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学吴、仿吴者多矣，能得其神髓者实寡。非功力不逮，难在‘书房底蕴，，出手便俗。”
“现在书画界最大的问题，便是文化的缺少。‘士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书画艺术同样如此。”
今年上海夏天的气温屡创历史新高。海上著名老画家、吴湖帆再传弟子郑伯萍给我来电话，说最近抽空将范敬宜生前与他往来的书札全部整理完毕，问我是否有兴趣完整地看一遍。
范敬宜曾经做过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学贯中西，是中国新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和大才子。他与郑伯萍非亲非故，也不操同一职业，年龄更是相差11岁。他们是如何产生交集的?
我在文汇报曾兼编过一个叫“鉴藏”的专刊。2009年11月下旬，我收到范敬宜的亲笔来信，信中还夹有一张他的名片。范敬宜在信中表示“我很喜欢读你们的鉴藏专刊”，并特别提到他看到11月13日的“鉴藏”专刊刊登的郑伯萍先生“清丽雅逸的吴(湖帆)派山水”作品，感到“真是久违了”。范敬宜说他离开上海“已经将近六十年，对上海当今画坛已不熟悉，对郑伯萍的名字还是初闻”，对郑伯萍先生的画作颇多称誉。范敬宜认为“鉴藏”刊登的著名评论家江宏先生撰写的介绍郑伯萍绘画艺术的评论《敢违“祖训”的山水画名家郑伯萍》“公允精当”。不过，他也对江文的一些观点写下了近千字的商榷意见，并表示是“一孔之见，仅供参考，如果你们认为有点参考价值，可转郑伯萍、江宏两位先生。”范敬宜的商榷意见，观点独到，行文严密，见识内行，补充了一段如今鲜为人知的有关海派大家吴湖帆的珍贵翔实的史料，展现了他对海派绘画历史、传统透彻的了解和深厚的学养，俨然是一篇简短出色的随笔式画论。
经商议，报社准备在“鉴藏”专刊刊发范敬宜这封来信。为慎重起见，刊发前我特意与范敬宜先生通了电话。范敬宜先生非常热情，电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兴味盎然地详细询问了当下海上画坛和郑伯萍的情况，也简单介绍了他是如何与海派书画和吴湖帆结缘的。
2009年12月11日的“鉴藏”专刊在头条刊发了范敬宜先生的来信，并加了一个《也谈吴湖帆用纸》的题目。来信的发表引起了各方很好的反应。一些不熟悉范敬宜先生的书画界人士，竟以为文汇报“鉴藏”专刊又发展了一位高水平的书画评论作者，还建议“以后可以让这位范先生多写写，文章很有看头”。之后，我又与范敬宜先生通过几次电话，并向他约稿，并按他的嘱咐选了上海中国画院所编的《春华秋实》等若干画册给他寄去，他也将他曾发表过的有关书画的文章寄我。我这才第一次对范敬宜先生的书画创作脉络有所了解。
范敬宜15岁即入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后又以优异成绩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著名散文家梁衡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范敬宜“论学问是中西合璧，论经历是七上八下，论意志和信念可谓九死而不悔”，并认为范敬宜的才学堪比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学者邓拓。
范敬宜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家学渊源。祖父是吴中名士，父亲曾就读于南洋公学、毕业于上海交大，抗战初期英年早逝。其外祖父是留学日本、著名的苏州草桥中学(今苏州市第一中学)创办人蔡云笙，历史学家顾颉刚、文学家叶圣陶、名画家吴湖帆都是草桥中学第一期的学生。蔡云笙本人在苏州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和书法家。范敬宜母亲蔡佩秋曾师从章太炎、吴梅、龙榆生，工诗词，擅音律，丧偶后独立自强，教书育子。
据范敬宜先生介绍，他自幼多病，直到十三岁还不能正常上学。母亲担心范敬宜虚度一生，亲自为范敬宜传授中国传统经典，曾留学美国的姑母则当了他的英文老师，教给他西方文化的概要。此外，母亲还劝他拜师学画，并延请上海著名画家樊伯炎先生为其启蒙。樊伯炎先生的先人樊少云，是吴门画派传人，与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并称“吴门四杰”。樊伯炎多才多艺，不仅雅擅丹青，而且精于音律，昆曲、琵琶、古琴、箫笛无不当行出色，同时还是古书画鉴定的行家。在他的熏陶下，范敬宜在山水画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范敬宜17岁时在学校的一次书画比赛中夺得第一，已故著名画家、曾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的王个簃先生看了范敬宜的作品，说:“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
