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臭烘烘的成年人

选择字号：超大标准 dzgoadmin 发布于2018-02-14 属于心情短语栏目 0个评论 109人浏览

　　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虽然满身荣誉，可以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地位最高的美国诗人，阿什贝利依然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约翰·阿什贝利7月28日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岁生日。在美国战后出现的诗人里，阿什贝利的名气最大，他在1975年发表的《凸面镜中的自画像》，在中国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首“后现代主义诗歌”。诗很长，摘引开头如下（莱明译）：

　　这里面提到的瓦萨里算是大名鼎鼎，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美术史家，给米开朗基罗等人写过传记；他的前辈同胞弗朗切斯科·帕米贾尼诺就鲜为人知了。阿什贝利在瓦萨里的书中读到帕米贾尼诺，获得灵感，写下了这首诗，他说，帕米贾尼诺在凸面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着手“以伟大的艺术复制”——画下来。他画下了自己被凸面镜变形后的样子，而那凸面镜又继续反射这一画像，继续变形……

　　译文比原文冗赘许多，读来不太舒服，但阿什贝利非常难译。这首诗把帕米贾尼诺和他自己联系在了一起，以自画像为引，表达的意思是，艺术家从一开始就在背离自己的真实形象，他画出的自己是扭曲的，变形的，混合了真实与虚构。不过，这种混合本身并不是有意为之，正如人只是想当然地相信镜中的自己是真实的自己，而事实并非如此。阿什贝利说，艺术家从个人的人生体验出发来创作出偏离真实人生的作品，但这作品却属于艺术：每个艺术家，都是从对自己的一层层的扭曲、变形中来重新发现自己的，而观众、读者也必须从扭曲后的“自画像”里来认识艺术家。

　　阿什贝利的诗以隐晦、曲折、朦胧著称，但理解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这一意象的含义，就掌握了理解阿什贝利的钥匙。他8岁写出了第一首诗，从哈佛大学附属的哈佛学院毕业后，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我费了一番工夫，把他21岁时写下的一首短诗《一些树》翻译如下，至少折损了原作三分之一的味道，但意思还是可以看清的：

　　沉默的两棵树，在一个冬日的早晨“偶然地安排”了彼此的相遇。语言本该用来袒露自己，但是“我们的岁月”的语言是在保护它们自己，不让外人靠近，我们的沉默里已经充满了喧嚣，我们的画布上是微笑在合唱。这是一首爱情诗，但少年最初的爱情被语句完全变形，甚至表达本身即隐藏，让读者不敢轻易地断定自己看到了作者的形象。通过这种方式，阿什贝利展示了他的美学立场。

　　他爱上的是一个男孩。他早早地发现了自己的性秘密，并为之焦虑不安。他从13岁起写日记，写了四年，其中都是一些隐晦的、闪烁的语言断片，即使如此，他还是怀疑母亲偷看了日记本，后来就不写了。这些语言断片，差不多就是阿什贝利为自己后来的创作积累的基本材料了。

　　除了发现自己不足为外人道的爱情外，阿什贝利生命中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亲弟弟理查德的病逝，理查德比他更受父母宠爱，但不到10岁就夭折了。阿什贝利是突然得到噩耗的，之前父母瞒着弟弟的病情，不让他知道。尽管兄弟俩并没有多么亲密，但是在那之后，阿什贝利越发相信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生苦短，保持伤感，在2000年发表的《我的生命史》一诗中有这么几句话：

　　最后一句的原文是“There was me: A stinking adult”。“stinking”一词表露了他对成长的厌烦和无奈。成长是个不可逆的过程，而弟弟之死，则把阿什贝利推入了加速成年的轨道之中。阿什贝利一向对批评家从其作品中解读他的个人经历的做法不以为然，不过在他比较晚的作品里，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事情、那些悸动、恐惧、伤感，都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出来。

