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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文艺评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并强调“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这是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则是其题中必有之义。
文艺评论要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就必须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文艺评论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同志早在1938年就深刻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强调的“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这充分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自信。“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就是这种结合中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习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精辟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三大体系”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当然也是文艺理论与评论工作者在新时代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
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话语，首先必须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中国文艺理论与评论这门学科，源于中国五千余年来中华文明史上优秀传统文艺理论与评论实践以“各美其美”，又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与评论成果以“美人之美”，并在此基础上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去“美美与共”，以期建设成既具历史感又具当代性、既富实践性又富学理性、既有民族特性又有人类共性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这种在新时代新文科大背景下的着眼于国家发展需求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中国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坚守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即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路径，因而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格局必然是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着21世纪人类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结缘互补的大趋势，面对着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科技大发展，这种学科体系不仅与整个文艺学学科体系而且与相关的其他人文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等）乃至某些自然科学学科体系（如数学、生态学、物理学等），都有着相互的交叉、借鉴，都有着跨学科研究的新需求。但这一切，又仍然都离不开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离不开“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因而都必须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决不能东施效颦、照搬西方模式，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
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话语，又必须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术体系。新时代文艺评论的理论指南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即从文艺思想到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习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其学术资源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评论优秀遗产（如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到李渔的《闲情偶寄》等丰富多彩的文论、画论、乐论、诗论、书论、戏论，等等），是中国领导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理论与评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实践。由此发展而来的新时代文艺理论和评论的审美指向必然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继承和创新。正如习总书记深刻阐明的那样，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术体系，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新时代文艺理论与评论学术体系建设须以习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南，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传统，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精准阐明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的研究对象、研究宗旨、指导思想、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各分支学科（如文学评论、戏曲评论、电影评论、电视剧评论、话剧评论、音乐评论、舞蹈评论、曲艺评论、文艺批评史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国家文化建设和国民美育中的地位，以形成新时代文艺评论的完整科学的学术体系。建设好学术体系是构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的中间环节，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规定并引导着学术体系的建设，学术的思维和规范又决定着话语体系的建设。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实践已经雄辩证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即习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与新时代繁荣发展的文艺实践相结合，是建设好中国特色文艺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唯一正确路径。
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话语，还必须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思维活力，要通过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来呈现。学术思维的新鲜成果，都必须通过与学术体系相联系的话语体系公之于众、传播于世，从而真正实现学科的目标和任务，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人民当前乃至长远的需要。
话语体系是由概念组合形成的。文艺评论要表述对文艺实践和文艺作品的思维过程，就必须使用概念。使用概念，概而言之，大体有两类：一类使用已有的，另一类则使用评论者新创的。先说第一类，如前所述，中国文艺评论悠长的历史上已经积累形成了丰富精彩的学术话语，不仅在文艺评论的思维方式、文质相彰、评点警句等多方面美不胜收，而且在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意与境、言与意、体与性诸范畴抽象出极具中国特色的如中和、意境、气韵、神采等美学概念。应当说，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优秀传统包括话语体系的工作，还需要大大加强。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毋庸讳言，时下文艺评论界确有少数人多少有点数典忘祖，喜欢生吞活剥地套用时髦的西方话语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比如，有人就把由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影响下的左翼文艺运动领导的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字街头》等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到新中国的以《女篮五号》《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为代表的共和国的人民电影，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以《人生》《牧马人》《人到中年》《巴山夜雨》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反思电影，直至新时代的以《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流浪地球》《守岛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电影……这样一部中国电影发展的生动历史，套用西方“类型片”理论剪裁为“类型片发展史”。还有人把明明是以高扬地方文化优势、配置地方题材资源形成地方特色的“京派电视剧”（如《渴望》《什刹海》等）、海派电视剧（如《上海一家人》《围城》等）、晋派电视剧（如《太阳从这里升起》《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等）、鲁派电视剧（如《闯关东》《山海情》等）、蜀派电视剧（如《南行记》《彝海结盟》等）、陕派电视剧（如《白鹿原》《装台》等）……分别走向全国，形成屏坛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生搬西方“类型片”理论将其误读为“言情片”、“谍战剧”、“动作片”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这种去“中国特色”套用西方文艺理论剪裁中国文艺实践的做法，理应休矣！
再说使用新概念。真正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从新时代文艺实践中抽象出科学的新概念，是值得赞许和称道的，这也是导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路径。但值得注意的是，时下有些人喜欢抢着“发明”新概念，比如，有人把新一年度播出的新作品统称为“新主流”。这是不科学的。难道此前的作品就统归于“旧主流”了吗？须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艺发展，如黄河长江，源远流长，是万万不可抽刀断水、简单化地以“新”、“旧”来划分的。这里，只有“源”与“流”之分，开“源”始能疏“流”，断“源”则必截“流”。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创新或新概念提炼必须坚持科学原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种话语概念上把文化艺术简单化地以“新”、“旧”划分的做法，后患无穷，当深长思之。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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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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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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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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