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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90年秋天路遥与导演何志铭结识，次年6月路遥自述生平、何志铭笔录完成了《路遥谈话纪录稿》。在此基础上何志铭执笔，经过路遥修改，完成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解说词，而后何志铭执导、路遥出演了这部纪录片，上映后获得好评。路遥逝世后，何志铭拍摄路遥葬礼并执导了纪录片《路遥》，为保存路遥的生前影像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1年3月，路遥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西北地区第一位摘取中国文学桂冠的作家，从而攀登上了事业的高峰。随后，西安电视台筹拍宣传路遥的电视节目，经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剧张子良出面相助，推荐朋友何志铭担任该节目的导演。由于张子良与何志铭是与路遥有着友好情谊的陕北老乡，因此路遥欣然同意出演该片。
同年6月初，何志铭偕同制片人毛安秦一起采访路遥，路遥自述生平，经何志铭笔录，整理成《路遥谈话纪录稿》。紧接着，何志铭创作出纪录片《路遥》解说词，交予路遥修改、充实、完善，并由路遥定名为《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
6月中旬，路遥陪同何志铭为首的剧组，北上铜川煤矿，南下关中农村，冒着高温酷暑，四处取景拍摄，期间路遥与何志铭之间合作融洽，仅一周多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拍摄，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1991年，该纪录片上映后，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并于1992年荣获陕西省广电社教节目一等奖。
2020年9月，笔者来到陕北榆林，初次采访何志铭，得见路遥的信件、照片。2021年6月，笔者再赴榆林，何志铭再度向笔者提供西影厂的资料。2022年8月，笔者来到西安三访何志铭，他向笔者展示了珍藏三十余年的《路遥谈话纪录稿》手稿，和路遥亲笔修定的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解说词手稿。
《路遥谈话纪录稿》使用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稿纸，共13页，全文4524字。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使用的也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稿纸，共12页，全文3022字。这两份珍贵的手稿一份出自路遥的自述，一份是路遥的亲笔，都是首次发现，其中前篇从未公开发表，而这两篇也未被收入《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同时，何志铭还向笔者出示了路遥的妻子林达等亲友的信件。在此，笔者深表感谢，并本着还原事实、溯源真相的精神，根据何志铭等路遥朋友的讲述，结合现已发现的路遥遗作和相关资料，力图重现路遥最后两年时光的真实事迹，透过荣耀加身后的种种浮华粉饰，藉此揭示路遥坦荡而深邃、孤独而非凡的心路历程。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到来，路遥步入了人生的秋天。伴随着路遥的文学事业走向辉煌，他所在的陕西省作家协会里，涌来了越来越多的慕名来访者，他们中间有媒体记者，有文学青年，也有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者。就在1990年金秋时节，路遥的身边增添了一位新朋友：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他们俩的结识，颇富有几分诙谐传奇色彩，后来，何志铭对笔者娓娓讲述了此事：
“1990年秋天一天下午，大约一点刚过，海波（路遥的朋友）带着我去路遥家。敲了半天门开了，路遥站在我俩面前，他穿着一身棉毛线衣线裤，很显然是刚睡醒，一脸的倦意。接着我们三人坐下，路遥只是跟海波说话，谈事情，期间并没有正眼看我一眼，就这样过了好久，让海波都感到不安了。最后路遥跟海波提起，说他想办一份文学杂志，却一直没有想好名字，这时我在一边脱口而出：‘就叫《风》吧。’路遥听了很震惊，开始看了我一眼。”
路遥对待来访者的这种不恭敬的态度，陕西省内有数位作家写过回忆文章，谈及路遥待人接物时曾有过类似的行为。例如路遥的文友、作家杨堡铭曾撰文缅怀路遥，其中写到在诗人曹谷溪的家里初次见到路遥的情景：
我一听说是路遥，一时感到手足无措，便急忙站了起来，掏出一盒烟拆开给路遥递了一支，没想到，路遥一摆手说：我抽这个。说毕，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盒“三七”牌烟，兀自点着吸了起来。路遥的作派弄得我有点小尴尬，人情练达的谷溪似乎看到这一点，便又接住话茬指着我说：这是从基层来的一个业余作者。路遥连头也没回，又冷冰冰地撂了一句：谁不是从基层上来的？我一看这个情况，感到再呆下去就成了自讨没趣，便赶忙起身告辞。直到临出门时，路遥才扫了我一眼。多年以后，我才懂得，浑身上下充满着一种霸气的路遥用眼角扫我的那种目光用“睥睨”二字来形容大概比较合适。
2020年，笔者在西安采访路遥的好友、艺术家张弢之子张哲，他对路遥的处事待人方式表示了理解，说道：
“我爸和路遥是最好的朋友，在他看来，路遥只跟同一水平的人交朋友，达不到朋友标准的人，路遥是不理睬的。”
2021年笔者在延安采访路遥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时，他也谈到路遥的此类行为，并且中肯地评说道：
“路遥是一位有着许多优点和许多缺点的人物，路遥是个好汉，但是，路遥也是一个儿货（陕北方言：鲁莽憨直的人）。”
幸运的是，何志铭为人豁达，并没有因为此事耿耿于怀，而是以自己的才华和不懈努力，逐渐赢得了路遥的赏识和信赖。在何志铭看来，当时路遥虽然久负盛名，其实却是一位孤独的人，他对笔者讲述道：
“路遥不是那么平易近人，他的朋友不多，人际交往更少，择友标准又高，加上他把所有精力投入创作，所以他显得孤独。路遥拥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会轻易对别人打开。路遥在陕西作协里，走起路来就像一只老虎，从来不看任何人，也不主动跟人搭话，他总是全身心沉浸在创作中，思考他小说中的人物，但当他到了田间，他就乐意跟农民老汉说话。”
“我和路遥认识没多久，就成了朋友。这不仅因为我俩都是陕北人，还有路遥觉得我思想活跃，交友广泛，又有多种技能，所以乐意跟我交往。我每次去路遥家，他都专门给我留出一把高背的椅子，我俩敞开胸怀，无话不谈。路遥外表上高傲，其实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说起段子来能让所有人发笑。路遥经常来我家找我，有时我不在家，他就睡在沙发上等我，睡着了就打呼噜，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我们留他一起吃饭，给他做喜欢的揪面片。”
何志铭的妻子邱丽霞，至今保留着对路遥清晰而美好的印象，她讲述道：“路遥到我们家，他外表看上去就像一个工人，朴实、低调、沉默、稳重，静静地坐着听别人说话，偶尔开口说几句话，总是讲得恰到好处。他从来不夸夸其谈，更不卖弄他的学问。直到后来我读到了他写的书，我才知道：他是这么了不起的大作家。”
