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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的王跃文，身上的绿格子衬衣换成了蓝色棉布衬衣，一头乌发变成花白，任由雪白在墨色中肆意蔓延，他的朋友圈里多了“本老汉”自嘲，并翻出自己尚是光脚少年的照片说，“我想告诉他很多事情。”
他想告诉那个“赤脚少年”什么?他没说。但或许可以在他的首部人生随笔集中找到答案。这是多年前一本集子的再版，书名从《我不懂味》变成了《无违》，书封从大红色变成了暗纹素白，素净的书封上，一行小字，“给每一个想要坦荡做自己的人。”
这不是一本自传，却全面复盘了他从小镇青年到文学爱好者，从公务员到文学大家的人生历程。撰文/赵颖慧
“我是少白头，父母‘双份遗传’头发白得比较早，以前有染发，现在随他去了。”他笑，嘴角微微向右，宽眉舒展，后背舒服地靠在沙发上，一脸从容和淡然。
“符二”在《无违》的最后一页问起他的“悲伤”，王跃文的回答无关仕途甚至也无关文学，所有的文字纠缠的不过都是琐碎细节：多年前早春的晴天，母亲用水瓢一瓢一瓢给我洗头;80多岁的妈妈，常常一遍一遍将那些老皇历当作新鲜故事说给我听，我有时候假装没听过，有时候开玩笑说，“妈妈，这个事情您已经是第105次说了。”爸爸打电话乐呵呵地跟我说，“我在请人给你妈妈和我做老屋”，但当我无意中看到那两副棺材时，却差点哭了出来。
“我现在不再同父母争辩，他们说什么我听什么，也是孔夫子说的那两个字：无违。”
他开始认真地向我解释“无违”二字。“在《论语》中，孟懿子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无违。意思是，不要违背礼。父母活着的时候，以礼侍奉，父母去世后，按礼埋葬、祭祀他们。”
“是不是人在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发现，一辈子最重要还是家人?”我问他。
他点头，“现在慢慢的，人到中年后，生活的边界越来越缩小，就想尽可能跟家人在一起。”
但在他心中，“无违”二字远不止“孝”，它的内涵和外延更大，“是人跟天地万物，跟亲人，跟所有的环境，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
因此，他将“无违”二字加粗放大放在了新随笔集的书封上，再加上两句话：无违于自己，无违于天地。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世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恐惧。”这是《无违》的第一句话。
小时候，“我们那个村，长期是县里大小运动的试点，经常有县里各种干部出入。那些干部通常是板着脸的，冷不防发现谁说了反动话，就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村子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会瞎胡说，别哭了，警察叔叔来了!孩子就吓得不哭了。”
30岁以前，王跃文排队买火车票，临近窗口了，胸口就开始狂跳，“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那高高的窗口里面，无非就坐着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女人。可我的心脏就是不争气，偏要剧烈地跳。”王跃文必须反复斟酌一句最简单的话，放在嘴里默念，临到窗口再蹦出来，“长沙一张!”绝不多说半个字。如果碰上意外情况，比如窗口里的女人说没有票了，我就慌张得说不出话，得再从后面开始排队，想好一句话买别的车次的票。
“应该是，这跟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关，我的父亲是那个社会里的最底层，整个家庭是在受凌辱的状态。”王跃文说。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看见父亲被批斗时的情形。”王跃文在《无违》中回忆，批斗会在村里祠堂召开，父亲和其他的“地富反坏右”全部低头站在台下前排，预备着上台挨批斗。只听得戏台上有人严厉地高呼一声：把分子某某某带上台来!两个青年民兵一人扭住我父亲一只手，推着父亲飞快地往戏台上冲。上戏台的木板楼梯非常陡，我生怕父亲脚动慢了就被折断。父亲被推到台上，叫人猛踢一脚就跪下了。立马，一根崭新的棕绳子把我父亲五花大绑起来。
因为家庭的贫寒和父亲的身份，王跃文从小受到歧视、屈辱和冷遇，“我对外部世界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都藏在了心里。”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受人白眼，在外挨打受了欺负，王跃文都不会跟任何人说起，还生怕别人不跟自己玩。
王跃文笑，然后说，“对作家来说，越是不幸的童年，越能让你对生活的记忆更深刻。作家一个很大的能力就是对生活的记忆能力。”
在《无违》中，王跃文回忆起参加工作时的一件事：有一年春节，单位优惠卖鱼，有条鲤鱼足有20多斤。在位于山区的家乡，人们很少见到20多斤的鱼。同事们患得患失，见那条雌鱼肚子胀鼓鼓的，满腹鱼子，买了不合算。“我见大家都不想要，就买下了。”
