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乃至一九五○年六月的韓戰爆發，這將近五年的光陰，毋甯是台灣史上最能稱為「改朝換代」的新時代。島上一時多元並陳及其矛盾衝突，台灣呈現出一個文化概念上的沃土，並間接促成政治意識的啟蒙…
由徐堰鈴與樊光耀主演、陳世杰與王詞仰編劇、黃惟馨執導的《夏雪冬雷：淡水河殉情記》，真有其事，改編自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深夜於淡水河畔的、二十一歲女子的、一則奔流入海的殉情記。
「殉情」作為一種形容自殺行為的浪漫化詞彙──如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視自殺為戀愛時的巨大激情：「處在激烈地愛戀與自殺這兩種極端對立的情況中，自我已完全為客體所擊潰，儘管兩者的模式是如此截然不同。」──因情而殉之，是身後之人的觀看角度，往往簡化了該人與自身或與旁人相處時，幽微的、瞬息萬變的、心靈世界與外在世界的海市蜃樓。又或者說，為了不得不告別那可怕的混沌，只能將其死濃縮成一個詞彙，以「情」名之，以與君送別。
何其繁複。每次的自殺事件，都是一則心靈史，也是一則時代史。「淡水河殉情記」銘刻於一九五○年的台灣。從大歷史角度論之，這一年的台灣，被斷成截然不同的上下兩半，分界點是該年的六月二十五日，那是南北韓戰爭的開端日。在此分界點前的一月五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甫發表聲明：「美國政府不會走一條將導致它介入中國內戰的路。同理，美國政府也不會提供軍事援助或意見給台灣的中國部隊。」然而，韓戰爆發後，美國認為台灣在亞太地區有重大的戰略價值，遂一改先前對國民政府的消極態度，派遣美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以及第十三航空隊駐台，協助防止解放軍。
二次大戰結束後，從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乃至一九五○年六月的韓戰爆發，這將近五年的光陰，毋甯是台灣史上最能稱為「改朝換代」的新時代。暫且不談其經濟結構面的巨大影響（這五年，原本僅居住六百萬餘人的台灣，湧進了二百萬的外來人口），島上一時多元並陳及其矛盾衝突，蜂湧而至。如左翼╱資本、殖民╱解放、理想╱頓挫、北京話╱台灣話╱日語、古文╱白話文╱日文、西進文明╱中國傳統╱五四思潮╱本土傳統╱東洋文化等……戰後五年內的台灣呈現出一個文化概念上的沃土，並間接促成政治意識的啟蒙。如一九四八年的四六學潮、一九四九年楊逵發表了〈和平宣言〉，和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文毅在日本京都發表了台獨主張──這可謂「台灣獨立」的濫觴。
作為一個僅止於文化概念上的關鍵五年的多元沃土，竟未能在其地域展現「眾聲喧譁」（heteroglossia）之勢，其最大的因素當然是國民政府在台的種種統治行徑。這五年，也是國民黨在國共戰爭裡迅速耗竭、失勢、乃至退守台灣的五年。在杜魯門發表美國只願冷眼旁觀的聲明、毛澤東一再鳴起「血洗解放台灣」的戰鼓，國民黨眼看就要被斃命的時刻，韓戰在此時爆發，中共轉而投入解放南韓，蔣氏政權獲得美國支持，得以好整以暇地死守在台灣。自此，台灣進入一個類似於「再殖民體制」的全面威權統治。
這並非意味台灣在國民政府接收後的最初五年尚未進入威權政治（便是令人悲憤的例證），而是指：在改朝換代之初，台灣正值眾聲交會，本有機會成為眾聲之所，卻因政治的獨裁與壟斷，而逐漸成為一言之堂。種種醞釀且待成長的可能性，被當局者採粗暴手段予以禁止。發生於這五年的種種可能性，竟也在這五年之間，逐一被壓抑、被扼殺。