邱丽霞作为一位贤淑善良的陕北女性，她对于路遥的描述，从路遥四弟王天乐遗孀梁志那里得到了印证。2020年，笔者在铜川采访梁志，她也评价了路遥：
“路遥是当之无愧的陕北汉子，他非常强悍，但是路遥也懂得尊重女性。他每次到铜川我们家里，对我的态度从来都是和颜悦色，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说：‘行行行，好好好’，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于是，路遥与何志铭逐步建立起友谊，两人同是陕北老乡，同在省城西安奋斗，思想相通志趣相投，走到一起势所必然。然而，两人的友谊却卷入了当时陕西作协复杂的人际关系，何志铭曾对笔者坦诚地讲述了这段往事：
“1971年我进入西影厂，当时的陕西文坛，名气最大的青年作家就数陈忠实第一。当路遥还在陕北延川县的山沟里钻研写作‘山花’诗歌的时候，陈忠实早就大名在外了，《西安晚报》上天天刊登他的文章，《陕西文艺》省刊接连三年发表他的小说。1974年，西影厂要改编陈忠实的小说，他住进了西影厂招待所，专心写作。我当时就在西影厂招待所卖饭票，又是文学青年，心里很仰慕陈忠实，所以我就去接近他，他写出来的每一篇作品，我都是他的第一位读者，我俩就这样成了朋友。陈忠实很喜欢我，管我叫‘小何’。当时我跟女娃谈恋爱，女娃来找我，我碰巧不在，陈忠实就帮我接待女娃，等我回来再告诉我。后来路遥推荐给陈忠实《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陈忠实读完以后来见我，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对我喊道：‘哎呀小何，这本书写得咋那么好呢！’”
“陈忠实名气虽然大，但是他早期创作的小说，都是图解政策的作品，就是现在说的‘主旋律’、‘正能量’。路遥早期的创作基调，也是图解政策，但路遥很快就摆脱了创作上的教条主义，1982年拿出了《人生》这样一部有思想、有深度的杰作，一下子把陕西的作家们甩在了身后。当时，全国各地读者写给路遥的信雪片般飞来，一麻袋一麻袋摞在陕西作协的大院里，路遥就让天乐背到屋里。结果，《人生》刺痛了陈忠实，陈忠实被震懵了。”
“后来，我就想去结识路遥，我托作家海波引荐，他是路遥的朋友。海波带着我去路遥家，就认识了。由于我跟路遥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跟陈忠实的关系自然就疏远了，不过陈忠实很精明，他每次见到我，照旧是‘小何’长、‘小何’短，面子上一点都不表现出来。在做人这方面，路遥和陈忠实不一样，路遥是陕北人，是黑脸大哥，憨厚直爽，喜怒哀乐从不掩饰，陈忠实不同，人家是关中人，有城府，藏得极深。”
“路遥那么拼命地写作，终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接着他谋取作协主席的位置。当时，路遥在陕西文坛已经没有对手，李若冰（陕西文联主席）那一帮老作家虽然不想让位，但路遥的声望已是如日中天。陕西作协里没有多少人想让路遥当主席，私下里说那就是个暴君啊！路遥当时在陕西作协，可以说是虎威在身，无人敢挡，他想骂谁就骂谁。有时候，路遥坐在作协大院内那把破藤椅上打盹，陈忠实背着一个书包走过来，远远地看见路遥，他就绕过去走开了。”
对此，2020年笔者在北京采访路遥的助理、作家航宇时，他谈到了这方面的事情，说道：
“路遥和陈忠实之间，肯定有矛盾，主要是竞争。举一个例子，1987年省上选路遥做陕西省劳动模范，作协为了平衡路遥，选陈忠实做模范党员。”
2021年，路遥的延大学友、延安政协主席樊高林在延安接受笔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那一帮关中的作家，在他们眼里，作协主席的位子只能由他们轮流来坐，不能由一个陕北人来坐。”
曹谷溪的说法，从路遥的好友、历史学者樊俊成那里得到了复证。2021年笔者在延安采访樊俊成，他谈到了路遥身后的一件事情：
“路遥去世以后，有一年我到陕西作协办事，在大院里跟几个人闲聊，问起他们：‘路遥这人怎样？’他们回答：‘不怎么样。’我一听口气不对，追问：‘怎么是不怎么样？’他们回答：‘就是不怎么样。’听了这线]
通过以上实情，对于路遥生前在陕西作协里的种种孤僻、高冷、乖戾、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表现，我们或许就能从中窥探出一丝丝的内心隐衷和无言阐释。2021年，笔者就此问题采访路遥的好友、作家陈泽顺，他回复笔者信中写道：
你要注意到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相较于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作家，老一辈作家中有些人（比如李若冰、贺抒玉）是因为在体制内的某种位置（譬如权利位置）才奠定其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价值反而很单薄，甚至于根本不具备文学价值。如何应对这样的人，很显然需要智慧，即：既不能怠慢，甚至还得有某种程度的虚假奉承，又不能将其抬得太高，否则人们会认为你虚伪，如何拿捏，考验着每一个刚刚开始文学爬坡的年轻作家。路遥身处作协那样的具体环境里，我觉得还是应对得不错的，彼此客客气气，该尊敬的地方尊敬到，也就仅此而已。
那时候我还仅只是延安地区的一个业余作者，你完全可以想象已经初露才华的路遥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会遭遇到什么！这倒也逼路遥不得不使出政治上“残火”（陕北方言：残忍）的手段，该打击某人的时候毫不手软，而这又给人留下他善于玩政治的印象。所以我对于路遥在作协的征杀，一直是采取赞同和支持态度的，我也赞同对某些人必须往死里整。所幸的是路遥身上具有歹徒的品性，没有这个，他在作协也站不住脚。与之相比，我则太善良了，很不适应那样的环境，这也是路遥去世以后我马上改变主意不再调往作协（尽管陈忠实找到我，说这件事党组已经讨论通过了，劝我还是调过来），而是很快调回北京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去作协，而作协没有了路遥，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料的。尽管陈忠实后来也成为了我诚挚的朋友，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就这样，路遥在生命最后两年时光里，虽然他的身边有众多拥趸环绕、鲜花簇拥，事业成功、仕途通达，他在陕西文坛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是凄苦与悲凉、无奈与艰辛、孤独与郁闷、愤懑与抗争紧紧相伴随的。只是路遥这些难言的痛苦，不为外界人所知而已。
回首半生：《路遥谈线日，路遥在北京参加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载誉而归，接着4月15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及陕西文联、陕西作协联合召开大会，表彰路遥。随后5月，西安电视台准备拍摄一部颂扬路遥奋斗精神的电视节目，并联系到路遥。最初路遥并不乐意，因为他的时间宝贵，加之他对西安电视台的年青编导不放心，于是路遥跟张子良商议此事，热心的张子良向他推荐何志铭担任该节目的导演。面对路遥和张子良两位朋友的托付，何志铭慨然允诺，接受了这一拍摄重任，并与西安电视台的制片人毛安秦合作，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筹备工作。
1991年6月初的一天，路遥在家里接受何志铭和毛安秦的采访，自述生平，由何志铭笔录。2022年，何志铭接受笔者微信采访，写道：
因为要写脚本，我先采访的他，下午在他家沙发上，靠西边墙，他紧坐在我右边，给我说，当时没条件录音，就是手记。应该在六月初的一天的下午。拍摄在六月中旬，约一周多。片子后期在下旬。