范敬宜少年时代还显露了擅长古典诗词的天赋。13岁时为清末名画家张子祥山水画题诗两首:“深岩沉壑倚长流，满谷松风堪久留。山瀑时同清咏起，单衣宁觉已新秋?”“罢钓归来宿雨收，一溪绿水泛轻舟。诗情只在斜阳里，莫向云山深处求。”诗情画意融合得天衣无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名师云集，范敬宜入学后进步神速，诗、词、曲无所不擅。范敬宜的书法自幼即得自外祖父蔡晋镛的亲授，加上丰厚的学养，充满书卷之气。
范敬宜当年无锡国专的学长，长他9岁的冯其庸教授曾在《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一文中说范敬宜，“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
范敬宜本人在绘画上，“最为佩服吴湖帆”，认为吴湖帆以“书、画、诗、词驰誉”，不愧海上画坛“祭酒”。他曾经还专门写过两篇散文《大师与小卒》、《艺坛勿忘吴湖帆》，记叙了他当年与吴湖帆的交往，呼吁应该全面认识吴湖帆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价值。
范敬宜先生当年是吴湖帆家的常客。学校书画举行义卖筹款活动，别人不敢去找吴湖帆，他自告奋勇去找吴湖帆，吴湖帆一口答应。他课余还经常去吴湖帆的梅景书屋求教，那里几乎天天高朋满座，吴湖帆一边挥毫点染，一边谈笑风声，范敬宜在旁边耳濡目染，受益匪浅。有次，他把自己临摹的民初大画家陆廉夫(恢)的一本山水册页装裱好后拿去给吴湖帆看，希望求得吴湖帆的指点。由于没有落款，吴湖帆看了一眼就说:“唔，这是陆廉夫年轻时画的。”范敬宜闻言就开玩笑地对吴湖帆说:“那就请太先生给题个签吧”。吴湖帆欣然挥笔在封面标签上题写了“廉夫画册”四个大字。范敬宜见状急忙说是自己临的，吴湖帆大为惊讶，但吴湖帆脑子转得快，略一迟疑，即在“廉夫画册”四个大字左边添写一行“敬宜范世兄临本属吴湖帆题签”。范敬宜曾向吴湖帆请教临摹之道，吴说:“临摹要取法乎上，最好能从宋元名家的真迹入手。”并随即打开画箱，取出一件装裱极精的画轴，打开一看竟然是元代名画家盛子昭(懋)的绢本设色山水。吴说:“这幅画笔墨变化很多，借给你去临摹吧！留心揣摩，一定能大有长进。”范敬宜后来在文章中说，吴湖帆竟然“把这样的珍贵文物借给一个相识不久的年轻人，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令他感动不已。他将这件元人名迹临摹了数遍，直至解放后才奉还吴湖帆。
所以，当范敬宜事隔多年在文汇报上看到郑伯萍先生正宗的吴(湖帆)派山水，心里自然格外高兴，在情感上也颇觉亲近，也由此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与郑伯萍共同书写了一段艺坛佳话。
我按范敬宜先生的嘱托，将他的来信复印给了郑伯萍先生。郑伯萍先生看了范敬宜先生的信，颇为范敬宜先生的学养、见识和平实谦和的态度所折服，并自谦地表示范敬宜先生对他作品的称赞是“过誉了”。
郑伯萍先生原本在同济大学学习数学，毕业后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数学教师。但他幼年即嗜丹青，早年拜著名国画家凌虚为师，后“余事”成家，长期在上海大学文学院艺术教研中心任教，教授中国绘画。他的山水画师从俞子才，源出吴湖帆。吴湖帆以其过人的艺术敏悟补了中国画用色单调之短。对吴湖帆浓艳而清透，亮丽而不失雅逸的设色格法，郑伯萍颇有领悟，深得吴氏艺术精髓，同时又能在继承之中，颇有发展，成为海上吴(湖帆)派山水的优秀传人。郑伯萍也酷爱中国古典文学，从小即受先秦古文、唐宋诗词的熏陶，追慕吴湖帆先生“书、画、诗、词”合而为一的风范。
郑伯萍先生很快联系上了范敬宜先生，或电话长谈或书信往来，彼此都相见恨晚。郑伯萍先生给范敬宜先生寄去自己的画册，范敬宜先生也还赠以《范敬宜诗书画》集。
范敬宜先生在2010年给郑伯萍先生的信中说，“古人有言:‘人之相交，有白发如新，有倾盖如故。’我想，我们的相交，可以说是‘未见如故’。是艺术思想上的相通，使我们成为精神上的莫逆之交，这使人不能相信，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缘分’”。范敬宜先生在信中感慨，“艺术上的认同，是我们之间的媒介。我二十岁从上海到东北，五十三岁调到北京，没有结识过一个画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国画，这使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当听说郑伯萍先生准备春夏季节到北京时，范敬宜先生很是兴奋，在信中说:“我当然是高兴的......张立行先生也是我未曾谋面的‘神交’，如果他能与您同行，那就更好了”。