究竟有哪些逐一被壓抑、被扼殺？若以文學領域觀之，撇去由官方主導的文藝創作與外省作家寫的小說，這五年活躍於台灣文壇的，幾乎都是在二、三○年代受皇民化政策影響、嫻熟於日文書寫的本省籍作家，卻因國民政府的禁日文政策或政治迫害，也幾乎於這五年消失於文壇：呂赫若於後便停筆，改投入社會主義運動，傳聞一九五○年於鹿窟基地過世；龍瑛宗於一九四六年曾短暫參與《中華日報》日文版的編輯，但該年十月該版即告停刊，從此中斷文學生涯；楊逵於一九四七年曾被判死刑，獲釋後又於一九五一年被捕入獄，為期長達十年的監禁；葉石濤在後，仍積極發表近四十篇的小說與評論，但也於一九五一年被關了三年……
這是「逐漸付之闕如」的五年。思想，逐漸淪為政策宣導；文學，逐漸往官方文藝靠攏。如今回過頭檢視這時期的種種外在遺留，我們實在很難拼湊出這五年台灣底層人民的心靈世界：他們處在那樣多元交織的錯綜年代，究竟感受到了怎樣的情感？懷抱了什麼樣的夢想？這是一種「被壓抑的情意」（repressed feelings），該詞非意指該時代的人們，因政治因素而失去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七情六欲。而是指涉：在各種創作路徑皆成為政治機器的附庸；在各個文本間，人們的真實情感既無法隱、也無法顯。就如同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在共產黨主政下，長達近三十年的時光，幾乎沒有任何像樣的文學作品。老大哥總在那裡監視著一切，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提示，台灣並不是特例。
「被壓抑的情意」的另一層指涉，即是如同「淡水河殉情記」的本省人╱外省人之戀。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外省人成為本省人婚姻的選項之一，儘管其中有爛桃花、有欺騙、有不堪（呂赫若〈冬夜〉或吳濁流《無花果》，對此社會現狀有精采的描述），也不乏真心相愛而成婚者。然而，在過後，省籍情結逐漸高漲，本省人若與外省人相戀，因省籍對立而成為某種顯著的社會禁忌╱忌諱。一位本省女子愛上外省男子而後自殺的「淡水河殉情記」，其真實故事的峰迴路轉、曲折顛波，甚至驚動了當時的台大校長傅斯年投書呼籲（旅日作家陶晶孫以此為本，於事件當年寫成〈淡水河心中〉日文小說；該事件也曾被改編拍成電影）。一件看似單純不過的自殺案，引爆了當時輿論的大量討論，也讓國民政府見獵心喜，企圖以此作為「本省人不該仇視外省人」的活宣傳。這的確揭示了當時某種被壓抑的情感：真心相愛的兩人，卻因時代因素而被迫分離。
由陳達儒作詞、蘇桐編曲的〈青春悲喜曲〉，至今仍被江蕙、蔡琴等歌手多次翻唱，正是完成於一九五○年，歌詞末兩句似成真實事件女主角的心境註腳：「阮心內為哥無變愛到死，阮一生不知幸福也是悲。」然而，真實事件女主角為何而自殺？逼她赴死的心靈史究竟是什麼？已不可考。
不可考，意味有詮釋的空間。重新搬演此事件的《夏雪冬雷》，一步步合理地推演出該女（劇中名為淑綾，由徐堰鈴飾演）在死前的種種情緒轉折，將該事件放回戰後台灣的語境與脈絡，推導出一個與現有詮釋迥然不同的版本。
徐堰鈴的表演，重塑了一九五○年的她的死，豐厚且細膩。自殺作為一種明志、作為一種控訴，在徐堰鈴的詮釋下，《夏雪冬雷》淑綾的自殺成了一種不得不的積極性行動，猶如唯有死亡，才能告別她所屬╱不屬於的時代，才能證明自己所付出的是愛。在此劇中，淑綾的自殺，絕非「殉情」二字能輕易涵蓋。淑綾死於父權的壓抑、死於威權的壓抑、死於陽具中心的壓抑、死於血脈同源的欺騙與背叛，一如戰後的短短五年間，種種可能性皆因政權而被壓抑、皆被威權所扼殺的台灣──這何嘗不是該女當年決定赴死的可能原因之一！
從二○一七年回望一九五○年的台灣，且看徐堰鈴以其表演讓一位已失去話語權的女性得以浮出歷史，且看樊光耀陳述既為加害人又為被害人的自我譴責，且看陳世杰、王詞仰以劇本宣示國族豈可凌駕真愛，且看黃惟馨帶領觀眾重訪關鍵又陌生的老派年代。「共同迎向更燦爛的到來」──《夏雪冬雷》節目簡介終究是這樣樂觀宣示的。
《夏雪冬雷》將於12月29日、30日、31日演出地點：台北市城市舞台（台北市八德路三段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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