我从七岁时到延川，12岁回到故乡清涧，那时家里困难，没有钱让我读书，我被寄养在伯父家里，童年时就失去父母的疼爱。
陕北的冬天是干涸而漫长的，隆冬我挖开冻土找到那萌发的幼芽，是那样令我惊喜，它仿佛象我自己一样。苦难的命运，自己很伤感。五年级时也就是十二岁，我回家看父母。从延川坐汽车回清涧，我看到每一块石头都特别亲切，眼泪顺着玻璃默默地流。在我回家后，母亲又添了几个孩子，她用高粱面和土豆给我包饺子。水一开，全烂在锅里，成一锅面菜糊，母亲趴在土台上哭，我也跟着哭。
我出身在一个陕北农民家里，七八岁时我就懂得了：你在这个世界没任何依靠，靠自己，靠自己在生活中挣扎，努力，确立自己的位置。十几年后，我长成大人，回头倒把自己的父亲看了孩子，我成了自己这个农民家族的精神领袖。
对于陕北家中的老人，弟兄姐妹我总有一种责任感，象孙少安一样帮助他们，但不能完全把自己淹没了，我有自己的追求，有这么大的目标，生活是一张庞大的网，我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来工作的，任何时间不依靠别人。这种状态下培养起来的与劳动人民的情感不会割断，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周围的世界变了，远离了他们，但总和他们在一块生活。
小时候连一支铅笔没钱买不起，睡在地下哭，就是没有八分钱。只好依靠那些村里的老光棍，我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们喜欢我，把自己买烟和喝二两酒的钱给了我，就那么几毛钱。如今我有好多钱也和过去的几毛钱没法比。
以后当我在繁华的王府井、南京路上，常常猛下就停住了，想起遥远的地方，陕北荒山秃岭，为几毛钱一老头，在光脊梁挖地，脊梁上汗珠在滚。我站在这些地方就想流泪。青年少年时的沉淀，在任何地方都淹没不了。现在我写这些小说，五六年的时间，能以这种牺牲代价，没有任何虚情假意。
我和普通人很贴近，联系在一起。进城之后精神状况变了，特别和原来的生活是远离了。从陕北乡里来人是我最愉快的，村里一家一家的变化，从村东到村西，我仿佛能看到，感到特别的愉快。
过去的岁月留给我的伤感，主宰我的精神世界。这种的激情，别人不一定理解。家里穷的一颗粮食都没有，但我还是要求考一回中学，我要证明，我的失学不是我没能力，一考试我就被录取了。
一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陕北奔波，有时不完全是为了写作，是一种内心的要求，那里能给我精神自由和想象力。在城里呆久了，就想出去了。我喜欢无边无沿的冥想。我一个人睡在沙漠里，生活和尘世间一切退后了，心胸特别博大，想到许多有关人类的问题。我许多创作上的危机，在沙漠中完成，觉醒在沙漠中。写《平凡的世界》是以我整个青春作为抵押，是我昨天的一种告别。按照《人生》往下写，我也可以证明我活着，顺着滑下去也可以的。但应该真正追求有价值的东西，重新付出更大的代价。写《平凡的世界》我知道短时间完不成，计划六年时间，写完也就四十岁了，必须整个青春投入这个东西。睡在沙漠里，我觉应该是这样特别的辽远。我大部分时间在陕北，在原来熟悉的生活中，重新到位。我下砖场主要是找特别逼近的贴身感受。坐上汽车穿过城镇、农村，直奔个体户砖厂，从第一道工序开始……参予销售、税收、贷款。每个生活应重新靠近，自己也成了砖瓦匠了。高度地熟悉生活，描写才能到了一种自由圈子。
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手法，我从开始就考虑不能用实验手法写，这种失败，这种玩我玩不起，如果失败了，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我自己，六、七年的时间，我必须走一条前人已经走得通的路，一种可靠的方式。我是个不入伙的作家，从《人生》以来就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说我向生活挖的太厉害了，说我操作方法太老实了。我曾对《文艺报》说我是在夹缝里生活。他们两派打的不可开交。《平凡的世界》则是两派都接受，都想利用我压别的一批人。
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应该是独立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追逐潮流对于作家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四、五年我不想说话，待到一定的尖端向社会公布一下，文学界关注是我对文学说些什么。写了三天三夜，一小时一行字，在国外文学家是思想家，在中国首先是政治家，但是为政治力量所利用。在文字活动方面太幼稚了，就会搞得自己很被动。但我总认为写“人民性”是永恒的，作家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陕北这个地方，自然、生活天地博大厚重，适宜大作品来表现，一般作品没法涵盖，一般作品和这块土地很难适应。陕北这个地方，革命有延安延河构成精神世界，中国革命从此起步不是偶然的。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推翻一个政权，能有如此规模都不是偶然的，榆林以上的成吉思汗，沿着黄土高原鄂尔多斯地台上，伟大的人物就有多少，是那样雄心勃勃。创造历史的人物，仅仅坐一天汽车的里程，就有多么密集的历史，和重大的人物，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从黄帝、、李自成、成吉思汗在这个狭窄范围内活动起来的。以无定河代表的文化历史，经过现代智力的开发，这地方还要出一些了不起的人物。越是封闭地方，人的想象力越丰富，这地方最适宜哲学思考，谋断大事的区域，能产生特别宏大的计划，象是一个卫星发射台一样。
人类生活不管多么艰难，有多少磨难，人的活动的努力总是活的更美好，无论是个人社会都是这样，这是基本的世界观。不管什么党派，人类通向未来，是使生活更美好。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和你所从事的努力，都是反映这个本质，不能离开这个主调，离开了就不真实，从本质上讲。
在劳动人民身上找垢痂，而现代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可以有批判，有暴露。但对他们伟大行为应是一种致敬的情感。劳动人民身上的垢痂不是生活总体的趋向，不代表主力，劳动人民创造生活的主力，是生活的那种艰难性，矛盾的尖锐性，他们悲壮的劳动，人为生活更美好和革命的崇高性。人到连劳动都不尊重了，人就完蛋了，赞美劳动是自然的。
我不批评政策，要表现中国这样背景下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不管写好写坏，只提供发现了什么，留给读者去考察。倾向性不用社会学去评价，而是用哲学来评价，这是永恒的。
在我动笔写《平凡的世界》前就意识到国家政治将会有所变化。作为文学作品尽可能避免政局动荡、党政人物，因作为文学著作是永恒的。除非一些历史事件必须要涉及的，因为当时是真实的，历史会评判的，这是发生过的。
当《平凡的世界》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从什么地方开头，茫无头绪，整整一个冬天，人象得到精神病。突然有一天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冬天半夜时分，听着老鼠咬，主要人物出场突然有了。这么多人物出场，按过去写法可以按简历式的出场，想一切办法，人物在流动与自然中出场，在情节运动中出场，所有的人物用情节连起来。共写了七万字，人物出场基本就绪了。
开始写比较顺利，每天约五千字，后来身体垮了，只能写一半，第一部写完了，人也垮了。我们有好些前辈作家，人还没写完就死了。柳青《创业史》、曹雪芹《红楼梦》就是这样，但和他们相比我觉得我能写完，一定要写下去。
