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书单：贫民回忆、政坛内幕、真实罪案……

选择字号：超大标准 dzgoadmin 发布于2023-03-02 属于搞笑笑话栏目 0个评论 12人浏览

　　张迷客厅，微博读物博主，长期研究张爱玲，作品刊于《南方周末》《印刻文学生活志》《上海书评》《档案春秋》等。

　　张爱玲拥有一项非常厉害的本领，就是做到雅俗共赏。她的作品既被奉为文学经典，又能一直保持畅销，致使很多人未读之前总当她写的是言情小说。其实谈情说爱只是表面包装，复杂人性才是她苦心经营的内核。

　　能练成这本领，我想得益于她的阅读趣味。从小她就爱追报上连载的社会小说，到了美国也嗜读英文通俗小说，似乎与她的纯文学创作追求不符，她的丈夫赖雅就常说她专看trash（垃圾）。

　　1974年张爱玲写了一篇散文《谈看书》，介绍自己常看的书，确实与众不同。以下不妨列举一些张爱玲读过、且容易找到中译本的书，分享给大家。读一个作家的书单，既能收获知识，也会对其人了解更多。

　　《谈看书》推介了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几本著作，包括《五个家庭》（Five families）、《桑切斯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Sanchez）、《拉维达》（La Vida）。

　　这是墨西哥贫穷家庭的口述史，五十岁的父亲和四个孩子蜗居在贫民窟的一间出租屋内，每人分别讲述了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述说角度、语言表达都独具特色，对同一件事的回忆甚至相互矛盾，从中能看出各人性格、地位的不同，这既是一个小家庭历史，也是贫穷生活的不同切面，凸显了墨西哥下层社会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

　　书的诞生过程也不寻常。刘易斯1956年认识了桑切斯和他的孩子们，经过长期跟踪采访，向他们提出了数百个问题，几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他们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用录音机全程记录，最后将录音筛选分类、整理成文。

　　刘易斯富有同情心，在采访中与桑切斯一家结下深厚友谊，甚至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帮助找工作、处理纠纷。这也让受访者能够真正敞开心扉，勇敢而真诚地表达一切，尽管有些话题常使他们陷入痛苦回忆中，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只要自己的故事对世人有用，他们就很有成就感。

　　1961年《桑切斯的孩子们》正式出版，迅速引发关于贫穷文化的种种争论，被译介成多种文字，还改编了电影。

　　让穷人开口说话、说出自己的故事，是这本书的开创性价值。刘易斯认为在当时“没有哪个小说家对当代穷人的内心生活状态进行过足够的展现”，即使是从贫民窟走出的作家，功成名就之后，再回望来时路，已变成“中产阶级人士的视野”。

　　张爱玲也认为刘易斯的书十分可贵，填补了空白：“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她赞美刘易斯记录的那些真人独白“都是天籁”。

　　从读者角度看，这本人类学著作没有枯燥的专业术语，每章都是一个人物自白，没有高深的概念论述，有的只是关于苦难、挣扎、暴力、死亡的血淋淋现实，并用直白的口语讲出来。

　　它更像是一部多角度叙述的小说（确实有很多人拿它当小说读），如果你喜欢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芥川龙之介《竹林中》（电影《罗生门》原著小说），那么也适合入手《桑切斯的孩子们》。

　　与底层相对的社会顶层，同样十分神秘，张爱玲也很感兴趣。她曾写信告诉友人：“我对你提起过的‘A Bridge at Chappaquiddick’本来也写进《谈看书》，觉得它间接暴露美国最上层阶级，正是另一个极端，因为太长删掉。”（1974年6月11日致庄信正）

　　她提到的是一本关于查帕奎迪克事件的英文书，此事件迫使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退出了1972年的总统竞选。爱德华有位哥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张爱玲当时就在家里听广播新闻报道，觉得十分惊心动魄，使她有catharsis（宣泄）的感觉。

　　巧合的是，1974年8月，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时，也让张爱玲赶上了。那天她正在好莱坞大道散步，遇见电台记者现场采访舆情，扩音机送到了唇边，仍是选择拒绝。其实她私下对政治时事做过不少探究，《谈看书》就坦言常看内幕小说，涉及大使馆、大选筹备会等，曝光查帕奎迪克事件的书也属于这一类。

　　关于“水门事件”，当时也诞生了一本揭露真相的重要著作：《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它被《时代周刊》誉为“新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直呼“就是这本书扳倒了美国总统”，因它出版四个月后，尼克松就下台了。

　　还有一类书陪伴了张爱玲度过余生——她遗物中有多种探案杂志，以及多起谋杀案的纪实作品（据朱谜《张爱玲故居锁记》），可统称为罪案纪实类。其中有本名作值得介绍：大卫·西蒙《凶年》（Homicid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如果你追过今年的国产大热剧《狂飙》而感到意犹未尽，那《凶年》一定能让你在文字中继续感受“狂飙”，黑白较量与复杂人性，它都有详实展现，经典美剧《火线》（The Wire）就是根据此书改编。

　　这位作者曾是《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1988年1月他以“实习警察”身份加入巴尔的摩警局凶案组，与十九位警探、警司一起工作了整整一年，最终写成这本纪实作品。

　　作为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巴尔的摩平均每三天就有两个人死于非命，当地凶案组自然也成为了政治、新闻、腐败和善恶的漩涡中心。

