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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有自己的思想和底蕴，有自己的品位和读者群，《环球》的内容无论现在看还是若干年后看，都有自己的芬芳和灵性。这才是《环球》，也因此，她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中，迎来了《环球》创刊40周年的日子。听着《好人一生平安》的旋律，想起当年的《环球》，想起当年在《环球》工作的岁月，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的歌词与意境，她是那么深沉，那么缠绵，那么愉悦，当然也不无起伏……
5月的北京，远离了冬季的冰雪严酷，告别了春时的料峭之寒，迎来了草木欣然、生机勃发的美好时光。
1980年的那个5月，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中国，正迈步走向世界。世界很神秘，但丰富多彩。需要有一种中国视角和环球视野，向逐步走向全球的国人介绍五彩缤纷的世界，在互知互学互鉴中增长见识、拓宽视野、了解世界，了解她的过去与现在，她的政治与经济、历史与人文、社会与生活、科技与教育……
新华社紧跟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节拍，发挥新华社记者遍布全球的优势，创办了《环球》月刊（现为双周刊）。
很快，《环球》声名鹊起，成为了当时国内高品位的国际性刊物，为国人了解世界发挥了独特作用。
人们喜爱《环球》，因为她与众不同；人们爱看《环球》的文章，因为她视野开阔，领域宽广；报道客观，思想深邃；文风活泼，语言优美；思想敏锐，理念先进，故事生动；知识丰富，科技先进，教育入理；既不乏国外社会与人文万花筒般的景象，又透过各种纷杂的现象揭示事物本质；既有对当下的各种报道，又有对来龙去脉的历史叙述，还有对未来的深思与远见。
新华社领导带头为《环球》写稿，新华社驻世界各地的记者争相给《环球》投稿，共同造就了《环球》的精彩与特色，而全国乃至海外众多读者的关注与厚爱，则给了《环球》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四十年光阴里，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环球人辛勤耕耘，使《环球》事业延绵，精彩依旧。
我与《环球》，结缘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从国外留学归来，被分配到新华社国际部欧美组工作。当时的《环球》隶属于新华社国际部，但与国际部不在同一个办公楼。
偶然的一次，我来到新华社工字楼四层，看到几间办公室的门上，贴着“《环球》编辑部”的字样。当时的《环球》已经有响当当的名声，我不认识《环球》的人，但心中充满崇敬。我很想给《环球》投稿，却又不敢投，因为深知自己的稿件还不合格。胆怯加上犹豫，我最终没有敲开《环球》编辑部的门。虽慢慢离去，但向往有一天自己也能在《环球》上发表文章。
后来，终于有机会认识了《环球》的领导和编辑们，当时《环球》的总编辑是申德诒老师，一个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充满了智慧与活力的老前辈；副总编辑是叶进，一个为人豁达、风趣幽默、文采飞扬、思维敏锐、待人和善，而且英语很棒的中年老师。还有《环球》的资深编辑、博学睿智的姚平芳等老师。
申德诒老师退休后，由叶进老师担任《环球》总编辑。后来我试着给《环球》投稿，在几位老师的修改润色下，第一篇稿件终于发表于《环球》。但我深知，自己的功力还很不够。
那时的《环球》，常有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等老领导和新华社前辈们的大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逐字逐句地学习品味。老社长穆青的大作《金字塔夕照》和江瑞熙等新华社驻拉美、东欧、非洲等地资深记者们的大作，让我爱不释手。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作者深入的观察、深邃的意境、优美的文字、真挚的情感，形散神不散的谋篇布局，以及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的联想和情感升华，堪称杰作。即便现在读来，依然回味无穷。
1989年10月，我从驻外记者岗位上回国后，承蒙新华社时任国际部主任杨起、副主任邱会炬等领导的信任与厚爱，被选派到《环球》杂志社工作，并从1990年年初起负责《环球》的工作。我在《环球》总编辑的岗位上工作了将近5年，直到1994年年底离开，赴华盛顿担任新华社常驻记者。
当时，由于国内报道大量增加，国际性刊物越来越多，同类刊物的竞争日益激烈。领导交给我三大任务：一是力保《环球》特色与品位，并加强内容和形式创新；二是提高《环球》发行量；三是带好《环球》的队伍，加强《环球》的管理。
其中，提高发行量是硬任务，也是最艰巨的任务。这不仅要有很过硬的内容品质与创新形式，还必须加强对市场的开拓。当时的发行主要依靠邮局，少量在北京等地的书报摊直接售卖。