第二部是跪在地下写，躺在桌子上写完的。结果人全垮了，气吐出来，不能吸进去，中西医都解决不了。劳累过度了。小时候，三天不吃饭，还挖三天地，什么病都没有，现在连吸气都困难。也许我有些宿命感，想找中医年轻的大夫治，给了些补药，但舌头吃黑了，痰咳不出来，水深火热之中。在家里呆不成，到了陕北榆林，找到老中医张鹏举，老头给了我几毛钱的中药，舌头黑解决了，但他说我是“恶热”“癔症”，又花了两毛钱中药：生地50克，莲桑0·5克，结果痰吐出来了，舌头全好了，又吃了100副汤药，100付丸药，我每天象牲口吃料一样强迫自己。200副药吃过后，下决心把第三部写完，到最后人也快死了。
最后完成在陕北甘泉县，第三部最后一稿十几张是在我过去写《人生》的甘泉县招待所，那时我20天写完《人生》，五官全烂了。我一个人在房子里哭，房子里笑，那是我年青最有激情的时候。
八八年的五月二十五日，《黄河》要发第三部，文联出版社催稿。中央台在播第二部最后几章，六月一号必须送中央广播电台，他们破例用原稿直接播放。
五月二十五日写到最后一章节。下午六时招待所准备一桌饭等我，有弟弟和我的几位好友，准备饭后直奔延安，过山西送稿子，必须赶在六时前完。到六时时，手忽然发僵，泪水忍不住往下流，手指痉挛，完全失去控制，圈不回去，没办法，我用开水，拉过两条枕巾，用开水烫，用毛巾捂了一刻钟，把手指再松弛下去，写完最后一页，我痛不欲生，把笔从窗户扔了出去，一个人趴在桌上哭了半天。六年的囚徒生活完了，我被释放了，自己感到特别伤心，和自己的青春告别了，在这黑暗房子里折磨了我六年，我跑去厕所在洗脸，看着自己又添了一道皱纹，头发也白了，背也驼了，而六年前我还是小伙子，感到特别伤感。我想起了《沉重时刻》，席勒，托马斯·曼分析他写不下去的心情，代表了我当时感觉：“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完成了，它也是好的。”
最后我在甘泉吃完饭，当晚赶到延安，洗澡，把一身衣服揉成一团，象破布一样扔在延安宾馆的垃圾桶里。
《平凡的世界》共200万字，六十多本稿纸，你就是一个格划一个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时我趴着写，躺着写，有时上厕所忘记了，还拿着笔。几个月不说一句话，言语功能几乎丧失了。
写第一部我在铜川陈家山煤矿的一个小屋里。每天吃过晚饭给自己带两个馒头，给老鼠带两个馒头。我把馍放在一个固定地方，老鼠吃了以后，看了我半天溜走了……
我进山时，山是绿的，渐渐树上黄了，又红了，接着树叶纷纷落了，飘起大雪。在小屋的窗户上，从绿到黄，到红，又到了漫天一片白。每当夜晚，风象狂涛一样怒吼，对面家属区的几幢楼房，通明的灯一盏盏灭了，最后一个窗帘拉上了，你一个人蹲在这个地方。我只在固定的地方转转。胡子长了，没刀片刮，只好让剃头匠刮，每七天刮一次。在这个屋子里我写了二十多万字，写完第一部的三分之二。坐着吉普车，抱一大堆稿纸，眼泪哗哗流，到了黄埔镇，感到特别繁华，灯火特别明亮，给人一种舒适、亲切而又陌生的感觉，然而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属于我的。
这届茅盾文学奖，评了二年另三个月。去年夏天共有640部作品参加评奖。各地专家在北戴河又推荐170部。推出前17部，推出第一名就是我的《平凡的世界》，但北京情况瞬息变化。又过半年，投了两轮票，才是这种结果。
作家劳动方面态度要高，对于获奖的精神要求应低。总考虑千方百计得奖，根本写不成这么大部头作品，要全身心的投入，激情要燃烧，要把各种杂念赶出房子，才可能写下去，你就是按自己强烈的感受写下去。一种似乎宗教般的情绪，要求回报。另一种信仰，劳动本身是一种信仰。得奖是精神副产品，不必考虑精细。书写完成我哭，得奖不是这样，是另一种。
一个作家要注意在读者中的位置，不重视文学的位置。没有一种劳动精神，梦想好事，这些人，一辈子要失落。我从小就孤立无援，在重围之中自己怎样战胜自己，你的懒惰和精神上的松垮。而不是战胜别人，对表扬你的人也不要认真对待。正确地对待困难，对待声誉荣誉，不会产生迷惑，向着主要的奋斗目标。还应有自我审视，批判自己，清醒地看到自己不足。
现在我大量地阅读书，准备下一步，重新整理思想，研究当代世界文艺潮流。我想要写也是另一个天地，总之，注定忙一辈子。
在这篇谈话中，路遥面对朋友，敞开肺腑，娓娓而谈，回顾自已的前半生：苦难的童年、贫困的少年、孤独的人生之旅、荆棘丛生的作家生涯，以及对文学、对政治、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严峻思索，还有他至死不渝地对劳动人民的悲悯与热爱。作为作家，路遥背负着远比他的同行者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如同前辈柳青一样，他久已习惯将整个民族的命运扛在自己宽阔的肩膀上，不管前路多么漫长坎坷、凶险莫测，他都永不返顾，一直到死后走入精神圣域。因此，如果说一年后路遥创作的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他临终前的心灵自传，那么这篇谈话就是路遥自传的前奏，是他回顾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心路自白。
1991年6月，何志铭在采访稿的基础上，创作出文学脚本，把它交给路遥。路遥读后不甚满意，他是一位视文学为神圣事业的严肃作家，对文字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于是提出由他自己修改。路遥为此住进西影厂招待所，用了一天一夜时间，对剧本进行扩充、修补、完善，并且定名为《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第二天完稿后交给了何志铭。据何志铭回忆，这份定稿四成是何志铭所写，六成出自路遥之手。2022年，何志铭在回复笔者微信中写道：
脚本我写完，路遥改完，我在我办公室对面西影厂招待所订了一间房，路遥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九、十点左右，他把改定稿送我办公室，当时我是短片部副主任，在西影创作楼一层，二层是文学部、西部电影编辑部，三层是美绘室、艺术资料室。四层住海波，张子良在一层西边靠门第一间有个办公室，他整天在那写字、画画，和海波聊天。
于是，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解说词问世了。1992年3月，这篇解说词分两期发表在《陕西广播电视报》的文艺副刊上，第一期（3月4日出版）署名：何志铭，第二期（3月18日出版）署名：何志铭、毛安秦。笔者现据何志铭提供的《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解说词手稿，公布全文如下。
八十年代初，作家路遥以小说《人生》轰动了全国，引起了文学界及全社会的热烈反响和论争。以后，由他自己编剧的同名电影相继在国内外放映，再一次牵动了亿万人的心。路遥和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同时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当千千万万的人抱着不同的观点、怀着复杂的心情，纷纷不休地谈论高加林和刘巧珍的时候，作家路遥却悄然无声地消失了。
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少在报刊上见到他的名字；在许多文学圈子里再也看不见他的踪影。
