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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6月27日消息（郭晶 罗国金 记者纪梦楠 徐凯悦） 姜泗长、牟善初、黄志强、卢世璧、盛志勇、苏鸿熙、周继林、叶惠方、陈菊梅、冯理达、华益慰……在解放军总医院院史馆里，有这样一些名字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他们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是忠诚于党、报效国家的杰出典范；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名医大师，是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奠基者、扛鼎人；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挚爱的医学事业，铸就了不朽的杏林传奇；他们是强军兴院征程中的时代旗帜，谱写了员、人民军医铁心向党的忠诚华章。
6月26日下午，一场以“忠诚的力量”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在解放军总医院隆重举行。26名医务工作者融合视频、表演、讲述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舞台剧，深情讲述总医院11位名医大家忠诚向党、担当奉献的先进事迹。
姜泗长，我国现代耳鼻咽喉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让更多聋人听见伟大时代的声音”，被誉为“打开内耳禁区的人”。
1984年，姜泗长主动推荐年仅48岁的杨伟炎接替他担任科主任。由于杨伟炎当时比各科室的主任都年轻得多，姜泗长让贤的消息一传出，大家议论纷纷。
而此时，姜老却对杨伟炎说：“常言道举贤不避亲。并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我才推荐你。医院的未来属于年轻人。别再有顾虑了，放手干吧！”
事业、责任犹如姜老给杨伟炎注射的一剂强心剂。这位医院当时最年轻的科主任，不负老师重托，短短几年，就把科室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医院首个国家重点学科。
为了让更多的杨伟炎式的年轻有为者担当重任，早日成才，姜老又一次作出惊人之举。让贤5年后的一个傍晚，他敲开了医院梁国章政委的家门，提出“设擂求贤”的建议。
院党委采纳了姜老的意见，采取公开答辩打擂台的办法使32名佼佼者破格晋升、脱颖而出，一大批中青年骨干担任了科主任和学科带头人。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一系列科研成果竞相问世，一大批学科蓬勃发展。
牟善初是我国著名心脏病学家、内科学专家、老年医学的重要奠基人；他曾担任、、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组组长，被誉为忠诚的保健卫士。
一位开国元勋因患急性肺炎，大剂量使用抗菌素后，出现严重腹泻，病情危重。当时，会诊专家组集中了全国40余位专家，由牟善初主持救治。
专家们各抒己见，见解各有道理，意见却大相径庭。救治方案一度陷入两难境地。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不少专家反对。停用抗生素导致肺炎恶化，风险谁敢承担？
“救命要紧，这个险必须得冒！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就这么定了！”牟老毫不犹豫。
一句就这么定了，蕴含了牟善初厚重的医学底蕴，一句就这么定了，体现了牟善初大医的责任担当。
后续治疗中，新的问题不断出现，牟老一次次“拍板”，患者也一次次转危为安。
在保健任务中，每一个小小的决定，都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牟老的每一次“拍板”，除了技术和经验上的底气，更多的是他把患者的生命摆在了个人得失前面。
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先生这样评价牟善初：“医德第一、医术精深、口碑载道、举世崇敬”！
2005年12月，怀孕38周的史思敏，被诊断为坏死性胰腺炎，转入医院重症监护室时已陷入昏迷。患上这种病，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辗转了十几家大医院，患者家属找到了黄志强。“黄主任，救救思敏吧！大家都说，找到您也许还有希望。”
接下这个病人，已经83岁的黄老亲自披挂上阵，带领治疗组连续奋战7天，做了3次手术。最终，史思敏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
几天后，黄老查房时，走到史思敏病床前，和蔼地对她说：“孩子，我在病历上看到今天是你生日，给你准备了张贺卡，祝你早日康复！”
然而，在生活中，黄老一直记不清自己的生日，在填写履历表时，为了方便记忆，索性就选了1月1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这样一个连自己生日都记不住的人，说起几十年前看过的病例，却能记得一清二楚。这座失衡的记忆天平，淋漓尽致称出了病人在他心中的分量。也正因如此，黄老才能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做别人做不了的手术。
