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反向作为,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蜕变为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从而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
政治笑话在前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转眼间,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20多年了,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却令人大吃一惊:几乎所有的“段子”,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名贵家具、高级汽车。老太太说:“孩子啊,这一切好是好,但来了怎么办?”
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列宁决定建干部“疗养食堂”救急。
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老百姓望都不让望。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红包”,比工资厚得多。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不醉不休,天不亮不休。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中央机关老是停摆。
勃列日涅夫则让陋习普遍化、制度化了。那时,干部子女可以免试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单位。1983年,刚出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主动提出不配豪华轿车。中办主任严肃批评他不懂规矩:你这是搞“特殊化”!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苏共执政74年、苏联立国69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买什么都要排长队,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老百姓受不了,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
伊万下班回家,看见老婆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床上。伊万吼道:“真耽误事,街角的商店在卖鸡蛋,还不赶紧排队去!”
里子没有了,却在面子上狠下功夫,就像苏共元老雷日科夫总结的那样:从上到下“谎话连篇”。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外宾惊讶地问:要那么多飞机干啥?答:譬如你家在莫斯科,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现在却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不戳脊梁骨才怪。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败。1973年格鲁吉亚党中央二月全会检讨说:靠幕后操纵、社会关系和效忠个人选拔干部,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文件回避了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的位子标价20万卢布,第二书记减半。
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结果会大不一样。可是,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
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试探过改革经济,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草草收兵。勃列日涅夫公开批评说:瞎改什么呀,做好工作就行了。
集体农庄开会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由于没有木板,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直接死在任上,苏共成了一池死水。学界公认,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苏联的停滞期、矛盾积累期,看起来稳稳当当,其实危如累卵,苏联和苏共的最终结局,很大程度拜他所赐。
面对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苏共采取了自杀式的打压态度,民主集中制冬眠,党员权利被冷藏,一片鸦雀无声。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台下有人递上条子: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干啥?赫鲁晓夫连问三次:谁写的?站起来!始终没人站出来。赫鲁晓夫笑了:告诉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就连各地、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十分肉麻。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勋章、奖章,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颁发给自己的。在他的葬礼上,足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捧着这些牌牌,群众觉得很可笑。
勃列日涅夫向工人们发表讲话:“很快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台下传来一个声音:“那俺们怎么办?”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
1991年6月,俄罗斯举行首届总统选举。作为苏共推出的候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卸任苏联总理不久的雷日科夫,得票率仅16.85%。苏联剧变后,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多次参加总统竞选,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96%。
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退场时却如此孤独,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声援行动都没得到!
与此同时,中国正快速超越过去的先生,人民生活水平突飞猛进,中国的巨大成就连敌人都没法否认。两相对照,苏联人羡慕不已,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寄托在中国身上。
李肇星有一次在国际航班上,邂逅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问了一个全世界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戈尔巴乔夫想了想说:因为我们没有!
从1977年复出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间,领导实施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两大政治行动,一是改革开放,二是锤炼党风。两件大事竟发端于同一次会议: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举起改革大旗的同时,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
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改革开放顺应天下大势,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端正党风提高了党的先进性,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才有吸引力;只有风清气正,才有凝聚力。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两大决策是最好的诠释。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一定不是到处堵车,而是到处排队;如果没有过硬党风,人人心里窝着火,改革只会是纸上谈兵。如果两者都没有呢?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战略的逻辑起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人民主体论。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存在的全部理由,是一切工作的起点、终点和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也是始终坚守的根本政治立场。
站在这个立场看问题,中国为什么繁荣稳定?苏共为什么走向末路?答案一目了然。
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反向作为,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蜕变为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从而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
对此,苏共问题专家李慎明的观点一针见血: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黄宗良则进一步指出:苏共是被人民、而不是被敌人推翻的,承认这个事实很痛苦,不承认就不能吸取教训。
角度决定高度,立场决定命运。苏共背叛人民在先,人民唾弃苏共在后,印证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重演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剧本,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对于最后只剩下“”招牌的假的倒台,我们不但没有半滴眼泪,还要欢呼人民主体论的胜利,否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毫无疑问,研究苏共兴亡、吸取经验教训,关键词不是“权位”,而是“人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回答响亮而坚定。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迅速打出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合拳。政治局率先垂范、徙木为信,清理腐枝败叶、编织制度笼子,干部舒适度剧降、群众满意度激升,好传统回归、坏习气鼠窜,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和支持。党的威望持续提高,党群关系空前紧密,改革巨舰一往无前,党的事业一片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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