十年后，一九九一年三月，路遥出现在“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他的多卷体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了我国当代最高文学奖，并且名列榜首。他的名字又一次不断出现在报纸和广播中；他的书又一次不断地被人们传阅，被评论家评论。这部浸透作家心血的规模宏大的著作，在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深刻地展示了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变迁。孙少安、孙少平等近百名人物形象又一次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作家把丰富的精神全部奉献给广大读者，自己却一直站在书本的背后，默默地劳动。我们只从作品的封面上早已熟悉了这个名字，但对他本人的情况了解甚少。
路遥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千山万岭深处的农村。父母亲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家中人口众多，经常缺吃少穿。七岁时，家里实在无力养活他，将他送给百里路外的伯父收养。伯父也是贫苦老实的农民。童年的路遥常常为买不起八分钱一支的铅笔而伤心。上学时，每月只能吃到十几斤粗粮，常常一个人到荒野里，在收获过的土地上寻觅遗留的颗粒充饥。
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度过了无比艰难的少年时代，同时激发了他美好的向往和对生活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从父辈们的身上学到了战胜困难和顽强不息的劳动精神。他谈到这段生活时说，他获得的最初的人生体验就是：只有劳动和创造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劳而获的人可能是幸运的，但不是幸福的。
劳动使他对土地和人民群众建立起永生不能割舍的感情。大地上的每一星绿色，每一滴泉水，都会使他激动不已，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时常引起他心弦的震颤。
[路遥语]有时候，当我在都市喧闹的大街上走过，我常常会在一片人海中猛然停住脚步。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遥远的陕北，我看见在那荒山秃岭之间，光着脊梁的父辈们在挥着镢头开垦土地，身上的汗水溪流般滚淌，两眼便忍不住热泪盈眶。我虽然没有继承父辈们的职业，但我永生尊敬他们伟大的劳动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艺术创作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劳动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他走向劳动人民生活的底层，从他们身上去体验大时代脉搏的跳动；一年之中，他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时间在农村、工厂、学校和各种地方奔波，反复地在熟悉的生活中重新去苦苦寻找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他把这叫做在生活中不断地“重新到位”。
当年，他就是这样随着黑色的人流向大地深处走去。阳光消失了。在惊心动魄的掌子面上，他体会到了煤矿工人艰辛的劳动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他和他们融为一体，共同经受严厉的考验和血与汗的洗礼。他慷慨地说，对于那些无病呻吟的人，只要他下过一次井就会明白，生活在阳光下就应该满足了。
他参与了这家砖瓦厂的每道工序：活泥、打坯、烧火、运输，一直到税收、贷款和销售……那段时间，他成了一个砖瓦匠。如今，从这里运出的砖瓦早已变成了高楼大厦。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走过这废弃的烧砖窑，重温当年这个地方所给予他的启示：要建造起辉煌的艺术大厦，必须从一砖一瓦开始。
没有人知道，他也干过这种话。他曾隐埋姓名，装扮成不识字的揽工汉，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累得象醉汉一样挣扎着完成超强度劳动的体验，把自己变成了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工头的呵斥声中，脊背被石块压破了，但他心灵深处获到了一种无比欢欣，因为他获得了描写的自由。那些日子，他一天只赚一元六角四分工钱，只够买一盒香烟，但他无比欣慰的是，他积累起了塑造路遥的雄厚资本。
人民群众在艰难条件下，创造生活的那种悲壮而崇高的劳动精神，如同电闪雷鸣，永久地在他心灵中回响。无穷的力量在血液中奔涌——他拿起了沉重的笔！
[路遥语]作家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有时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真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等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稿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征……
在《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中，在整整六年时间里，他经常随身携带几十公斤重的资料，辗转于工矿、乡村、和城镇那些简陋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十几个小时不离开桌面，对自己苛刻到十几分钟晒太阳的时间都不给。每天凌晨上床后，他都感到自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旦休息几个小时后，他就又象他书中的主人公对待生活中的困难一样，跳上生活的马车，吆喝着，呐喊着，呻吟着，推动这沉重的艺术之轮不断前行。有时候，他初到某一个地方还是满山青绿，遍地黄花，等离开时，已是冰天雪地，寒风瑟瑟。时序季节的变换，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瞬间，只有怀抱的那一摞手稿才提醒他已经度过了多么漫长而紧张的岁月。在此期间，他来不及适应已经陌生了的都市生活，又步履匆匆地向他的另一个穷乡僻壤间的工作地奔去。
一九八七年夏天，《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后的第二天，从来都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的路遥，在超强度劳动的重压下垮了。他精亏力损，重病缠身，连吸气的力量都丧失了。他曾悲观地想到，从古到今，中国的许多作家都因身体不支而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长卷作品，就遗憾地告别了自己事业。他是不是也要重蹈这种覆辙？
