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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第二集团军足球队与保定同仁中学（今保定一中）足球队进行足球比赛。后排左一为韩复榘（裁判、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后排右一为孙良诚（裁判、第一方面军总指挥）
2011年4月27日，韩子华与周海滨（左一）、韩宗喆（后中）、韩巧（韩复榘孙女，右一）在北京寓所（曹海鹏摄）
2011年4月27日，韩子华、韩宗喆和韩巧在家中接受周海滨（左上）采访（曹海鹏摄）
一直被传言包围的大军阀韩复榘，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其后代又是什么样的呢？2011年4月，口述历史作家周海滨来到韩复榘次子韩子华的家中，采访了这位时年88岁的老人，以及韩复榘之孙、韩子华之子韩宗喆。
2013年4月，韩子华口述、周海滨执笔的《我的父亲韩复榘》出版。书中完整地再现了韩复榘跌宕起伏的人生，展示了一个与传言不一样的韩复榘。那么，韩复榘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围绕他身上的是是非非又有哪些说法？
蒋介石御用文人编了很多父亲的笑线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为家族的这个显赫人物换上了新的墓碑。这个墓碑的主人，生前没有想到身后流传着一连串的笑话段子。
这些令人捧腹的韩氏笑话背后是韩复榘后人的无奈。“父亲是被蒋介石诱杀的，蒋介石政府中的御用文人就制造了很多谣言，编了很多关于我父亲的笑话，流传很广。当然，这些笑话全是假的，有点胡说八道的味道。”
很多人认为父亲是山东人，这是错误的。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是典型的中国北方汉子。他身高180厘米左右，略瘦，却很健壮；皮肤白皙。当年在湖南沅江中游泳，袍泽戏呼他是“浪里白条”。李宗仁对他的第一眼印象不是预料中的赳赳武夫，而是“白面书生”。
父亲从来就不是戏说中的那种喳喳呼呼、张牙舞爪的军人，相反，他表情刻板，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肢体语言。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但语气却很坚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他与人谈话，从不夸夸其谈，大多时间是在默默地听，很少插嘴，但两眼逼视对方，脸上却毫无表情。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说话从不带粗口，即使发脾气骂人，也是如此。
父亲出任山东省主席后，依然保持老西北军的简朴传统。他平时穿一身灰布军装，白布袜，黑布鞋，与士兵的区别仅在于不打绑腿，只有在阅兵或谒见蒋介石、冯玉祥时才认真打上绑腿，这时再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名大兵。父亲若是去南京或北平开会，会正式一点，换上黄呢军装或一袭长袍。
他一生与裘皮、绸缎无缘，但也有例外：他有一件羊皮军大衣，那是当年冯玉祥赏他的，留作纪念；父亲爱用白绸手绢，母亲曾对我说：“你爸爸身上最讲究的就是这两块手绢了。”
父亲当过骑兵团长，平时又酷爱骑马，但他从不穿长筒皮靴。父亲晋升二级上将后，南京方面发给他一套金碧辉煌的军礼服，装在一个很考究的箱子里，他一次也没穿过，连着装照也没有。
他之所以如此，并非出于低调，而是觉得穿上这样一套行头像舞台上的戏子，很滑稽。他从来不戴任何勋章、奖章，也并非出于谦虚，倒是因为自负：他自度既往战功彪炳，尽人皆知，无须戴那些小零碎儿来炫耀。
一年冬天，二夫人纪甘青穿一件翻毛大衣准备出门，父亲追到大门口，把她拉回来，骂道：“我的兵连棉衣还没换上，你敢穿皮的出去！”
父亲是北方人，爱吃面食，如饺子、烙饼之类，我母亲做的炖肉是他的最爱。他吃饭很随便，平时在办公室单独用饭，每餐两菜一汤，都很平常。父亲爱喝酒，尤其爱喝老家酿造的“老白干”。下酒菜永远是两小碟，一是香椿炒鸡蛋，一是小葱拌豆腐。父亲酒量很大，每次饮半斤白酒毫无醉意，但也会以此为度，从不酗酒、醉酒。酒宴时如有人起哄闹酒，他就装醉以脱身。
父亲的烟瘾很大，而且只吸软装大号“哈德门”牌纸烟，当时这是一种很大众化的烟，有钱人一般都要吸罐装“绿炮台”。父亲吸这种廉价烟也未必是出于节约，可能是他在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养成的习惯。
父亲出身“草根”，也许是曾经遇到过太多的不公平，他坚持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从来不乘人力车和轿子，爬泰山也是自己一步步蹬上去。他认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莫过于人拉人、人抬人。
父亲严禁家中仆役称呼主人为“老爷”、“少爷”。于是，我们弟兄三个分别被称为“大学生”、“二学生”、“三学生”。一次，父亲偶然听到一个仆役管我二伯叫“二爷”，立即尖刻地训斥他：“你就那么爱当孙子？”从此“二爷”变成“二先生”。
