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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40多岁名叫孙家禄的儒雅商人，正兴致勃勃而又肃慎万分地在小镇上徙倚，忍不住慨叹。此时的他，瘦削，神色微愕。
小镇，只有一条穿心而过的马路，面积并不大。他数了数，理发店也只有三四家；但小镇的蕃昌程度，还是让他一惊：“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他想着想着，不禁冁然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这地方“总该算是前五名中间的一个。”
这名商人呢，昂昂自若，什么生意也没做。第三天，就悄悄离开了这片“走私商人的乐土”，赶往韶关去了。也或许，他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这是1942年元宵节当天。同一时期或前或后抵达老隆的，还有以下人士：何香凝、柳亚子、李伯球、陈汝棠、邓文钊、邹韬奋、张铁生、张友渔、胡绳、蔡楚生、乔冠华、廖沫沙、胡风、梁漱溟、丁聪、陈策一共300多位。这些名字，掞藻飞声。每一个都与中国现代文化史辅车相依，休戚是同。
2232年前，年轻的赵佗就到过这里。他随秦始皇平定岭南的千军万马而来。立老隆寨顶，极目四望，远山如兽，近水若厉依山阻河，易守难攻啊。老隆，遂成南海郡龙川令赵佗的防御要塞。赵佗，亦被誉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震惊中外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业业矜矜，依然选择了“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的老隆作中转站。前不久，小镇上的“福建会馆”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评上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国家对一个小镇的极大弘彰和文化礼赞。
但凡称得上“大营救”，必是惊心动魄，慨当以慷。那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恨未书生添两翼，竟留虎口困降城”。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周恩来就分别发出特急电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等迅速应变，不惜代价抢救出困留在港的文化精英，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然，苍天有泪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此时已被日军控制，从惠州向大后方转移，只能先走水路。
先走水路，再转陆路，老隆当然是中转的不二选择。其一，它地处交通要冲。作为东江航道的终点，由此乘汽车，往西可达韶关，经湖南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南、苏北。其二，这里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彭湃曾以此为根据地，大力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8月，他还在这里同陈炯明谈判，营救出农会干部。
其实，茅盾在老隆街头闲步之时，一位身形矮小、穿着唐装的“客人”正在老隆的“福建会馆”里劳心苦思。
这位“客人”叫连贯，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和、张文彬等负责此次大营救。福建会馆，是其住处，也是联络、调度的大本营。
福建会馆，丹楹刻桷，画栋飞甍。它始建于清末，三进院落式布局，宽15米，深38米，有夸张的层高。附近的三间商行“义孚行”、“香港汽车材料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办事处，都是秘密联络站。特别是“侨兴行”，与朝野官员、城乡士绅建立了一张不错的“关系网”，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这为疏散护送提供了极大便利。
话说回来，这些便利也只能算作助力与安慰，营救终究还是抱虎枕蛟、兵在其颈的事。老隆镇内军警密布，关卡林立，特务常出没于茶楼、酒肆、旅馆间，缉捕得紧就是出了镇，一路也是重重检查，谈何容易啊。
因了这凶险，文化名人到老隆后不能久留，多数人住上一两晚，即乘商行安排的车前往韶关或闽西南。像张友渔，从惠阳坐船到老隆后，立即坐上连贯所雇贩私盐的汽车，急匆匆朝韶关赶。中途，听说前边查私盐查得紧，盐贩子不敢走了，又折回老隆。呆了一些时侯，确信无大碍了，汽车才又开出去。
也有少数特殊的、影响大的文化名人，会先安排在周边隐蔽下来，待时而动。比如，柳亚子、邹韬奋等人。
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到老隆后，遇到了“顶子”（注：麻烦）。地下组织临时撤退，无法按时交接。几天后，通知先送到兴宁避一避。不意，途中又遇查房，交通员因为登记的年龄与答问的不符，被警察带走到兴宁后，柳亚子父女被安排在下石马村张华灵、陈宛聪家隐蔽了半个月。“每天三餐粥饭，都由她（注：陈宛聪）送来不算数，还要请我们喝酒，差不多天天有酒喝。此外，连我们的洗澡水和粪桶，都是她和华灵二人亲自料理的”“我觉得是离开香港以后最大的愉快，有些乐不思蜀起来”。临别，柳亚子留赠张华灵夫妇诗一首，以颂高谊：
营救邹韬奋，更不啻于一部惊险小说。当时密令特务机关严查邹的行踪，并下达了“一经发现，就地惩办”的指令。发引千钧，周恩来电示：“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邹韬奋遂被化名为“侨兴行”大股东“李尚清”，由老隆送到本行经理陈炳传老家梅县江头村“养病”。这一隐蔽，就是近半年，期间种种险厄，已难尽述。临别，邹韬奋撮录鲁迅先生一段话赠当地同志：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日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启程。为周全起见，邹韬奋戴礼帽，着银色唐装，乔装成回上海休养的商人模样。三名交通员分乘两辆“侨兴行”货车随行护送去韶关：一人充当邹韬奋的伙计，同他并排坐在驾驶室应付沿途检查；一人坐在车厢里，装作萍水相逢的同路人，应付意外；另一人坐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内，以便有情况即时向组织汇报
行险侥幸到了大后方，茅盾感佩交并，写了散文集《脱险杂记》以资追怀。对这场大营救，他给了极高的评价“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
四十多年后，作家廖沫沙回首这段经历，还不禁感慨：“这不但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的功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严峻、艰巨的大撤退。”
梁漱溟脱险后，给儿子写了封公开信。信中说：我是注定不会死的。因为我要死了，中国的文化就会中断，“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所以，这次大难当头，到处都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帮助我，使我化险为夷，这是天意。
无论梁漱溟的“天意说”是否切当，但中国对文化人的关爱、珍视是确信无疑的。在营救过程中，周恩来复电强调，“以后凡疏散问题与电复直发给我，以免延误时间。”“到东江二百余文化人统战干部，除已电告之十余人外，其余是些什么人，请分别电告。”营救组织者叮嘱一批又一批鹤立企伫的文化人：“不要带钢笔、书籍，以免暴露知识分子的身分”“不要用北方口语讲话”“要以回乡为名结伴而行”殷殷情，切切意，感人肺腑。要知道，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全面执政，仅仅是偏居一隅啊。
具体负责此次大营救的、乔冠华、连贯等人，更是履险蹈危、奋不顾身。1942年5月，为营救文化人脱险而被捕。在狱中，他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
连贯呢？也令人闻之动容。他考虑重担在肩恐难顾及家人，遂让妻子携三个幼儿从香港逃难。一路上，母子四人先是遭日军飞机轰炸，后又遇强盗抢劫绝望中，他的妻子发现隔壁旅馆住了一群看着有些面熟的人，遂表明身份请求带上一起回老隆。当时，邹韬奋等人十分惊讶：“我们从香港一出来就有人护送，一路上都有人安排，而作为连贯的家属，怎么会沦落到跟难民一起逃难呢？”
旧时的街衢，依稀可辨；今日的楼台，勃勃有生气。错落中，历史的烟云蔼然升腾，浩瀚无际，舒卷不息
我想起同志1942年所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我想起习总书记在新时代的深刻论述：“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必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
我想起很多，很多。甚至，我想起了罗伯特的诗：“丛林迷人幽暗深远，可我早已许下诺言，路迢途远岂敢酣眠”
（作者李宜航系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羊城晚报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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