当年3月初，郑伯萍先生偕儿子、学生到北京看望范敬宜先生，我因为报社正好有事，遗憾未能同行。郑伯萍先生回上海后，范敬宜先生于3月19日又给郑伯萍先生写来一封长信，表示在北京彼此“畅谈半日，快慰平生。只惜时间太短，总觉言未尽意，尚有遗憾。……无论是对人生、对艺术、对世情社情，都有那么多共识，在当今之世，可谓难得的知音。但愿这种友谊，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历久弥新。”
范敬宜先生在信中告诉郑伯萍先生，“我们能够如此默契，主要是对中国书画艺术，特别是对吴湖帆前辈的钦慕和追求。所不同的是，我与吴大师相识的时间太短，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而您有幸得吴门弟子俞子才先生的亲炙，加上数十年不懈的勤奋和深悟，进入了许多艺术家不易进入之境。这不能不归因于您丰富的学养。而这种学养在丹青笔墨上的突出表现为‘雅’和‘静’。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画家孜孜追求的美学境界。然而真正进入这个境界的为数不多。倪云林是其中的翘楚，可是过于萧索，能得其神韵者太少。‘四王’也崇倪仿倪，但或失之‘闷’，或失之‘熟’。明清以降，能真正达到‘雅’而美之境者，首推湖帆。近百年来，学吴、仿吴者多矣，能得其神髓者实寡。非功力不逮，难在缺失‘书房底蕴’，出手便俗。尊作的魅力，全在于舒卷即有书卷气扑面而来，如饮醍醐，根源便在‘文化’二字上。而现在书画界最大的问题，便是文化的缺少。‘士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书画艺术同样如此。”
今天细想范敬宜先生信中这些话，绝非针对郑伯萍先生一人所言，而是切中当下中国书画界传统文化缺失的时弊，展现了范敬宜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之情。
郑伯萍先生告诉我，范敬宜先生还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了一个小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范敬宜先生随中国新闻界代表团访问日本，曾去一位日本教授家作客。教授家庭院不大，但十分清雅，几间瓦舍，掩映在老树修竹、疏篱曲径之中，如入唐人诗境。该教授问范敬宜先生感觉如何，他脱口说了一句“真雅”。不料这位教授大为吃惊说:“中国人也懂雅?”范敬宜说:“当然懂，而且中国审美的最高境界就是雅。您这里的意境，在唐诗里都能找到。”教授立刻改变了傲慢之态，赶紧请他们入室品茗“清谈”。当时，范敬宜先生的内心十分感慨。进入教授的书房以后，范敬宜先生见案头有纸张笔墨，便随手画了一张庭院简图，令这位日本教授大吃一惊。范敬宜先生开玩笑说，算是“当时出了一口鸟气”。此图范敬宜先生一直保存着。后专门复印一份，寄给郑伯萍先生以作纪念。
遗憾的是，范、郑这段难得的交往也因2010年11月范敬宜先生的去世戛然而止。其实，范、郑真正有交集也不过短短数月而已，但从他们频繁往来的信件和电话看，彼此是如此的声气相投。除了价值观、艺术观默契一致，我想还与他们相仿的书画创作经历有关。范敬宜先生在大学学的是国学和新闻，郑伯萍先生在同济大学读的是数学。书画创作对他们来说本来都是“余事”。范敬宜先生解放后参加了党的新闻工作，书画创作真成了他的业余爱好。而郑伯萍先生却在人生兜兜转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后终在盛年之际将书画创作的“余事”变成了自己的专业，圆了自己的艺术梦。范敬宜先生对郑伯萍先生的“幸运”是颇为羡慕的。范敬宜先生曾经在《范敬宜诗书画》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的改变，我在诗、书、画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成就。”不过，范敬宜先生对他的人生选择从不后悔。书画创作对他的新闻工作也颇多助益。他曾经表示，“‘物艺相通’，诗、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经常在我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给我以灵感，给我以启发，其中的妙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
范敬宜与郑伯萍的交往佳话，也正应了晋傅玄的“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这十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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