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强人朱艳云当年是大名鼎鼎的武汉江汉饭店总经理，事业上可谓如日中天。谁也没有想到，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小厨师，而且赋闲在家。由于夫妻社会地位悬殊，朱艳云面对一次次的诱惑，情感空间也曾波涛翻滚，危机四伏；然而，朱艳云驾驭的情感方舟没有被风浪颠覆，没有迷失航向。
1971年，21岁的我来到武汉璇宫饭店当服务员，比我早6年参加工作的徐良元当时也是餐厅服务员，并成了我的师傅，重活、苦活抢着干，在业务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记得每年的夏天，我们用老式大壶提水，很吃力，又怕烫着。徐良元总是二话不说，默默无闻地帮助我们几个小姑娘。我们在这样的工作接触中，彼此有了好感，碰撞出爱情的火花。然而，我们的爱情之旅却一波三折，尤其是我承受着种种压力。
首先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向我频频发起爱情攻势。本来，他也是挺不错的一个小伙子，只是我在和他相处时没有找到爱情的感觉，于是，我把“绣球”抛给了为人老实本分的徐良元。当时，徐的父母都没有正式工作，徐良元是长子，下面有6个弟妹，家庭情况可想而知。我的姐妹多，但家境比较好，得知我和一个普通服务员好上了，家里人极力反对。我的姐姐甚至去“侦察”徐家的情况，在摸清徐良元的家底之后，全家人千方百计阻止我们恋爱。平时，我在父母跟前是百依百顺的，这一次选择的是我的终身大事，我得自己拿主意。我认为和心爱的人过日子，是一辈子的事，只要人品好，家穷、兄弟多、社会地位低都算不了什么。我在选择爱情时毫不动摇。
在单位里，领导很器重我。看到我为爱情苦恼，单位领导多次做我的工作，希望我以事业为重，趁自己青春年少多学一些技术，不要过早恋爱结婚。一位领导推心置腹对我说：“你对服务业有天生的悟性，组织上要把你作为管理干部来进行培养。在爱情受挫的时候，我及时转换了一种心境，一心扑在工作上，和徐良元也“冷”了一段时间。在以后的几年中，虽然总有一些“爱情插曲”发生，我却始终产生不了激情，一直和徐良元保持着恋爱关系。1975年，我嫁给了徐良元。
婚后，单位觉得我们都在餐饮部当服务员，不便于工作。徐良元也意识到一个大男人做服务员，也不是长远之计。我们夫妻商量，让丈夫到厨房学西式面点，当一个厨师。
我生下了儿子之后，在单位里也开始崭露头角，摆在我面前的是家庭和事业的选择。作为一个妻子，从传统观念上自然要以家庭为中心，我应该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才对；而从我们夫妻的实际情况看，我在事业上的势头正旺，从餐饮部服务员、领班，到餐饮部经理，正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的管理岗位。而徐良元一直是个厨师。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主动承担起家庭重担，照顾家庭孩子，全心全意支持我。有这样的后盾，我甩开包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单位的同事和领导都说我找了一个好丈夫。我自己也觉得，有了徐良元这个“贤夫”，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工作之中。
从1980年开始，我与丈夫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我入了党，又提了干，单位还派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外语。1981年，我从北京学成归来，被任命为餐饮部负责人，丈夫徐良元也在我的“管理”之中。
做妻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徐良元又高兴又有压力。一方面，老婆终于事业有成，他这个贤夫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压力很重，在那个年代，妻子比丈夫强是很没面子的事。在这种心理下，徐良元也发奋图强了，我发现他变得沉默寡言了，一心一意料理家务，一心一意学西点技术。然而，他虽然成为饭店的“西点大师”，但他从心理上走不出“厨房”的局限。我和丈夫常常在“双重角色”下尴尬难言。在单位里，我是他的领导，他做什么都得听我的；在家里，我又是他的老婆，许多事又得由他做主。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我的职务不断升迁，丈夫感到失落，常常在我跟前打不起精神来。我很理解丈夫的苦衷，为了照顾男人的情绪和便于开展工作，我赞同丈夫调到晴川饭店。换了一个岗位之后，丈夫的心情稍为平静了一些。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的矛盾和磨擦时有发生。平时，我因忙于工作，经常是深更半夜回家，白天在饭店忙忙碌碌，晚上回到家中已是疲惫不堪。有时，我实在太累了，倒床就睡，没有精力和情绪同丈夫交流感情。徐良元对此极为不满，常常责怪我缺少以往的温情。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有个休息时间，被一帮姐妹拉去看电影，丈夫知道后很生气。他说：“你总是拿工作忙作借口，照顾不了家里也就算了。既然单位那么忙，你怎么有空去看电影啊？”
