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2019年已进入二季度，2020年不远了，全面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时间紧任务重，申城各区新招频出，推动垃圾分类不遗余力。
在中心城区，有高楼大厦，也有二级旧里，有新建商品住宅小区，也有石库门老弄堂，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少不了因地制宜苦干巧干，少不了头脑风暴脑筋急转弯。
推进垃圾分类，二元结构难题如何破解？答案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多元协同，以社区治理促进垃圾分类，以垃圾分类促进社区治理。治理路径有了，还得来点催化剂，让治理成效事半功倍，办法是——“科技+管理”。
从时装到文艺，到金融到互联网，跨界融合，互联网思维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基层社会治理也没落下，脑筋一转弯，就转到了垃圾分类。“科技+管理”，正是互联网思维营运于垃圾分类的一种探索。
垃圾分类，采取“科技+管理”模式，建立双向监督机制，从智能监控装置、车辆GPS设备到网格化管理，所有治理资源统统整合起来，从居民区、街道到全区建立投放、收集、运输、中转、处置五个环节的全程监管体系。
头一样，源头分类投放。一方面，借力“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推行定时定点投放，倡导居民主动垃圾分类；同时，开放监督举报平台，鼓励居民参与监督分类管理责任人的分类收集、分类驳运，形成市民与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双向监督机制。
第二样，分类运输和中转。收运时间、车型标识，都要有规范有公示，什么时间收运，谁来收运，杜绝混装混运，一清二楚。在居民区，物业公司配合源头分类收集、分类驳运，是法定义务，要依照条例将其纳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同时，依托垃圾分类全程信息化系统，强化生活垃圾品质控制，对分类品质不达标的予以拒收，对多次混装混运严重的收运作业企业实行市场退出机制。
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不依法分类的小区，就会垃圾成山，倒逼居民和物业公司依法分类；混装混运，屡教不改的垃圾清运企业，就会失去营运资格，倒逼企业依法分类清运。
最后，末端处置。垃圾运到了处理场，此时，垃圾分类的品质，会有全程追溯的自动监控，分类品质考核，直接影响末端处置企业的绩效评价。同时，垃圾收费，收多少怎么收，不会一刀切，建立面向单位、与生活垃圾分类质量挂钩、奖惩得当的差别化的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关键要素一定会涉及分类质量——分类品质升上去，收费金额降下来。
上周，全国劳模、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从农民工成长为上海总工会兼职副主席的朱雪芹做了一件事——作为颁奖嘉宾，为上海市金鼎学校荣获“垃圾分类小达人”的同学们颁奖。
很多事，都讲究“小手牵大手”，娃娃人小，能量大，垃圾分类，也不例外；只不过，怎么才能让娃娃们参与分类更有动力，倒也需要动动脑子。金鼎学校成立了垃圾分类志愿队，孩子们平时学到了不少分类常识，也开始在学校、在家里学以致用；但要让孩子们意识到垃圾分类不仅是为了环保，更是守法小公民对城市的义务，是一件光荣的事，那就需要多点激励。于是，朱雪芹应邀来加油。
面对小朋友们，朱雪芹说——垃圾分类是一场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场战役需要每一位市民参与，从我做起，共同努力；同学们都是城市的小主人，想不想能不能可不可以做好垃圾分类保护好城市环境，让上海成为垃圾分类的城市榜样？
朱雪芹是金鼎家长学校的名誉校长，她的励志经历让她成为孩子们的偶像。面对偶像，如此被激励，孩子们异口同声——可以！
的确，申城要做垃圾分类的城市榜样，需要只争朝夕，更需要四两拨千斤的方法，要相信，在上海，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乃至这座城市从来都不缺乏——敢啃硬骨头会啃硬骨头的勇气、魄力和智慧。（姚丽萍）
视觉中国深陷“黑洞”，理应成为强化版权保护的契机。针对“滥用版权”等版权乱象，在立法、司法上应有的放矢予以规制，进一步规范市场，让智慧充分涌流，让文明畅行无阻。
说到底，研学游仍不过一种“跟团游”，是一款收费的旅行产品。既然如此，学生和家长，就应该有权直接和旅行社讨论行程安排、价格制定、服务方式等等。
消费领域纠纷，不妨让败诉商家承担消费者必要成本，以减轻消费者维权负担。监管者更应切实作为，充分发挥执法监管职能，让弱势的消费者有依靠，让财大气粗的商家有顾忌。
最关键的是公共服务意识发挥的支配作用，因为使用何种技术，手段如何运用，效果怎样评估，最终取决于公共服务的出发点有落脚点，这也是业主APP试点和推广释放的最大意义。
这些性质雷同的纠纷，给文化名人以及社会各界提了个醒。及时做好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分割，明确分配方案，不仅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口水仗，也是给自己和家人的充分保障。
意愿的激发和主观的引导，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认识和意识。由于民间红白喜事属民众自发行为，不能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来保证，一味地倡导也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
法律应该一步步挤掉现存的空白和漏洞，加强惩戒力度，为消费者的维权机制保驾护航，不给无良商家自我发挥的机会，让所谓的“店大欺客”没有生存的土壤。
以“无会周”“无会月”应对“会海”问题，不用说是有效的，不该开的会议肯定一个都开不成。但会否误伤正常的、该开的会议？显然还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再无助地等待下一次悲剧发生，该是真正为孩子做点事的时候了。在呼吁家长责任之外，也要建立一个容错的机制，通过社会安全网的“兜底”，真正托起孩子的安全。
不管是从维护消费者权益，让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拥有更好的生活，还是从提倡租赁文化、鼓励租房的角度来讲，都应该努力规范租赁市场，加强对房屋中介的监管。
在讨论中，宜多谈法律和行业规则，而不必上纲上线。引入过多的非法律议题和因素，可能反倒会导致议题失焦，不利于真正推动版权保护水平和相关行业健康程度的提升。
由省级公安部门根据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风俗习惯，出台相应的裁量指导意见就相当必要。这让基层执法机关不放纵赌博行为，也不上纲上线地将娱乐行为赌博化。
看似光鲜的童模背后满是泪痕，而且童模行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有的小朋友一天拍摄收入能达到五位数，这意味着关注儿童模特的权利保护，不是个案性的问题。
扫黑除恶，从来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更不是“吓”出来的。扫黑除恶，只应当针对有确定犯罪事实的犯罪分子，而绝对不该恫吓、牵累无辜公民。
活着的人很少思考死亡，对死亡没有正确的认识，也就少了直面死亡的勇气，更多是恐惧心态下的“谈死色变”，自然就不会在活着的时候去体验死亡的感觉。
在公共管理逻辑上看待“异地通”“全国通”服务的问题，开放的社会本身就该打破属地管理的局限，社会越开放，公共管理与服务也应越开放，而不是“回到原属地办理”的限制越多。
如果人们每天接触和参与的互联网世界，基本都是被广告包围，这很难说是好事。所以，租微信号群发广告的互联网黑产要治，在广告的发布上也应该有所克制。
当大数据分析出某些贷款疑似“套路贷”，相关的调查、核实、阻却等也应即时跟进。这些工作，也不仅仅是某个部门的工作，还可能是改变某些不特定人群的人生之事。
全日制“读经班”隐藏在郊区、民房内，更隐藏在一些人偏执的内心深处。在查处读经班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到底该如何让标准化的义务教育更加深入人心、更加体现强制性。
未经权威机关评判是非对错就将民事纠纷的某一方列入黑名单，或者将某个纠纷行为作为失信污点予以记载有损公平正义。相关部门理当引以为戒，不滥用权力，乱贴失信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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