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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农村新一轮改革，其中关于土地流转的新政策，有何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30年，从农村起步，现在又回到了农村，这正是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必然发展之路。
应该说，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起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历经30年的发展，中国农民收入没有得到持续增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如果说这是当前农村发展的困局的话，破解关键就在于发展农村产业化，而土地流转正是实现农村产业化的制度保证。
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大片土地从何而来？只有将原来分给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农民把土地集中起来缺乏法律政策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在这个问题上是空白，而《决定》的出台恰恰弥补了这个空白，旗帜鲜明地指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决定》规定了“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从全球农业发展来说，我国农产品生产能力已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然而与发达国家现代化农业相比，我国农业竞争力水平很低。就拿每个农民能够养活的人口数来说：一个中国农民仅能养活5人，而一个英国农民则能养活106人，一个美国农民则能养活73人。而中国加入WTO后，根据《农业协议》做出了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承诺，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
从当前全球经济来说，金融海啸从金融层面上传导到中国的影响并不多，但却使得欧美市场受到很大打击，消费受到抑制。因此，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这就要求中国经济要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
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增收，这才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才能拉动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因为农民是国内消费市场的生力军。
其实，经济的二元结构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但二元体制却是中国特色。中国的现实则是农村和城市在两种不同的制度框架中运行，并且形成了二元的户籍、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城乡之间发展的内在联系被无情地切断，农民难以分享工业发展带来的现代文明。
乡下人为什么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同样的保障？通过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文化心理层面的改革虽然可以突破，但最现实的捷径则是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
城乡二元体制的破解之道就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村富裕起来，让农业活起来。届时，“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使得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是水到渠成。
《决定》指出，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对这些以往“失地农民”应该如何保障其权益？
任何一项改革出台时，都会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而“农民失地，没有得到足额补偿，权益受到侵害”，这种现象可以视为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因为它关系到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比较稳妥的方法是决策层应该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去解决这些问题。这要求中央政策出台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配套改革方案必须落实。（龚六堂/文据 《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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