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放大道和单洞街的交界处,在2004年,那里有一家民营医院——南丁肿瘤医院,老板是一对留洋(留澳洲、美国)的夫妻,汪健和孙小蓉。那天刚好路过,看到大门外挂的白板上写着招聘,没有具体的岗位职责和对人的能力要求,也就是说没有用事实与数据将具体的岗位是做什么事情说清楚,这样对人的能力要求也就不清不楚,对于医院和求职者而言,它们无法通过招聘内容所给定的信息判断出哪些人是医院需要的人和求职者是否适合医院的需要等等,这样彼此之间无法形成无缝对接,那么他们彼此就只能碰运气了。
从招聘中,笔者看到了什么呢?南丁肿瘤内部缺乏一套最基本的做事用人的管理制度或者说医院缺乏一套最基本的自我纠错机制(如果自我纠错机制存在的话,这样的错误就完全不可能出现,当然这绝对不是南丁肿瘤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引发的问题有哪些呢?公平、正义等等无法被贯彻、落实;医院的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处在不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医院无法给予员工稳定感、希望感,而导致认同上的不一致,从而抵消了医院的战斗力和崩解了凝聚力;员工在实际工作中仅仅是对工作过程负责,而不是对工作结果负责等等。
笔者将自己的判断以书信的形式邮寄给南丁肿瘤的负责人。不久创始人的汪健就邀请笔者去医院面谈,笔者再次重申自己对医院目前存在问题的看法,不过作为老板的汪健他认为笔者是空谈误国,而应该实干兴邦。笔者比较失望,接受科学严格训练的医生,居然看不到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医学研究中,其实也有科学之父泰勒思想的影子,每一道程序、步骤,都有规范的动作,而给予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少,甚至为零,这是为了让风险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看不到管理在医学上的应用,自然也就看不起或者看不懂管理,反映的是什么呢?缺乏举一反三的能力或者说缺乏想象力,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的话,南丁肿瘤不可能优秀。笔者这时候才清楚管理作为一门实践性特别强科学,在中国大陆企业中推广之难。
因为在这之前,笔者被湖北的媒体推出来,被湖北天立项目管理公司的某位负责人知晓,于是将笔者推荐给老板(这家企业是机会型企业,而不是文化制度型企业)。这家企业和南丁肿瘤一样,在经营的过程中,缺乏一套最基本的做事用人的管理制度或者自我纠错制度,在得到老板的认同下,笔者开始引入这套基本的管理制度,可是在没有破局和对原来的思维惯性与行为习惯进行彻底清理的前提下,贸然的建立一种新的格局和结构,这无疑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老板的摇摆,让自我纠错制度的推广寸步难行,笔者被动的离职。
有时候非常的无奈,明明知道企业它错了,而且也知道它错在哪,笔者就是无法说服企业,让老板或者决策阶层将企业带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这样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些非常有希望的企业沉沦、消失,这是非常无奈的事情,科学是用来敬畏与尊重的,而不是用来做牌坊的,而我们恰恰相反,或许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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