不会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富贵生活他安然享受，贫苦日子他也能怡然自得。
在嘉祐寺里，苏轼过起了田园生活。他向当地朋友借了一小块地种菜，虽然面积不足半亩，但产量足够他和家人全年食用了。有时候，苏轼喝酒到深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酒，便到菜地里摘几棵菜煮来吃，这些菜土生土长，在自然条件下栽培出来非常有风味，口感鲜美甚至可以媲美肉食。为此，苏轼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撷菜》来歌颂自己的这块菜地：
这首诗寥寥几句，却把一个欣欣向荣的菜园描绘得意趣盎然，“芦菔生儿芥有孙”一句生动体现了苏轼对菜园里的感情，这些蔬果都是他自己亲手栽培，看着它们茁壮成长，心中很是得意和满足。另外，这个菜园解决了他们一家生活温饱问题，苏轼心中更是满怀感激。
打理并欣赏菜园是苏轼这个时期的主要乐趣之一，好天气时在菜园里耕作，他的心情自然舒畅，而雨后游菜园又是别有一番情趣。这在苏轼的一首《雨后行菜圃》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 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桨。 天公真富有，膏乳泻黄壤。 霜根一蕃滋，风叶渐俯仰。 未任筐筥载，已作杯案想。 艰难生理窄，一味敢专飨。 小摘饭山僧，清安寄真赏。 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 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 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养。
雨后的菜园里更是一片生机勃勃，青翠的瓜果带着雨露让人格外的怜爱，作为资深吃货的苏轼看着这些鲜嫩的食材，心中早已在盘算着怎样烹煮了，喜不自胜的感情洋溢在字里行间，并且空气中似乎飘荡着一缕诱人的饭菜香气，让人看了都忍不住要吞口水。
这时，朝廷下诏赦免之前被降职的官员，但苏轼偏偏不在赦免之列。感觉到自己调回北方的希望渺茫，苏轼却也不在意，反倒打算起在岭南养老的筹划。
苏轼在白鹤峰买了一块地，当地的朋友知道后，都来帮他搭建房屋。新房子与林行婆和翟秀才毗邻，邻里间关系十分融洽，经常互相关照。林行婆家里以售卖自酿酒为生，这正合了嗜酒如命的苏轼的意，他经常到林行婆家沽酒，偶尔没有现钱赊账，林行婆也不计较。这种和睦而安逸的日子，苏轼提笔记录下来：
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 连娟缺月黄昏後，缥缈新居紫翠间。 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鋩山。 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
这首诗述说了苏轼知道自己北归中原的希望已经破灭，在岭南的一个小村落里修建了新房定居下来的情形，他心中虽然有一丢丢的失落，但诗词间却流露出对左邻右里质朴感情的眷恋和赞美，让人内心倍感温暖。
苏轼在惠州过得十分舒畅，虽然贫穷，但好在没有什么压力，远离了官场的争斗，他的生活充满了诗和远方。而且，他的大儿子苏迈和二儿子苏迨，都纷纷携家带口地来惠州跟他团聚，一大家子其乐融融，这种日子好不惬意。
这种诗情画意的氛围，作为大文豪的苏轼怎么可能不用自己的才情歌颂一番，于是精妙诗句一首接着一首地涌现出来。其中有几首在当时被人广为流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这三首诗可以说是同一类型的，有点类似小女子的闺阁诗，借景吟情，几许哀怨几许愁肠，但总的大基调无外乎三个字“闲得慌”！一般写这种幽怨诗的人，大抵生活上已经比较满足，没有太多琐事需要操心，于是将自己大部分都情感都寄托在悲春伤秋这些闲极无聊的事情上，这也是苏轼当时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或者这种恬淡写意、与世无争的生活正是常年在名利场中打滚人所向往的，苏轼的这些诗词一面世，便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飘进了京城高高的宫闱里。
读着苏轼闲情逸致的诗词，章惇恨得牙痒痒地。章惇原本以为将苏轼贬谪到了南蛮之地，贫困的生活会彻底摧毁这个政敌，没想到他却过得很逍遥自在，这使得章惇心中嫉恨不已。
于是，章惇又奏请皇上下了一纸诏书，将苏轼再次贬谪到了生活更为艰辛的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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