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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巴黎评论》编辑部推出了一本全新的访谈集——《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下称《女性作家访谈》），收录了十六位女性作家的访谈，包括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西蒙娜•德•波伏瓦、伊丽莎白•毕肖普等。这是《巴黎评论》出版史上的第一个女性作家访谈特辑，既包括作家们对写作技巧的探讨，也有她们作为女性所呈现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生活。
《巴黎评论》创办于1953年，“作家访谈”是其最具特色的栏目，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也是访谈类栏目的典范。在《女性作家访谈》中，我们看到这些出色的女性们，她们写小说、写诗歌、做记者，也写非虚构类文学，这里谈论着她们作为作家、诗人、记者的生活，也记录着她们作为一名女性、作为一个个体独一无二的一面。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女性作家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但曾几何时，女性作家几乎不被看见。19世纪，露西·奥罗尔·杜邦第一次以“乔治·桑”的男性笔名发表小说，并且乔装成男性参加巴黎的上流人士聚会，晚上则在家照顾孩子。如今，两个世纪过去了，女性作家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但“女性写作”的话题仍旧在不断被提起。相比层出不穷的男性作家，女性写作更受批评家等群体的关注，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抑制的。
女性写作这一伪命题，最初就是被提出用来克制和压抑女性的——女性思考的爱是否更狭窄？女性表述的欲望是否更不堪？女性论述的历史是否更片面？当种种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加诸于女性之上，当种种审视与不认同环绕在女性身边，她们自然会面对更多束缚与压力。但事实上，无论从写作意愿，还是写作技巧来说，女性从来不比男性差，她们拥有平等的野心与能力，甚至能够以更细致的视角观察世界。
尽管她们写作的历史相对短暂，但女性同样拥有广阔的文学世界。《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者埃莱娜·费兰特在面对巴黎评论时谈到，“每一个女作家，就像在其他领域，目标不应该只是成为女作家中最好的，而应该成为所有作家中最好的，……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写作需要极大的野心，需要摆脱各种偏见，也需要一个有计划的反抗”。在这些作家的身上，无论是未曾生育的西蒙娜·波伏瓦，还是养育着几个孩子的格蕾丝·佩雷，她们都未受到女性地位的干扰。“伟大的作家雌雄同体”，她们身上对人生清楚的认知与规划，是无关性别的。
突破女性写作困境的她们，也是女性意识最早觉醒的一批人。多萝西·帕克说，“当这座城市还有水牛横行的时候，我就在为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作斗争了。我们在男人的嘘声中游行，当我们一直在站在街灯下，试图争取平等权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预见到那些女性作家”。对于这些生长于19世纪、20世纪的作家来说，她们曾真切地面对女性被漠视的社会，甚至受到教育，以及所谓的上流社会的打压——直到1980年，尤瑟纳尔才成为法兰西学院三百多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士。即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们依然成为了无可取代的女性，帕克认为“如果把写得不好归咎为时代那我就太蠢了”，而温特森则说“试图取悦所有人只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
她们讲女权，我们当然可以从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认识了解她们，但更多时候，她们是作为一种去性别化的存在出现的。她们对于写作的认知，对于环保、历史、建筑的热爱，从不因性别的差异而有任何不同。
《女性作家访谈》所提到的十六位作家，并不能保证人人都熟识她们，甚至她们的很多作品都未在国内出版，但这并不妨碍读者看到她们身上的闪光点。在这些人的身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世界的多样性，也是世界的可爱所在。波伏瓦与萨特保持终生的开放式关系，简·莫里斯经历性别重置手术后仍与前妻生活在一起，萨洛特少年时曾登上过欧洲最高峰，与其作品知名度相反的是费兰特则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而在作家的身份之外，她们是有趣的。譬如尤瑟纳尔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后，拒绝穿院士服，因为她的天鹅绒长裙和披风都是圣·洛朗设计的——谁能拒绝美呢？而帕克则地说，她大部分作品的灵感来源都是需要钱——又有几个人能脱离世俗的金银呢？身为作家的她们，是令人敬重且智慧的，脱离了作家身份的她们，是澄明又自由的。
女性写作这个伪命题之下，她们可以是同性恋，可以是环保者、素食者，也可以是时尚的摩登女人，或者神秘的苏菲主义者、虔诚的基督徒。对于各种各样的她们，我们无法以简单的形容词或属性去归类，这是有趣的灵魂、清醒的头脑与无与伦比的魅力之间的碰撞。她们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看看这些臭屁又美好的女人，看看这些造物主的骄傲，看看这些无论男女在人类身上无差别的成就。（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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