父亲并不嗜赌，私生活也是严肃的。父亲与青岛市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私交甚笃，他每去青岛，沈鸿烈必盛情招待。父亲殁后，沈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一次，沈鸿烈向何思源谈起父亲当年去青岛的往事，说：“韩先生这个人真奇怪。你说他好赌么，他只打打麻将，而且打上四圈就让给别人；你说他好嫖么，他常常睡干铺。”自以为对韩复榘的脾气秉性相当熟悉的沈鸿烈，仍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是个骄傲的人，他自尊、自信、自负，他的“傲”在西北军是有名的。什么事情都有两方面，骄傲太过就是“刚愎自用”了，父亲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若干年后，何应钦与何思源谈起父亲之死，何应钦说：韩被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听命令，二是刚愎自用。何思源认为，“何应钦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西北军人都知道：韩复榘胆大包天。有人说：在韩复榘的字典里，没有“怕”字。父亲当年发动“甘棠东进”，率领一万子弟兵，胆敢与十几万西撤的大军背道而驰，擦肩而过，令人瞠目。
当冯玉祥雄踞北国，如日中天时，父亲敢于离他而去；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走投无路，父亲把他恭迎到泰山，完全不考虑蒋介石的感受。石友三被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联手打垮、通缉，只有父亲不怕结怨蒋介石、张学良，把落魄的石友三藏进山东省政府。
七七事变后，当时备受官方与民间误解的张自忠逃离日本人控制的北平，首先想到的是去济南，而不是别的地方。因为他最了解父亲的性格。父亲桀骜不驯，率性自由，从不轻易服从，对绝大多数国人早已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一种本能的抗拒。难怪西北军人都说：韩复榘有“犯上”的毛病。
傅瑞瑗于上世纪8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韩先生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受一点气，不能忍，太容易冲动，‘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落一个悲剧的结局。”
父亲的座右铭是“不怕死，不爱钱”，应该说基本上做到了。父亲的个人收入究竟有多少呢？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何思源说，他对韩复榘在军费方面的收入不了解，但韩复榘多次说过：“我不喝兵血！”就其行事看，是可信的。
在省款方面，何思源是知道的：韩复榘每月薪俸675元，特别办公费1000元，特别开支费2万元，这些都是在预算以内。特别开支费包括支付顾问、参议的薪水、车马费以及馈赠、应酬等项开支。另外如冯玉祥带一营卫兵在泰山居住两三年，亦由此款供给。
父亲去世后，何思源曾追问财政厅长王向荣，韩复榘是否还有其他收入。王说，财政厅有一项牌照税收入，每年十二三万元，全部给韩主席。这样，韩复榘个人每月可自由动用的钱不过3万元。“纵令侵吞贪污也是有限度的，比之那些贪得无厌，拥资亿万的大军阀，真是小巫见大巫。”
何思源是山东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后来还担任过山东省政府主席，一直位居山东省最高权力中心；何不是前西北军人，不是父亲的亲信，而是蒋介石派到山东的人。
父亲不置房产、地产，这在当时的军政官员中也算是另类。那个时代的人一旦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买房子置地。父亲在河南、山东当省主席，一直住公房，母亲劝买房，父亲说：“有我在，不买房也有房住。我不在了，买了房也是人家的。”
父亲生前曾有三处房产：一处在北平，是张学良送的；一处在青岛，是沈鸿烈送的；一处在南京，人称“韩公馆”，只有这处房产是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己花钱建造的。当时各省疆吏，为表示服从中央，纷纷在南京购置房产，他当然也不能例外。
“韩公馆”建成后，冯玉祥一家搬进去住，直到南京沦陷，房屋毁于炮火，父亲及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过。
父亲不敛财，也不理财，究其原委，主要是没兴趣。在西北军时期，军中就流传“大大咧咧韩向方”之说。无论是在西北军，还是山东，父亲即使算不得“穷人”，也绝不是什么有钱人。父亲殁后，蒋介石念其“身后萧条”，发给我们家眷10万元抚恤金。
西北军解体后，前西北军人纷纷投资银号、银行、公司、货栈等，即使是副官、参谋也动辄入股几万、十几万，而父亲仅在东亚毛呢公司有股，折合人民币3万余元，纯属为公司董事长宋裴卿捧场，并非牟利。
父亲有没有贪污受贿，山东的民营企业家最有发言权。黎重光回忆当年在山东捐款赈灾的事：“1931年山东境内黄河泛滥，韩复榘发起募捐，赈济灾民。我适在天津，中兴总公司给我一电，叫我到济南见韩，面交捐款两万元。总公司又给我一信说，韩复榘好名，要投其所好，钱花在刀刃上。我发一电致韩，告以中兴公司捐款数字。他复我一电，欢迎我去。我到济南，先在交通银行办好两万元支票，亲自送交韩复榘。他大为高兴，在珍珠泉北面一厅中设宴款待我。”“韩复榘自命清廉，对于他的拉拢不能用金钱，而要用别的办法，如前面已讲过，响应他的号召，捐款赈济山东水灾。”
父亲个人生活很节俭，但该花钱的地方，则出手大方，从不吝惜。老长官冯玉祥及其卫队住在泰山，每月9000元的开销全部由父亲个人可自由支配的3万元中支付；一些前西北军袍泽、北洋政府时代的失意军人、下野政客找到济南来，父亲都冠之以顾问、参议的名义，按月送钱。这些钱也同样来自父亲个人的“特别开支”。