　　他经历的一些往事颇有戏剧性。在大学里，他有个宿舍室友，自己写诗却没什么才华，就把阿什贝利的几首诗署了假名，和自己的诗混在一起投给诗刊。刚巧不久后，阿什贝利自己也把一批诗投给那家杂志，得到的回信中只有一个词：“Sorry”。半年后，他在那本刊上读到了两首署了假名的自己的诗，这才知道杂志编辑认定他是个抄袭党。不过，生性温和的阿什贝利后来仍然和那个同学是好朋友。

　　他的早期诗歌不仅隐晦，还非常重口味，“臭烘烘”、“放屁”这种词眼他都不避讳写出来。1950年代，他和奥哈拉等纽约诗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后来被称为“纽约诗派”，当时早已移居美国的英籍大诗人W. H. 奥登读了《一些树》后心情很复杂，不过还是喜欢作者的才华，将阿什贝利定为1955年的耶鲁年轻诗人奖得主。

　　哈佛毕业后，他曾多次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而未果，但后来，一位原定的得主因故放弃，奖金幸运地落到他的头上，让他得以去法国呆了十年，在那里，他一面做艺术批评，一面打磨完成了自己的诗艺和独特的诗风。他喜欢写云，写风暴，写海浪，这些都是凡人不可掌控、不可抵御的自然力，如果你能读懂阿什贝利，就会认识到，这个很早就决定做艺术家，很早就在美国和欧洲的先锋艺术圈、文学圈里出名的人，一直忘不了身为凡人的种种伤感。

　　1972年他在一篇谈论先锋艺术的随笔中说：“艺术家最该关心的，就是创作让批评家根本无法谈论的作品。”可是他并不是隐居的人，五六十年来，文学爱好者早就从他出版的书、参加的活动、接受的访谈、发表的演讲中熟悉了他的形象，这是一个被其作品改变了形状的形象，却跟他真实的样子融为一体，就好比人们一说起梵高的形象，肯定不会想到梵高的照片，而想到那些明显“失真”的、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触的自画像一样。

　　在美国，阿什贝利已经获得了他所能得到的所有大奖，《凸面镜中的自画像》一出版就连夺三奖：普利策诗歌奖、国家图书奖以及首届国家图书批评奖。严肃文学作品若能进入大众话题，一多半得通过评奖这种俗套的形式，别无选择。正是在1976年后，阿什贝利才算走出 “纽约诗派”这个先锋文学的同人小圈子，成为一个广义上的“文学家”，但一直写到年近七旬，阿什贝利仍在大学教书：靠写诗能养活自己的诗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绝对罕见。

　　虽然满身荣誉，可以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地位最高的美国诗人，阿什贝利依然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的诗论，他受访时说的话，都带有他写诗的那种腔调，基本不会直抒胸臆，而是字斟句酌，有时重复地用近义词表达一个意思，显得一直在掩盖什么，人们完全有理由像《水浒传》里鲁智深吐槽李忠那样，说一句“也是个不爽利的人。”保罗·奥斯特称赞阿什贝利的诗句能够透析种种日常，“完整地说出我们意识中那些朦胧暧昧的区域”，而不喜欢他的诗的人，则说他的诗由于太过朦胧暧昧，所以虽然说了很多，却等于什么都没有讲。在一次受访中，阿什贝利解释说，他自己读着自己写的东西，也觉得很困惑，“这种困惑总能迷住我，但同时，惹恼了那些总是被我的作品所惹恼的批评家，我觉得有些窘迫，有些不安。我让他们懊丧不已，我得为此道歉。”这种貌似谦逊实则怪腔怪调的道歉，哪个批评家会当回事？

　　河北有一位诗人陈超，后来还当了河北作协副主席，因个人生活困顿，三年前不幸跳楼自杀。我手头有一本陈超编选的《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其中选了阿什贝利的三首诗，其中一首《一个女孩的想法》，陈超误认为是阿什贝利写自己的女儿的，事实上，阿什贝利基本不写那种常规的亲情，他一直就是同性恋，和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长期伴侣大卫·柯玛尼生活在一起。他九十岁了，将来会有一天，人们可以读到由柯玛尼编选的约翰·阿什贝利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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