为了摸清市场情况，了解读者喜好，我骑着自行车，将当时北京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海淀几个市区的主要街头报刊亭一一跑遍。半年下来，我们终于与北京的很多报摊建立了关系，他们经常向我们反馈读者意见建议，这对我们改进内容和扩大发行很有帮助。
《环球》的岁月是难忘的，虽然也有艰难困苦，但得到了很好的锻炼，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我诚挚地感谢当年在《环球》与我一起工作和艰苦奋斗的所有同事，并特别感谢新华社印刷厂等单位以及各地宣传部门、邮政部门当年对《环球》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离开《环球》已有25年，看到《环球》这些年来的变化，我为《环球》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
互联网的发展和日益普及，使全国乃至全球的报刊等传统媒体遭到巨大的、颠覆性的冲击，但在我看来，《环球》依然有很多优势，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互联网、新媒体、融媒体，特别是社交互动媒体，固然很时尚，有很多不同于传统报刊的优势，但凡事往往有利有弊。
作为媒体，内容为王是不会改变的，其他不过是形式、技术和应用的创新。浅内容和深内容，浅阅读与深度阅读并不矛盾。广大受众并不都只喜欢浅内容，都在浅阅读，很多人依然渴望有过硬品质的深度内容。最流行的微信、微博和短视频内容，恐怕也难超国内外名著、优秀作品和影视片的吸引力、生命力与经典性。
美国的互联网、新媒体和社交媒体非常发达，但并没有因此而让《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时代》《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一大批“国际老字号”的报刊关闭，它们通过专业的、独特而又有深度的内容创作和报道团队，在保持继续出版的同时，把部分内容分时段和对象搬到互联网上，进行数字化出版发行，依然备受关注。
创新与回归，时尚与经典，总在轮回。创新永远都是追求，永远都在路上，但创新不能忘了初心，更不应忘了本性。媒体变革时代，失败的不会是缺少了邯郸学步的创新，而是缺失了内涵与品质的肤浅，以及盲目跟风追风的轻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更加精彩，也更加复杂。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环球》作为国际性刊物，在新时代肩负着新的使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世界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并将发生更大改变。
“世界智囊”基辛格说，“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我们曾经认识和熟悉的世界，不仅在改变，在变异，有些甚至在消失。唯一不变的，是改变，以及人的本能与需要。这将是一个更加包罗万象的世界，也将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世界。适应不仅是一种生存，也是一种成功。
各国都在沉思、深思与反思，都在根据各自关注的利益调整与改变。其中必然有重塑创新，也必定有回归坚守，包括政治体制、法制建设、社会治理、经济结构、科技创新，等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市场贸易保护主义等，或将更加凸显。不同政治制度的较量或将更加激烈，不同文化文明的交融互鉴也将进一步深化。
未来的世界将会怎样，也许我们目前已知的远不如未知的，包括我们自身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现实的观察与分析，未来的洞察与远见，围绕疫情后世界的改变，《环球》有做不完的文章，说不尽的故事，冲不散的受众。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国际关系的波诡云谲、全球化的演进、科技革命的演变，等等，将把《环球》内容的涵盖面和报道的镜头视角，拉得更长更宽更深，景深变得更加弘毅宽厚。
《环球》有自己的思想和底蕴，有自己的品位和读者群，《环球》的内容无论现在看还是若干年后看，都有自己的芬芳和灵性。这才是《环球》，也因此，她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
（作者系新华社原副社长，1990~1994年任《环球》杂志总编辑，现任东南大学文化传媒与国际战略研究院联席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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