父亲个人还资助过不少家境贫寒的青年学子和军官到国外留学，每年按期汇款到国外，直至离世为止。反之，父亲对某些南京政府大员的“敲竹杠”却一毛不拔。贺耀祖曾任蒋介石的参军长、徐州行营主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一次，贺耀祖致信我父亲，说南京同事薪水皆不够开销，拟向父亲“借”18万元，以便偿还债务。
地方官主动向京官“进贡”，本是官场约定俗成之潜规则。父亲不识时务，等人家京官都放下身段张嘴“借”钱了，他居然还不答应！孙桐萱劝他：“不能多借，可以少借，需要应付一下，敷衍敷衍面子。”他仍是不“借”。后来据孙桐萱说，“此事不但得罪了贺本人，当然也得罪了南京方面另外一些人。”
上世纪30年代，有记者发现名妓赛金花尚在人间，困居陋室，一时间，赛氏又成为新闻人物。接着，刘半农、商鸿逵走访赛氏，欲为其书写传记；张竞生则提议为赛氏募金济贫。
1936年秋，父亲从报上得知赛金花的消息，以其垂老之年，贫病交加，晚景堪怜，乃资助她国币一百元，由国文学校转交。大约在赛氏病故前一个多月，有两个穿中山服的人来到北京前门外天桥居仁里16号赛氏家里，送上一百元国币，说是山东韩主席送的。此事公诸报端，一时传为佳话。
有人以为行伍出身的韩复榘只是一介武夫，略通文墨而已，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父亲出身耕读之家，我爷爷是一位秀才，以教私塾为业。他自幼随父在塾读书多年，对儒家的典籍有根基，参军后南征北战，但仍保持良好的读书习惯。
他主鲁期间，山东省政府咨议、著名学者沙明远经常为他讲经书、史书，如《易经》、《左传》等。父亲在我十几岁时就去世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文化程度我也把握不准，我查阅了下资料，不妨去看看接触过他的文化人是怎么说的。
当代山东著名学者、教育家徐北文撰文称：“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发迹。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并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由于文野之分。至于韩复榘在民间传说中已成为粗鲁无知的军阀典型，其实不确。笔者幼年时，曾瞻望其风采，颇有老儒风范，其诗亦合平仄，通顺可读。”
梁漱溟对韩复榘的评价是：“韩复榘作战勇敢，又比较有文化，方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和信任，一步步提拔，而成为冯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饱经历史沧桑的百岁老报人、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官员的陆立之于1994年在其著作中回忆他与韩复榘会面时的情景：“有一天，韩忽邀我赴宴。……令人惊奇的不是美酒珍馐，而是聆听韩复榘的娓娓高论，这有些像新闻发布会或是什么雄辩会。韩复榘的放言豪饮，谈锋犀利，似在表白其心胸坦荡，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陆立之对韩复榘总的印象是：“韩复榘胸有韬略，机智过人，远非一般传说韩仅是‘略通文墨’之辈。”
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原名誉院长于植元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讲：“有一年，我和侯宝林先生在一起半个多月，我说，你那个相声《关公战秦琼》得改，为什么？因为韩复榘虽是军阀，但他是一位学者。他的古文字学、音韵学的修养很深，诗写得好，字也不错。记得黄侃先生有一次在北京讲学，回来很激动地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才——韩复榘，那么多人听我讲学，只有韩复榘全懂。他对古音韵学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他诗写得好，字写得好。’沈阳故宫里有他的字。写文艺作品的人误会了他，他们是把山东督军张宗昌的事给韩复榘安上了，相声上这么一讲，韩复榘就是鲁莽之人了，这个东西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不学历史，只看文艺作品，看电影，听相声，以后还不一定把人都教成什么样子了。”
有人把《效坤诗钞》中的几首“打油诗”说是父亲所作，大加嘲笑，显然是把他与张宗昌（字效坤）当成一人了。那几首诗虽选自《效坤诗钞》，其实也并非张宗昌所作，而是由张的老师、前清末代状元王寿彭代笔，乃文人的游戏之作。
又有人编故事，对所谓“韩复榘讲话”大加嘲讽，诸如“没来的请举手”、“懂七八个国家的英文”、“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云云。由于故事编得过于离奇荒诞，反倒没人信了。
那么父亲讲线日，父亲在省府“朝会”上就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讲话：“资本愈发达，贫富的差别愈大，结果苦乐不均，社会的痛苦就一天比一天加深了。即以美国而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富国，其实也就是几个资本家富，如同煤油大王、汽车大王、钢铁大王等等，其国内每年仍有几百万失业的，几百万没有饭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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