华益慰，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外科主任。他从医56年，救治过的患者数以万计，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从未收过患者一分钱的红包。
年过七旬，华益慰依然战斗在手术一线多例手术，直到被查出晚期胃癌住进病房。
一天，一名叫张秋海的患者家属来到病房。在病房里，华老拿着一个存折，一定要还给人家。
张秋海来医院治病的那年，送给华老一个领带盒，里面放了1000元钱。当华老发现时，已经联系不上张秋海。华老将这钱存在了银行。
时隔多年，华老总算是把这笔1997年就存进银行的1000元钱还给了张秋海。
周继林，我国著名口腔医学专家、口腔颌面外科学开拓者、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创始人。
1954年6月，周继林被派到距朝鲜边境不远的解放军201医院，负责抗美援朝战争中口腔颌面伤伤员的治疗。
在这些伤员中，周继林认识了伤员刘恩林。刘恩林的伤情在伤员里是最重的，脸被炸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他被纱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头一动不动，仅存的那只眼睛里写满了绝望……周继林几次查房和他交流，他从不搭理。
一天，刘恩林拔掉身上所有的治疗管，企图自杀，恰好被正在查房的周继林发现，她紧紧攥住刘恩林的双手心疼地说：“小刘同志，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吧，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让我的弟弟恢复面容，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从201医院返回后，周继林先后为刘恩林进行修补手术50多次，并为其垫付大多数费用。
终于，刘恩林解开头上的绷带，看见了自己的面容。那一刻，大家围着刘恩林，祝贺这位经过战火洗礼的战士重获“新生”！
陈菊梅，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留学生，她从苏联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传染病博士一毕业，就与传染病开始了一场一辈子的较量。
那段时间，陈菊梅正全身心投入，奋力攻克“乙肝病人转氨酶居高不下”这一临床难关，她每天争分夺秒，一刻都不敢耽误。恰恰在这个时候，陈菊梅被诊断患有肾小球肾炎。
为了能一劳永逸，她竟然选择把有可能引发肾炎的器官摘除，扁桃体发炎，就摘掉扁桃体，阑尾容易发炎就割掉阑尾。最后想到牙齿也容易发炎，一不做二不休，年仅47岁的陈菊梅，硬是分三次把满口牙齿一颗不剩地拔光了！
陈菊梅却说：“如果能摘掉我国‘肝炎大国’的帽子，即使摘掉我身上的全部器官，我都愿意！”
硬是凭着这股狠劲，经过8年的艰苦探索，陈菊梅成为我国首先发现并应用五味子成功降酶的第一人，这一创举挽救了无数肝病患者。
盛志勇是我国烧伤医学专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也是全军烧伤研究所名誉所长。在7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他先后2次参战，3次赴震区救灾，到过16个国家执行医疗救治任务。
1950年的冬天，盛志勇自告奋勇参加赴朝志愿军医疗队，来到最前线抢救重伤员。由于后勤补给被切断，没有止血海绵，大量伤员因为出血过多而牺牲。
“看到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去，心就像被刀扎一样，那种万般焦急之感、无力回天之痛，至今仍然记得”。盛志勇回忆说。
在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夜里，盛志勇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进行实验，最终从我们平常吃的冻豆腐中获得启示，研制出淀粉止血海绵，最大限度地挽救了战友的生命。
回国后，盛志勇就把人生志向定格在军事医学上，致力于让战士们在未来的战场上少流血、少牺牲。
1971年8月1日，甘肃安西某部48名战士，在车载训练中严重烧伤，多人生命垂危。盛志勇带领团队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
经过3天3夜的艰难抢救，48名危重战士的生命终于保住了。之后的一个月里，盛志勇24小时守在病房，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最终，48名战士都奇迹般地康复了。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卢世璧，著名骨科专家、全军骨科研究所所长，他78岁高龄仍主动请缨前往地震灾区抢救伤员，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数百名重伤员。
唐钰岚，这位26岁的年轻姑娘，在废墟中被压了整整14个小时。被救援队找到的时候，她的骨盆被砸烂，肌肉严重坏死，呼吸、循环、血液系统全部衰竭。
他亲自制定手术方案，亲自主刀，应用“减压式”手术方式，最终奇迹出现了。在三个月后的军医进修学院建院五十周年晚会上，唐钰岚在现场几千人的注视下，站了起来。
1966年邢台大地震，卢世璧作为队长，带领医疗队开赴救灾最前线年营口大地震，卢世璧又一次冲在最前面，冒着大雪在震区奋战2个多月。1976年唐山大地震，卢世璧在大半年时间内辗转各地医院。
那些在灾区的日子，卢世璧就像一面不倒旗帜，给医疗队员和伤员带去了信心和希望。