　　大卫·西蒙详细记录每天见闻：警探们如何工作生活、每桩案件的详情、案犯信息等，他无法参与审讯，就贴在门缝上偷听。就在这天天工作、值两轮班的生活中，他跟“同事们”吃一样的快餐，打扮相同，还学会了喝酒，外人都以为他也是警察。

　　起初，大卫·西蒙记录了很多素材，却不知如何下笔。因为尚有大案未破，不把它了结，总觉得故事无法收尾，同时又有新的凶案仍在不断发生着。

　　最后他幡然醒悟，警探们才是他最熟悉的主角：他们每天直面死亡、却被街头民众白眼嫌弃，甚至遭受警局高层的出卖牺牲；他们平日也爱讲讲笑话甚至脏话连篇，认真起来则要与嫌犯周旋斗勇，与律师角力斗法，在罪恶之地践行着公平正义。

　　大卫·西蒙在书中保证，所有人物及事件都是线%的对话都是他亲耳听到的，人物心理描写也得于当事人的表达。凭着这些特点，就不难理解张爱玲遗物中为何会有这本书，她是“爱好真实到了迷信的程度”，何况是她最感兴趣的谋杀案。

　　学者夏志清曾在美国做陪审员，张爱玲得知后兴奋地写信问他：“是盗窃公款案？是谋杀案就好了！”（1975年7月19日）一般来说，谋杀案往往带有血腥色彩，胆小者都不敢听闻，为何张爱玲如此感兴趣？是想搜集写作素材么？但她又没写出过探案小说，写刺杀事件的小说《色，戒》也没有描绘流血场面。

　　我后来联想到她在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说：“最迅疾的变化是在战场上，因此在战争中我们最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犯罪现场也是个特殊场域，要从中收集种种线索分析罪犯的行为逻辑与心理活动，得出“画像”，我想这个推理过程应该是张爱玲最感兴趣的，案情越凶残可怕，其中隐藏的人性也越幽深复杂。

　　张爱玲遗物中还有安·鲁尔（Ann Rule）的一本书：《她想要的一切》（Everything She Ever Wanted）。安·鲁尔曾供职警局，热爱写作，1969年开始全职从事真实罪案写作，作品多达数十本，被誉为“美国最好的真实罪案作家”。作为这类书籍的爱好者，张爱玲会读安·鲁尔也在情理之中。但安·鲁尔在中国还是声名不显，因为译介较少，近二十多年来只有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过她的《决不放过她》（And Never Let Her Go）。

　　最近，上海译文终于又出版了安·鲁尔代表作、也是她的第一本书《我身边的恶魔》（The Stranger Beside Me），讲述美国家喻户晓、积案最多的连环杀手泰德·邦迪（Ted Bundy）的故事。他聪明而狡猾，非常善于伪装，表面上是一位相貌英俊、学业优秀、前途光明的有为青年，却虐杀了几十甚至上百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性。

　　当时作为一名报道罪案的记者，安·鲁尔发现警方正在追踪的连环杀手竟是自己熟悉的朋友，她十分感慨：“我多么希望我所写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人，他的一切期盼和梦想也都和我无关。我还想回到1971年，抹去所有发生的一切，还把泰德想成是我当时认识的那个开朗的带着微笑的年轻人。”

　　面对如此矛盾分裂的人物，安·鲁尔无法将他的两副面孔合而为一，总把他当成两个泰德来对待。那个“好”的泰德也受过伤、爱过人，甚至做过帮人排忧解难的“危机热线”接线员，为企图自杀的人进行心理疏导，所以他也算是救过很多人的命，这是安·鲁尔书中特别指出的。

　　由于泰德的这一面，他入狱后也吸引到众多粉丝，很多女性认为他独具魅力，为他的死刑而伤心，甚至有谣言说安·鲁尔也爱上了他。鲁尔修订此书时专门澄清表示绝无此事，她甚至担心自己是否把早期泰德描写得过于美好，使读者忽视了他的危险可怕，她认为泰德是一位施虐型反社会者，“臭名昭著”才是他的代名词。

　　张爱玲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她的看法是：“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如果了解导向原宥，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面对有好有坏、复杂多面的泰德·邦迪，安·鲁尔的如实描写至少能警醒世人：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的陌生人同样需要警惕。

　　安·鲁尔著作的优点是掌握大量详实可靠的一手资料，书中会配上真人、实地、原物的照片，还特别注重描写细节。

　　如《决不放过她》写一家人住进了大房子：“屋内地板上再也没有了床垫”，鲜明对照出他们此前生活困窘。

　　又如《我身边的恶魔》写一位女士回忆坐过泰德·邦迪的车，是一辆金色大众，那女士的心理活动是：“这么一个好看而又穿着讲究的男人，怎么也得开林肯之类的车吧。”所以她大胆登上了这陌生男人的车，想了解他更多。这心态非常真实，很像中国古典故事里的小姐怜惜落魄书生，但泰德·邦迪却是猎手以猎物姿态出现，这细节简直使人不寒而栗。

　　张爱玲曾分析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对小说的影响，是引导读者注重“传奇化的情节”与“写实的细节”，这种影响好不好，见仁见智，至少张爱玲的早期小说都兼具这两种特点，因而吸引了众多读者。

　　纵观她晚年爱看的书，异域生活、独家内幕、惊人大案，都可称之为传奇，对读者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巨细无遗的写实笔法才能使人如临其境。想想这些都是创作于几十年前的老书了，张爱玲那代人读过，直到今天仍有被译介重读的价值，可见雅俗共赏的密码就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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