可是第二天就传出一些话来，说小王真不懂事，居然把最大的鱼买下了。为什么?因为那条鱼应该是县长才能买的，也就是说，“以我当时的级别，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雨烂虾才属于我”。
“这是我头一回亲身体验什么叫官场等级。”王跃文将这个细节写进了短篇小说《天气不好》。
当王跃文因为成名作《国画》而为人所知时，吸引人的正是大量细节和味道，以及里面的氛围和气场。有读者读完《国画》撰文评价说，“作者细针密衲，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官场上‘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滑稽可笑的微妙关系图。”
王跃文是不喜为小说而小说的，他不太讲究布局谋篇，将小说搞得非常跌宕起伏，曲折离奇，他追求的是别的东西。“我写任何东西都不写提纲，有一个大致的脉络在心里边，故事就会自然生成。我注重对生活日常状态的描述。越是日常的生活，越贴近生活的真实，越贴近生活的本质。”
天命之年，王跃文发现“世界越热闹，人们越孤独”。坐飞机，他常在万米高空冥想，“冥想古人牵肠挂肚的旅思，蓑笠毛驴，板桥冷霜，荒村野店，家山万里，于是，古人便‘离愁渐远渐无穷’，‘浊酒一杯家万里’了”。
正沉浸在古人的万般愁绪之中，飞机已经落地，打开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虽也是家山万里，却似近在咫尺，没有离情别绪，用不着思念和忧愁。
他提起宋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短短一首词，就是一生的缓慢，一生的忧伤。最初少年听雨，春风得意，是少年的得;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是中年的疲惫;最后，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是暮年的空。”他说。
他笑说，“没法对应，但现在我人生状态是比较从容，一切来的都是该来的，去的都是该去的，该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
“欲望一点都不强烈，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写好几本书，写好几本小说，这是内心的渴望。”
“争取写得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文学能力是有限的，我在文学追求上有理想，有自己的尺度，但是能够做得怎么样尽力而为。”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您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和我玩。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的，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王跃文：也许是吧，我很孤独。孤独这东西在我是由来已久的，并不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我记得当年迷恋罗大佑歌曲的时候，还是一个倔头倔脑的少年。那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平素没有音乐细胞的，罗大佑的歌却一下听到心里去了。夜里，我坐在窗下，听着不知被翻录了多少次的沙哑、苍凉的罗大佑的歌声，心中感觉实在无以言说。我慢慢意识到，这种感觉就是孤独。有时听遥远处火车呜的一声长鸣，一头撞进茫茫夜色，渐行渐远，我也会感觉孤独。罗大佑有首歌，歌名我忘了，里面几句歌词我却印象很深：“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和你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怆痛的回忆。”
我活了这么些年，爱情这东西是什么，好像也不很清楚。这暂且不去管它。但永远是什么，我倒慢慢有几分明白。只是越明白，越不愿说，越不忍说。永远是什么呢?就是孤独。
王跃文：写作，孤独是必要的，但作家也是人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它像虫子一样无情啮噬着你的神经、你的生命，把你的心吃个空空，除非你已麻木到以为自己没有心。千万别凭一个人的外在生活去判断他是否孤独，当今最有名的喜剧大师憨豆先生就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曾贵为王妃的戴安娜因为孤独而去求助医生和药物。逃避孤独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让别的人，或者神，或者不管什么东西代为保管。于是有人成了宗教狂，有人成了艺术家，有人纵欲无度、及时行乐，有人吸食毒品。也许只有彻底迷失自我、丧失自我，孤独才不再存在。我靠文学救赎自己的孤独。节选自《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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