我当时听了丈夫这番责骂，心里感到十分委屈，觉得丈夫不能理解我。类似的事闹了几次，我在气头上真想到了离婚。但是，争吵过后，我又设身处地为丈夫想想，觉得我们之间还有爱，真的离婚对丈夫太不公平了。
1982年，由于晴川饭店需要管理人员，我又被抽调过去，担任餐饮部经理，管理200多人。生活常常是这样捉弄人，我和丈夫又走到了一起。我惊奇地发现，丈夫的思想观念也落后了。当时，我管理的餐饮部率先推行承包经营，把经济指标下达到各班组。徐良元在家里对我说：“老婆当经理，我承包西点指标可以少一些，这一回可以沾沾光了。”但我不仅没有为他减任务，反而多加了经济指标。因为承包经营刚刚开始，其他人都盯着徐良元的西点，我如果对丈夫徇私情，又怎么能够服众呢？
在家里，我又反复做丈夫的工作，希望他能够理解我。经过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终于肯支持我了。那段时间，丈夫为了完成每月12万元的营业额，玩起命来做。有一段时间，他一直患着感冒，耽误了治疗，从而引发了心肌炎，晕倒在厨房里，那天，我正在给餐饮部员工开会，有人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愣了一下，忍着满腹心酸，控制着心情，依然按计划把会开完。等我赶到医院时，徐良元已脱离危险。夫妻相见，默默无语，彼此的心头均不是滋味。
这一年，丈夫超额完成了任务。谁知还是有些人不服气，说我这个当经理的照顾丈夫，给他定的任务低了。直到这时，徐良元才真正理解到我那时不讲夫妻情面的难处他叹口气说：“谁让我们又是夫妻又是同事呢？”
1990年，我调入江汉饭店，并走上领导岗位。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肩上的担子越压越重，在方方面面与丈夫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我工作中接触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一个个成功男人在我的视野里出现，我面临了太多的情感诱惑。我的内心也很矛盾。一些要好的朋友甚至劝我离婚。说丈夫与我根本就不般配，甚至一些成功的女性也大胆迈出了离婚的一步，其中不少是我的朋友。有些男人对我大献殷勤，为朱艳云有个厨师丈夫惋惜。对此，我总是一笑了之。我觉得，夫妻应不分贵贱，夫妻地位的差距与爱情无关。何况，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确实放不下丈夫和儿子啊。
记得我在武汉某大学进修时，一些同学开玩笑说，我有成熟女人的魅力。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吧，有些功成名就的男人向我发起“爱情”攻势。其中的一支丘比特之箭，是一位任课老师射来的。他先向我写了一封爱慕信，我看后放在一边。在我快要离校时，这位老师又请我吃饭，我们两人聊得很投缘，不知不觉扯到情感上。他以为我没有收到信，又一次直截了当表达了对我的爱慕之情，他对我表白说：“我渴望的不是婚外情游戏，而是想得到一份真正的爱情”。
当时，我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毫不犹豫选择了拒绝。老师很失望，以为我的丈夫比他更优秀。当他得知徐良元不过是一位厨师时，纳闷地问我：“这是为什么？我平静地回答：“我爱人比不上你优秀，但我和他之间的爱情久经磨合和考验，而我和老师之间，虽然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也只能是师生情谊，对我来说，是不会有爱情的……”
1987年，我被选派到香港一家著名酒店深造，学习涉外酒店业务管理。这其间，酒店的一个部门总经理李先生，人过而立之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伴侣。工作中，李先生从理论到实践，给我点点滴滴的辅导，使我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进入“角色”。生活上，李先生对我更是关怀备至，在李先生面前，我禁不住赞叹，这个香港男人太优秀了！
然而，当李先生一次次发出爱情信号时，我依然稳住了阵脚，没有被这份“爱情”冲昏头脑，与李先生始终保持着“师徒”的距离。李先生多次带我去逛香港，甚至买一些小礼物送给我。我当面不好推辞，但事后一定按价付款。有一次，李先生生气了，我只得解释说这是内地人的习惯。我一手拿钱，一手拿着李先生送的礼物说：“两种东西，我们各选一样。”说来也怪，我的倔强劲，更加激起了李先生对我的爱慕之情。当时，我感到既不能泼冷水，又不能太热情，所以，在李先生请我出去玩时，我不再只身前往，而是邀请内地来的姐妹陪伴，言行举止均不给李先生可乘之机。