他强行吞咽了一百多副中药以后，以惊人的毅力再一次走到桌面前，开始了这部著作最后阶段的冲刺。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是他永生难忘的日子。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将在这一天划上它的最后一个句号。下午五时许，当留下最后一页稿纸时，作家百感交集，写字的手竟激动得痉挛了，五个手指象鸡爪子一样抓不住笔。他只好拾了两条枕巾裹着手泡在烫水里整整一刻钟，才使手指松弛下来。当他用颤抖的手终于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时，他把那支用了六年的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六年的“囚徒”生活结束了。这时候，一切苦难和欢乐的感受都已经甩的很远，他只记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说过的那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是的，为了这部著作，他曾经受过怎样的艰难困苦。仅仅为了背景材料的需要，他就将1975到1985十年间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延安日报》和《参考消息》逐年逐月逐日地翻阅过，并且做了详细而大量的摘录。
整整六年，他以生命和青春作抵押，以诚实的劳动，回报生他养他的土地和父老乡亲。
[路遥语]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倾注了我对养育我的土地和劳动人民的深深挚爱和感激之情，同时也寄托了我对现代青年的理解和希望。一个社会最大的财富是青年人永远朝气蓬勃，不畏艰难，为民族和人类的进步勇敢献身，丧失了这些，这个社会的财富就是空虚和不可靠的。
是的，完成这部百万字的著作之后，他的背驼了，脸上出现了皱纹，两鬓添了许多白发。但他仍然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象往日那样，走向平凡的世界。
1991年6月中旬，就在酷热难耐的夏天，路遥随同何志铭为首的剧组，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工作。按照何志铭的构想，这部纪录片分两部分，首先表现路遥的创作和生活，再表现路遥的家乡陕北大地。于是，一天早晨，何志铭要求路遥在陕西作协大院内来回走动，捕捉镜头，准备表现路遥的日常生活状态，中间发生过一段插曲，何志铭后来对笔者讲道：
“路遥需要来回走二十遍，我在一边观察，等待抓拍最好的镜头。就在这时，路遥的妻子林达推着自行车过来，闯进镜头，路遥当时呵斥林达：‘你做甚来着？大家正拍戏呢！’林达也生气了，不跟大家打声招呼就走了。后来我到路遥家里，几次看到路遥和林达吵架，林达很精明，一看见来人，就不说线]
接着，何志铭安排路遥坐进陕西作协大院那间简陋、狭小的工作室里，首先拍摄了路遥的创作环境，然后拍摄路遥的沉思创作状态。为了将路遥的面部神态表现得丰富饱满、富有质感，何志铭颇费了一番苦心，他对笔者谈到当年的拍摄情况：
“关于拍摄，我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拍摄的不理想，那就把摄影机再贴近一点。’为此我们下了大功夫，比如用一盆水放在路遥面前，把反光板打入水中，用水撩起水花，反射在路遥的脸上，以此展示路遥创作时内心世界的沸腾。拍摄过程中我感觉到，路遥的悟性极高，许多事情我给他讲一遍，他就心领神会，完全能够进入表演状态，路遥真是一位有天分的好演员。”
内景拍摄完毕之后，何志铭突发灵感，准备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手稿本全部展示出来，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讲道：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手稿有六十本，二百多万字，码放在地上有二尺高。我命令摄影师，开足摄影机，一刻也不停，把它们全都拍下来。摄影师闫军平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西安六月热如蒸笼，脖子毛巾汗湿不干。”
很快，剧组投入外景拍摄工作，何志铭把第一站落脚在陕西铜川大山深处的煤矿。为了逼线年在铜川陈家山煤矿、鸭口煤矿的生活环境，何志铭安排路遥下矿井。路遥象当年一样穿上了矿工工装，戴上了头盔，跟随川流不息的矿工群，进入缆车缓缓下井。拍摄中间发生过一件事情，后来何志铭对笔者讲述道：
“我和路遥来到煤矿以后，选好场地，剧组准备拍摄，就在这时，矿上几个领导来了。他们看到矿工们坐在地上，就上前拳打踢打了几个矿工。我们看到这幅场景，都很吃惊，路遥也跟我们一样没有说话。接着，我们按照计划拍摄。”
2020年，笔者在铜川采访梁志，她讲到路遥1985年来到铜川创作时的真实情况，说道：
“路遥来到铜川以后，一开始，两家煤矿的领导对待路遥都很客气，一家要给路遥配备一辆吉普车，一家邀请路遥吃饭。但是路遥都拒绝了，因为他要真实写出矿区的生活，不想接受这些拉拢，结果是人家也就不再管他了。”
拍摄工作是艰苦的，何志铭和剧组全体人员一起，每天起早贪黑，忍受高温酷暑，转战陕北大山，深入关中平原，而此时的路遥，已是肝病缠身，何志铭在《琐忆路遥》中记录下当时的琐事：
那时路遥有病，大家都知道，在一起吃饭时，他总是自己先动手，把菜操在他面前的盘子里，不与大家同用一个菜碟。平日里路遥话不多，黑红色的脸膛上总是浮现着乐和和地微笑，不时开着一些调侃的玩笑，有时候很幽默。
“路遥还是缺钱，他曾经让航宇找过我开发票，也写过报告文学挣钱。八十年代的作家，都活得那么累，路遥是他们的代表。路遥又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他曾经讲过：‘驴死了，架子不倒。’所以路遥平时抽好烟，也是想在人前争面子的心理。路遥和林达，吃不到一块去，平时各吃各的，路遥住自己的房间，两人分开。当时路遥快要当上作协主席，他对我说，想让我当作协办公室主任，可是我觉得作协里人际关系太复杂，我没答应。”
拍摄进入尾声阶段，何志铭提出要让路遥朗诵《平凡的世界》的开头和结尾，于是，这就有了弥足珍贵的路遥留在世界上的原声录音，何志铭追忆此事写道：
我想起了他说过《平凡的世界》的开头，曾有一年多的构思，上百个形式，应该是最尽心尽力的关键点，何不让他朗诵一下开头和结尾，录下来会更美、更珍贵。于是，这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开头和结尾，路遥自己的声音就留了下来。拍摄了一会路遥后，又开始拍摄其它的静物书报等。一边坐着的路遥看着我们很累，就唱起了陕北民歌给大家解闷，他的男中音发哑的声音，加上自己不同寻常的任何人无法相比的生活经历，唱出来的歌特别的迷人好听。他在一团团烟雾中，眯着眼睛望着前方，不知想着什么。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劳作，剧组终于完成了前期拍摄任务，接着进行后期的录音剪辑工作。1991年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上映后，获得一致好评，口碑与收视率均取得圆满成功。在整个摄制过程中，何志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力争将这部纪录片拍摄得真实生动而又厚重感人，因此他既注重情节的写实、细节的逼真，又努力传达出路遥深沉大度、独具一格的风神气质，显示出他对路遥精神世界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更表现出同是陕北人的何志铭对陕北文化以及陕北作家的热爱和关切，正如后来何志铭用毕生不懈的奋斗，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关注陕北人，致敬陕北，此生唯一所好！”
1991年纪录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上映，是继1984年电影《人生》、1988年长篇连播《平凡的世界》、1990年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之后，路遥的小说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在广大观众和听众中收获的第四次重大成功。何志铭因此成为继电影《人生》的导演吴天明、长篇连播《平凡的世界》的编辑叶咏梅、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的导演潘欣欣之后，第四位与路遥合作过的艺术家。通过这次友好的合作，路遥与何志铭加深了友谊。
