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全国两会期间,谭仲池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坦承自己作为一个市长和一名作家的“幸福观”。图/记者殷建军
多元化的社会也必然存在利益之争:养狗者与反对养狗者、农民工子女和城市人子女、摆摊的人和出行的人……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必然不可避免存在矛盾和纷争。
记者:谭市长,总理的报告针对教育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路,结合报告,您对于长沙市教育有了哪些新设想?
谭仲池:对教育问题,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科学的发展规划,特别是一些基础工作,如: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职业教育等,都需要从整体上来解决教育问题。也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教育才能成为民族振兴的基石。不是简单的说,有危房搞危房、教师不够搞教师队伍建设,这样是不行的!
谭仲池:职业教育是一个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最关键的一个因素。长沙市的职业教育是非常发达的,学生也供不应求。现在我们考虑是怎么样才能形成职业教育的良好循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也必然是一个职业教育发达的地方。
谭仲池:义务教育的实质问题是四个问题:使城乡的子女都能实现义务教育,不管贫穷还是富裕,都能够进学校读书。义务教育是国家拿钱,你去读书,自己拿钱去读书就不叫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读书更应该注重素质教育,让学生可以自由活泼地发展;各级政府要为义务教育创造必要的办学条件、办学设施;要有一批高素质、忠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我认为应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读书的目的首先是学会怎么做人。
记者:现在长沙市城区的部分中小学出现了班额拥挤现象,有的一个班达到了近百人,请问市政府有什么计划解决这一问题?
谭仲池:有的中小学出现拥挤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数量比较多而引起的。譬如:在近两年内,长沙市就容纳了4万多农民工的子女读书。
在决策中,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教室的容量和教师的不足,这是一个矛盾。但是两者权衡之下,我们首先要解决第一个矛盾,即确保这些农民工子女有书可读,然后才是去解决拥挤问题。长沙市也将尽快新建、扩建学校,增加教师。
谭仲池:这是一个误解。长沙市不是把名校搬迁到城外,而是利用名校的品牌,来扩充我们的学校,这种品牌的学校,对于学生的培育更有吸引力。原来城市内的老名校并没有搬走,而是继续在办。
记者:长沙市是国家授予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修建杜甫江阁,是不是有意让其在上百年后成为像“岳麓书院”那样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古建筑?
谭仲池:是这样的。长沙市是历史文化名城,但它真正留下来的古建筑本来就不是很多。但我不赞同是“文夕大火”烧掉了长沙市的历史建筑这个观点。
长沙市是一座文化积淀很深的城市,马王堆汉墓、走马楼的吴简等都表明这是一个出思想、出精神、出创造力、出文化艺术的地方。
今后,在城市建设中,一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遗迹、建筑物,与现代化的建筑相结合;二是要把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与发展现代文化相结合;三是在发展城市建筑中,打造标志性的建筑,打造与长沙市的自然山水和历史内涵相结合的景观。
说穿了,就是使长沙市这座城市的特点和特色不同于一般城市,走出千城一面这样一个困惑,打造自己的城市特色,创造自己的城市形象。总结成为一句话:就是要让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个性。
记者:近几天,上海市、重庆市等城市纷纷宣布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请问,长沙市政府对马路摊点的态度是什么?
谭仲池:首先是要规范马路摊点的摆设,对一些重点的主次干道和一些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就要尽量的规范或者限制这些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工作、出行和城市环境的摊点,但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可以有序地设一些点,可以方便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同时,也能够帮助一部分下岗职工和就业困难人员解决就业问题。我认为这也是必要的。
记者:从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到马路摆摊设点、再到禁摩、设立单行线,作为政府,总在不同的利益中取舍,您的观点是什么?