我离港回汉前夕，李先生对我说：“你来港的一切学习费用不必担心，我可以替你支付，只要你能留在香港。”我此次来港是公差，如果因为一己私情留在这里，我就是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而且，从感情上讲，我更对不起丈夫和儿子。面对这样一个痴迷的求爱者，我内心触动很大。说真的，香港的这个男人对我的诱惑太大了，我当时也有些动心了。反复考虑，我决定放弃。我无奈地对李先生说：“我相信缘分，如果来生有缘，我或许可以再作一次选择。今生今世，我不会违背那份爱的初衷。”
说句心里话，这样的抉择对我来说艰难而痛苦：选择李先生，我也就选择了富裕和高贵；而选择丈夫，我也就选择了贫穷和奋斗。所以，当按期回到武汉以后，徐良元对我说：“知妻莫如夫，我最了解你的性格和为人，我知道你不会忘了家、忘了我和孩子，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看到丈夫那份高兴劲，我顿时感到了家的温暖，也找到了家的感觉。
事后，有些姐妹听说了我在香港的一段“爱情”插曲，一个劲地叹息：“你真傻……”我则一笑了之，是的，我或许会有些遗憾，但我无悔。
那些年，在我的悉心帮助下，丈夫进步不小，他以专业技术见长，在西点技术方面独当一面。1996年初，他以特级厨师的身份，被外交部借调出国，在中国驻塞内加尔和卢旺达使馆帮厨。1998年，丈夫完成任务回国后，在晴川饭店也很风光。此时，我已于1997年被任命为江汉饭店的董事长，因该饭店刚刚进行合资股份改造，总经理本应由外方人员担任，由于我干的时间长、经验丰富，所以外方坚持让我兼任总经理。
然而，生活好像要处处考验我，徐良元的工作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外资入驻晴川饭店后，中方员工大幅裁减，徐良元因年龄关系，被内退回家，成了闲散人员了。以前，丈夫回到家里，还有孩子陪着，所以我不在家时，他并不觉得特别冷清。可这时，孩子已长大成人，而我则比以前更忙了，加之徐良元没有工作，50多岁的人整天在家中闲呆着，那份寂寞和孤独是可想而知的。
1999年5月，丈夫生病住院了。为了给丈夫一些情感上的补偿，我找了最好的医生。经检查，丈夫并没有什么大毛病，身心的不适症状，完全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我知道这个诊断后，专门抽半天时间陪丈夫。我说“老徐，都这么多年了，你要想开一些，开朗一些，乐观一些。”谁知我的话音未落，徐良元竟“呜呜”地哭起来，这一下倒把我惊呆了。我极力地安慰着丈夫，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徐良元责怪我：“你不理解我……”悲哀之中，我也生出了一种委屈：谁又能理解我呢？老伴感到与我的交流不够，需要妻子的温存与理解；饭店要出效益，几百号员工要吃饭，也需要我这个老总的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我要同员工，顾客交流……许多的事，都需要我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妻子兼母亲的“角色”去做，我又是多么难啊！
那天下午，我和丈夫在医院里互诉苦衷，徐良元的精神也慢慢振作起来。在我的耐心开导下，丈夫准备重操旧业，去承包一家饭店的厨房。以后，我更理解丈夫，每天不管有多忙，多晚，我都要回家，陪丈夫坐一会儿，说说话。即使因为出差在外地回不了家，我也要打个电线世纪末的圣诞节，江汉饭店更是生意兴隆，因为客人太多，大家忙不过来，我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点多钟才回家。我怕惊醒家人，轻轻开门进屋。我发现卧室的灯开着，他没有睡。他对我说：“你没有回来，我睡不踏实……老婆啊，你毕竟上了年纪，身体不比从前了。”听了这话，我又心酸又内疚。
51岁时，我的一位女友从外地归来，得知我的现状，十分吃惊：“你再不离婚可就没有机会了，像我，离婚了不是挺好的吗？”我不同意女友的看法：“我和老徐是糟糠夫妻，恋爱结婚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当总经理，夫妻之间怎么能人阔脸变呢？我和老徐的差距可能还会拉大，但是感情是不会越来越疏的。”
如今我们年过七旬，孙辈也刚刚成家。而我，经历过婚姻和事业的风云，我始终认为：社会地位只是过眼烟云，工作和职务也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角色，而夫妻情，老来伴才是一生一世值得珍惜的东西。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患难与共的丈夫！那才是真实的幸福和成功啊！
请输入你的在线分享代码
额 本文暂时没人评论 来添加一个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