在路遥最后的岁月里，他所置身的作协环境对他来说是熟识而又陌生的，这时候，何志铭这位作协以外的充满活力、健壮机智的小老乡的到来，总能带给他欣悦和快慰。何志铭不仅与路遥亲密交往，他与路遥的好友张弢，以及张子良、吴天明等人也是朋友，因此，作为导演的他，往往敏锐地观察到路遥内心深处的爱与愁，这些都为他以后拍摄路遥纪录片积累了丰富的感受和素材。后来，何志铭接受笔者的采访，根据他对路遥的感知和理解，以坦诚的态度，讲出了他眼里的真实的路遥：
“路遥的成功，是好多陕北人给他做人梯，这些朋友当中，张弢付出的最多。七十年代，路遥和张弢结识，路遥那时候还很穷，写作起来，往往没有饭吃，没有烟抽，没有地方住，张弢在甘泉县当文化局长，路遥每次去甘泉找他，张弢对路遥的吃、住、行全程包办，给路遥提供最好的创作环境，所以路遥把甘泉看成是风水宝地，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都是在甘泉写出来的。”
“张弢天性热诚，他在甘泉时帮助过很多作家、艺术家，比如书法家马治权，他家成分是地主，全家人下放到甘泉农村受苦，张弢爱才，把他调到县城拉扯他。张弢早年跟路遥一样，都是写作小说，都想成为作家。有一年，这两个家伙跑到西安的钟鼓楼上，然后嚷嚷着说：‘钟鼓楼太小，有一天我们两个要站到城楼上去！’可见他俩的雄心抱负。后来，路遥对张弢讲：‘咱俩要成功，必须得一个写作，另一个从政，才能实现。我来写作，你给咱从政吧。’张弢答应了，他走从政的路，先在甘泉做官，后来调到西安做陕西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最后做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常务副厂长，仕途一帆风顺。”
“八十年代，路遥当上陕西作协副主席，他推荐张弢给吴天明，张弢当上西影厂副厂长，集人事、行政、财务、组织四项权利于一身，引起了吴天明的猜忌。张子良是西影厂的文学副厂长，被誉为中国第五代电影教父，他将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融入电影创作中，开创了西部电影的写实风格。张子良是地道的陕北汉子，他为人光明磊落，性格耿直刚烈，曾经在西影厂大会上公开痛斥吴天明‘既想抓权利，又想拍片子’，吴天明拿他没办法，只能一笑置之。吴天明作为西影厂厂长，很多时候他是独断专行，私下里他把张弢为代表的陕北艺术家称作‘裴多菲俱乐部’，还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路遥。”
“路遥是一位以死相拼的文学硬汉，但是路遥也有缺点，主要是偏听偏信，对朋友的期望值太高，看朋友的缺点多、看朋友的优点少。吴天明讲了张弢的事情，路遥知道以后很生气，认为张弢不争气，给自己的脸上抹了黑，于是他疏远了张弢。结果，吴天明直接向张弢下最后通牒，逼迫张弢离开了西影厂。张弢就这样背着巨大的误解，怀着巨大的委屈走了，他去了海南，在那里得不到发展，只能重回西影厂，最后以一般干部身份退休，晚年住简陋的平房，他只活了64岁。张弢也是一位陕北硬汉，外表阳光，内心忧郁，为了尊严，他守住内心的伤口，以微笑面对死神的突然叩门。张弢葬礼上，他在甘泉的两个学生刘虎林和上官永祥顶风冒雪，赶到西安来送张弢最后一程。张子良在九十年代也不得志，后来不幸病倒，在轮椅上顽强生活了九年，一直到去世，他只活了66岁。”
“路遥最不应该伤害的人，就是张弢和天乐。张弢早年就是给路遥做了人梯，天乐后来给路遥做经纪人。结果，就因为张弢表现得让路遥失望，路遥就疏远了张弢。天乐为路遥付出了那么多，尤其是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天乐做出的贡献最大，所以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副标题就是：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可是路遥住院，天乐因为家庭缘故不能去医院照顾路遥，路遥不能原谅，就赌气向天乐提出绝交。认真说起来，路遥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路遥是一个‘事业型’的人物。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人生目标，他对这个目标的诚挚追求，几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亲情、友情中的许多事情。路遥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自已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他说，谷溪看得好。”
海波作为与路遥相交近三十年的朋友，也在《人生路遥》一书里含蓄表达了对路遥的不满，他写道：
许多人都知道路遥和我关系好，却很少人知道他“小看”我，一“小看”就是半辈子。
说句实在的，他以前只考虑自己，根本不管别人，不是我有这样的感受，对他有这样看法的朋友还是不少。甚至有一些人跟他交往，都小心翼翼，觉得他性格火暴，架子不小，一般人揉不进他的眼里。当然，对于路遥这个人，我不夸大也不去贬低，实事求是地说，别人对他有这样的看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完全符合实际。
榆林文化学者贺智利是王天乐的朋友，2021年他在榆林接受笔者采访时，也表达了对天乐的理解：
“实际上，路遥去世前两年，天乐的事业也处在巅峰期，再说天乐还有家庭。路遥对天乐要求得太多，宽容得不够。”
事实上，路遥面对朋友的质疑和不满，曾经致信给曹谷溪，向这位洞悉人情世故的老朋友剖白过自己的心迹：
来信已收读。关于我们之间那些扯淡事最好不费口舌了。你归根结底大概不会相信我是个魔鬼（由我和你的一贯关系为例）。请相信，人们在表达自己的善良和同情心的时候，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正如人们各有各的生活风格。的确我对人的爱，有些时候是一种严酷的爱，主要是想通过这种爱增强被爱者本来的抵抗力，因为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知道，生活道路上的千辛万苦总得自己去克服。当然，如果在我看来我应当做的事一点也不会少，甚至比人们所想的还会多。我相信你会正确看待我的生活观的，我的历史对你是坦白的，并且将来继续会证明我自己的一切。
由此可见，路遥在冷酷高傲的外表下，实则掩藏着一颗炽热悲悯的爱心，这源自于他的出身和命运，正如意大利作家马里奥·普佐所强调的那样：“人只有一个命运。”路遥一来到世界上，他面对的就是苦难：贫贱的家庭、懦弱的父母、陕北农村落后的生存环境、活着受苦还是挨饿至死的残酷选择，像所有人一样，路遥没有选择出生地的权利。
因此，残酷的命运，迫使路遥以更大的残酷来回报命运，以此来改变命运的不公，而且这种残酷不仅对准他自己，也发散向所有亲近他的人，包括挚友和兄弟，这使得路遥的身边，往往只能容得下强者和优秀者，或者至少是奋斗者，他才视为同行愿意交往，并且真心真意盼望“朋友如鸟比翼双飞”。至于庸碌之辈、猥琐小人、奸佞恶徒、伪善君子，路遥一贯视若仇雠，眼里更是揉不下沙子，这样一来，路遥留给身边的人的印象，自然就是孤寒高冷、充满霸气而又难以捉摸、令人生畏的强者形象了。可以说，正是极度自卑的心理驱使着路遥走上了极度自尊的孤独心路，令他变得既傲视全世界，又自卑入骨髓。了解于此，我们再来看陕西作家京夫笔下描述的路遥，就明白路遥在陕西作协的真实形象了。