谭仲池: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应该辩证的思考,而不应该简单地偏重某个方面。比如禁摩的问题,你不禁止,摩托车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你禁,确实有的市民需要摩托车方便出行。又比如摆摊、有的人说,摆个摊子能够解决一家人的生计,有的人又说,摆摊会影响交通、市容。这就是一个矛盾。解决类似问题时,只能从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记者:2000年,长沙市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5.41亿元。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接近180亿元。你面对这两个不同的财政收入数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谭仲池: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地方财政收入只有35亿元的时候,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吃饭”,也就是如何确保工资的发放、部门的日程运转这些事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吃饭财政”。
到了今年,我脑袋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今年新增的财力如何用更大的比重来增加投入民生建设。所以,今年我们做出了落实“四个全面”(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两费”、全面实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全面实行城乡医疗保障、全面消除城镇零就业家庭)的决定。
这“四个全面”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其中“全面免除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书本费”这项决定,就需要增加将近1.8亿元的财政支出。
记者:去年,长沙市一单位31人出国费用用掉了57万元。随后,长沙市要求每个公务员节约3000元。请问,长沙市公务员的消费中真的能够压缩出这么多钱吗?这些节约的钱投入到哪些方面?
谭仲池:这些年来,我要求行政办公经费一直都是零增长。大部分单位都做到了,但是有少数单位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些单位不能从严要求、勤俭节约。针对这些现象,我们提出来,今年每个公务员平均要节约3000元办公经费。
这样,要对那些铺张浪费的单位,加大管理力度。如果今年再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是肯定要追求责任的。严重的,要对相关领导追究责任。
谭仲池:我从小就喜欢写作,读初中的时候就发表了文章。到现在,已经是40多年了。我把写作当作一种学习,当作一种调节。
同时,写作能够净化我的灵魂。因为你写书给别人看,是表达你的思想和品格,你的思想不深刻、品格不高尚,那么你写的书就是假的,骗人的。
我写书,曾经很多人误解过,说你当县长、专员、市长,这么忙还有什么时间写书啊?是不是在公务时间写书去了?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看看,每天日理万机,但是留下了那么多的著作、诗词。关键是贵在坚持。每天写一个小时,一年就300多个小时,10年就3000多个小时,我40多年了,多少个小时啊!写书就是靠日积月累,成为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才写了这么多文字。
谭仲池:写作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还要说一句感谢的话,写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困惑的时候、苦闷的时候、甚至有某种委屈的时候,读书、写书是我一个无言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对话。常言说,开卷有益。对此我深有体会。
谭仲池:看书、写书是在跟别人对话,也是在跟自己对话,更是在跟自己最知心的朋友对话。
谭仲池:对于职业的选择。我首先开始爱好的写作,但是后来,走到了今天的岗位上来。既然组织安排我做这个工作,我当然要把现在的工作做好,如果有一天我不当这个市长了,我当然继续选择我的写作。我这个人没有别的奢望,我只要能读书写书就非常好了。
记者:谭市长,在一些会议上,有时候您讲话很有感情,并时不时会公开批评人。这在我们看来,充分体现了您的文人性格。也有人认为,这种性格的人不适做官,您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性格?
谭仲池:是的!我也明白这些人的意思,但我只能这样选择。既然我当了市长,我只能选择为老百姓去办事情,不能选择别的。如果我选择做老好人,该管的不管,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市长,我就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我觉得,做市长不管人家怎么评价我,不管以后别人怎么给我打分,只要我是问心无愧的在做这个事情,心里就踏实。
记者:作为一个市长,您的最大幸福是什么?同时,您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又是什么?
谭仲池:作为一个市长最大的幸福和出发点,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和同志们一道,能够为老百姓多做点事情。因为老百姓对我们是寄予希望的,不能让他们太失望了。作家的幸福,是把我要表达的观点、感情和渴望表达出来。
记者:作为一个市长,您有孤独的时候吗?市长和作家,这两种职业的切换是否能让你找到一种平衡?
谭仲池:一个从政者的孤独,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市长,有时候我会感觉到很孤独。对于一个从政者来说,当你需要对某些问题作深层次思考的时候,他会感到孤独;或者当某些问题别人不理解,他也是孤独的;或者自己有某种压力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了,但自己觉得作深层次思考的时候也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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