冯理达，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的长女，也是国内外著名免疫学专家，她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消毒研究室和我军第一个免疫学研究中心。
1948年，在父亲身边被人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的精神深深感染的冯理达，坚定地选择了跟随父母回到新中国。
回国后，冯理达成为首批被派往苏联攻读免疫学的留学生。留学10年，她的入党申请从未间断过，但由于当时留学生党支部没有发展党员的任务，她的愿望未能实现。
留苏归来，她把对党的热爱，化作对科研事业的全身心投入，办公室的灯光记录着她无数个不眠的身影。
正当她小有成就之际，“文革”来了，冯理达遭到诽谤和诬陷。重压之下，母亲病重，这让她悲恸万分。在那段艰难曲折的日子里，冯理达没有放弃入党的人生追求，仍然一次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1973年3月，冯理达调入原海军总医院传染科工作。在传染科，冯理达抢着干重活累活，并且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一年当中，她5次向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
1975年12月23日，年满50岁的冯理达终于加入了中国，实现了自己26年的愿望。这天，她在日记中写道：“生我者是母亲，育我者是党，做了党的人，就要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
2008年1月20日下午，冯理达病情恶化，她嘱咐儿子：“你要永远记住，妈妈是党的女儿。我死之后，帮我交最后一次党费……”缴纳完党费后，她的全部积蓄仅剩下85.46元。
90年代，妇产科缺少经费，叶老把亲人汇给她的2000美元提供给年轻医生出国深造，却对那位年轻医生说这是公费。
到解放军总医院几年后，44岁的叶惠方已是妇产科领域公认的“一把刀”。这时，她却出人意料地主动把手术主刀的位置让给了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面对众人的不理解，她说：“始终保持‘一把刀’的称号，对个人来说是好事。但如果科室长期只有‘一把刀’，那就是一场灾难。”
叶惠方并不富有。几十年来，她穿的一直是妹妹淘汰的旧衣。她睡的床，是100多年前他父亲在广州开医院时淘汰的病床。吃饭的碗带着几个豁口她也舍不得扔。茶叶包装盒里的金黄色内衬，被她捡回来用来补床单，这床单一用就是几十年。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简朴得近乎有些苛刻的老人，却把当时价值百万的祖宅，全部捐给了家乡的学校。
病重之时，叶老拒绝去医院，拒绝接受任何治疗，她说：不要在我身上浪费资源了，即使把我救活，我也不能再为国家、为医疗事业做任何贡献了，把宝贵的医疗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吧。在弥留之际，叶老不吃不喝，排尽大小便，就是为了给医疗事业留下一具纯洁的躯体。
1949年8月，苏鸿熙先前提出赴美留学的申请获得批准。在美国留学期间，苏鸿熙刻苦学习先进的医学技术。
1953年，美国开展了第一例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苏鸿熙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迫切地希望把它带回新中国。
然而，当时苏鸿熙是被美国当局列为限制返回中国的专家，所以苏鸿熙夫妻俩只能是秘密做着回国的各种准备。他们设法购买了两台人工心肺机，并且又购买了大量医学书籍。如果两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肯定不行，并且像人工心肺机这样先进的医学设备，不允许被带往中国。
于是他们决定，杰妮先到加拿大去，然后去伦敦。苏鸿熙将心肺机交由货运公司运往伦敦，收货人是已经抵达伦敦的美国公民妻子杰妮。他自己再乘坐轮船到英国。就这样，躲过监视和盘查，夫妻俩终于在伦敦汇合。带上心肺机，他们又绕道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历时52天，辗转6个国家，行程近10万里，苏鸿熙和他的妻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2012年苏鸿熙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党组织批准，2013年7月1日，组织上召开党员大会，审议通过苏鸿熙入党。由于患上脑中风，那一天，99岁高龄的苏老，坐在轮椅上，他用左手托起右臂面对党旗庄严宣誓。
一个个令人动容的故事，生动阐释着名医大家的忠诚担当，全场官兵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我志愿加入中国，遵守党的章程……”在与会人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中，故事会进入尾声。
走出会场的医务人员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发扬传承前辈们的忠诚品格和进取精神，积极干事创业，勇担职责使命，为强军伟业锻造过硬的卫勤保障尖兵，书写新时代总医院人的崭新篇章，用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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