我经常见他一个人，坐在编辑部平房小院里，脖子上搽着药膏，抽着不断火的烟仰望天空，若有所思，若有所失，虽然有机关的童年朋友，有记者的追逐，但到了他在破藤椅上独处时，那个忧郁的，寂寞的，孤独的路遥，才是真正的路遥，具体的真实的路遥。享受孤独即是一种稍息，也是一种无奈，没有人与之同行，在踽踽独行中，他的心灵在孤独中游荡，或游荡在心灵的孤独与痛苦中。
有人说路遥政治情结特浓，或是作家，或是政治家，这其实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路遥，或是对他的误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官本位既带有它的根性，又有某种时代的特征。有时文学的地位和你的级别是互为表里的，你所具有的官阶，决定了你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身份。作品并不是一切，而级别很可能更迅速地成就文学，我指的是在同等作品质量与数量的情况下。路遥似乎对此有比别人更深的理解，于是也有了较多的诗外功夫。但他实际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一个政客，他仍是一个孤独的脆弱的作家，正是因为孤独而脆弱，他也常希望好风凭借力，送我达青云，但送他飞扬直上的是文学，而不是权势与其他。他把作家看得比什么都重，他想借助一切因素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此而已。
于是，孤独成了路遥在绝非顺畅的生存环境里选择的生存方式和心灵寄托，并且伴随着他走向终老，正像路遥到了病危时分，卧在病榻上反复念叨的喃喃自语：“悲剧，一场悲剧”，怀着对无法改变的命运的憾恨，路遥长辞了人间。
1992年11月17日，路遥病逝，四天后，路遥追悼会在西安三兆公墓举行。初冬肃杀的天气里，陕西省各界数百位人士前来为路遥送行，除过路遥的亲属，还包括官员、作家、艺术家，也有普通读者，会场笼罩在一片沉痛悲凉的氛围之中。这一天，何志铭担负起拍摄路遥葬礼的重任，他见证了送别路遥的全部时刻，后来他在祭文《送别路遥时惊心动魄的瞬间》中写道：
此前，我在西安这么多年，首次看到有这么多人送别一个人。这天，我全程记录了路遥追悼会的过程，具体由摄影师惠东拍摄。
他们都是陕北那块土地上拼出来的硬汉子，他们都是苦人儿，每每想起让人心酸，让人落泪！
路遥逝世以后，第二年陈忠实当选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他曾经委托路遥的文友、作家晓雷来到陕北看望曹谷溪，并且有意任命曹谷溪担任陕西作协的秘书长，对此谷溪婉言拒绝。此后，曹谷溪坚守在陕北文学的阵地上，笔耕不辍，至老不衰，终于成为陕北文学界继柳青、路遥之后的又一位大家。
同年，陈泽顺谢绝了陈忠实的邀请，没有入职陕西作协，而是选择调离陕西，作为北京知青的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首都。此后，他在主持北京华夏出版社的繁忙工作之余，创作出多部中、长篇小说，成为北京文坛知名的小说作家。
与此同时，1993年的深秋时节，何志铭和航宇组建了纪录片《路遥》剧组，他们再度深入陕北大地，踏上了寻访路遥足迹的寻根之路。期间，何志铭和航宇探访过陕北延川县郭家沟、清涧县王家堡，采访、拍摄了路遥的大妈李桂英，路遥的父亲王玉宽、生母马芝兰，并向两家的老人表达了诚挚的慰问。为了支持他们的工作，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的申沛昌校长出资三万元，慷慨赞助《路遥》剧组，使纪录片《路遥》终于赶在路遥逝世一周年之际如期上映。
1995年，路遥逝世三周年之际，延安大学主持举办路遥骨灰迁葬仪式，使路遥亡灵得以永归故土。何志铭应邀参加，并且再次拍摄了路遥迁葬活动。至此，何志铭已经成为中国影视界拍摄路遥题材作品的第一人，不仅如此，何志铭还准备践行路遥生前跟他约定的事，即改编、拍摄路遥的小说。于是，何志铭想到联系远在北京的陈泽顺，托他致意林达，因为自从路遥去世后，陈泽顺与何志铭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情谊，他曾经将自己耗费心血编辑的《路遥文集》赠送给何志铭，并在扉页上郑重题字：“送给我和路遥共同的朋友何志铭先生。”
我接到陈泽顺的电话，告知您给他的信中提到准备改编拍摄路遥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为电视剧，并愿征询我与女儿的意见。对于您的想法和意愿，我们认为是好事情。您作为路遥的朋友，愿作此举，我们在此深表谢意。
我需要告诉您的是，我今年已将路遥在国内的一切版权事宜委托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全权代理了。因此，凡有关改编、出书等事宜由委员会出面交涉，这样做，是基于一个想法，从《版权法》、《著作权法》拍路遥作品，应该更有可信性，也会更带有激情。
烦您收信后尽早回复给我，将您预计拍摄的各项事宜说明，包括剧集数、支付改编原著费用（每集费用）、改编期限、摄制组、资金、导演等情况，还有是否合拍的情况，等等。
后来，何志铭因未能筹集到资金启动拍摄，最终只能遗憾地放弃。12年后，路遥的父亲王玉宽去世，何志铭闻讯后来到陕北清涧县的路遥老家，为路遥父亲拍摄了葬礼全程，对路遥尽到了一份朋友情义。此前（2004年）和之后（2011年），路遥的大妈李桂英、生母马芝兰去世时，何志铭因为正在执导纪录片不能抽身，没能赶去陕北拍摄葬礼，为此他一直引为憾事。
但是，何志铭永远怀念路遥，还有他的两位志同道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张弢、张子良，他们三位辞世以后，何志铭郑重地将他们尊称为“陕北三杰”。近年来，何志铭通过撰写文章、发表博客、制作图片、接受访谈、推荐给博物馆等各种渠道方式，不遗余力地向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宣扬“陕北三杰”，尤其是他们三位襟怀坦荡、正直热诚、献身文学艺术的光辉精神和奋斗事迹，正如何志铭在追思文字中寄托的无尽崇敬：
我常想路遥、张子良，包括之后去世的陕北另一条汉子张弢，他们是何等的刚强之人，上帝叫走了他们，却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活在世上。
我也常常在茫茫的人海中看到路遥、张子良、张弢的背影，走近却不是，怅然若失的我禁不住热泪流淌。
我此生幸运的是与陕北高原上的这三位汉子共过事，如果说我有什么本领的话，不能不说是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离去的越久，让人思念越深。
对何志铭来说，这三位久已离世的陕北人杰，不仅是他至为宝贵的事业上的良师诤友，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族群、一块土地上永恒飘扬的精神旗帜。如今，何志铭依然珍藏着路遥生前大量的影像资料，这些熠熠生辉的路遥形象、声音、笔迹、神采，早已穿越了时光的重重阻隔，留给我们永远难忘、不可复制的感动和回味，促使我们在寻找路遥的世界之余，反思我们今天活着的平凡的世界。这不仅是对路遥研究界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何志铭作为中国电影人永久的荣光。
作者：程文(女)，江苏省徐州市人，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中文教师，文学硕士，专业唐代文学。现为北京泛亚智库路遥研究室主任、榆林市路遥文学联谊会理事等职务，多年研究路遥及其作品，并多次亲赴榆林、延安、西安采访撰写了多篇路遥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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