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认识山地环境气象的特点，作为大气科学家，必须进入山地进行科学考察研究，不断地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种过程正是“理实交融”的过程。
自1966年以来，由于国家科学研究事业的需要，我曾经先后数十次来到我国的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地区、天山托木尔峰地区、南迦巴瓦峰地区进行科学探险考察，从事山地环境气象科学的考察研究，并且为我国登山队攀登珠峰、南迦巴瓦峰等从事登山天气预报。
1966年初，中国科学院珠峰登山科考队成立。全队共约百余人，队长为刘东生，副队长为施雅风、胡旭初，党委书记为冷冰。其中，在珠峰北坡大本营的队员有冰川气象组、地质组、高山生理组、测绘组。我在冰川气象组，属第三专题，专题负责人是施雅风和高由禧，野外考察组长是谢自楚。
2月24日，汽车离开格尔木。当晚到达海拔3300米的纳赤台。据说，这是当年文成公主曾经住宿的地方。冰川气象组的十余人，住在运输站一个大房间里。晚8点后就寝，大家在地铺上，一个靠着一个，翻身都得小心。我入睡历来很快，可那一夜总是睡不着。午夜12点过了，不知谁突然说了声“睡不着”，大家立刻都不约而同喊“我也睡不着”。我才明白，原来大家都没睡着。组长谢自楚告诉我们，这是高山反应的表现，不要紧张，轻松一下，过一会就睡了。老谢来过西藏，有经验，他给大家讲笑话，听着听着，我睡着了。
2月26日，在翻过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口时，我体会到了缺氧带来头疼的味道。在唐古拉山口，我拍了两张风景照后，颇感呼吸急促，头胀得似乎要爆炸，非常难受。
3月1日，我们到达拉萨。半个月左右的长途行军，经受了严冬和高山反应的考验，回顾这段青藏公路线上的历程，颇有感慨，曾在日记上写道：
4月6日，经过6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在定日全部抄完所需气象资料。午饭后，我和司机、刘光达医生等一行五人乘车返回珠峰北坡大本营。
汽车在海拔4000多米的坎坷道路上颠簸前进。在冲过一条水沟时，马达熄火了。司机紧张地修车，我们在一旁等待。天色渐近黄昏，马达仍然不能发动。我们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突然，一名藏族青年骑马跑来，围着我们的车转了一圈，又离开了。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他来这儿的目的，有人怀疑是土匪“踩点”。5个人决定今夜全副武装，轮流值班，明天一早再派人到大本营报信。
这儿离珠峰绒布寺有40千米许，海拔4500米左右。深夜一至两点，是我值班。我端着冲锋枪，围着小车游动。山谷中不时传来野狼的嚎叫，增添了紧张的气氛。到底是怕狼还是怕土匪，线点，五人会议决定由我和刘光达去大本营请求派车支援。刘光达是一名转业军人，一米八左右的个子，长得也壮实。我们两人各带一支冲锋枪上路了。
山路崎岖，山谷异常寂静。三个多小时后，我们看见在前进方向左侧山坡上有座房舍，炊烟袅袅，显然在做早饭。我们整整20个小时滴水未进，的确饥饿了。本想登上山坡，向老乡要点水喝，但一想到昨晚的情景，这种念头很快就打消了。
高山缺氧，加上又饥又渴，我们的步伐越来越慢了。下午3点多，在河谷的拐弯处，我们遇到了几位藏族同胞正在河边生火做饭。原来他们是到大本营给我们送柴火的。他们见我们身着登山服，对我们格外亲热，送来香喷喷的酥油茶解渴又解饿，我一连喝了两大碗。临走时，我掏出唯一的一张伍角钱，硬塞在一位小孩的手里。
在离大本营几千米处，刘医生实在走不动了，他在绒布河边坐下来，对我说：“小高，你快回大本营报告吧，我实在不行了。”看着队友实在走不动，我只好带着冲锋枪向大本营走去。
一人在黑暗中赶路，心里确实紧张。其时，颇感孤独。路不平，天黑心急，越想赶路，越跌跌撞撞，头上急出了汗，心里觉着有人在后面跟随。在海拔近5000米的山路上跑，哪能坚持多久？！我累了。只得冷静下来：怕什么呢？我心里自问：你还当过基干民兵连长呢，怎么这样没有用？
心里想开了，人就踏实多了，赶起路来也不跌跌撞撞了。到了大本营，已近晚上八点。我到队部向许竞队长汇报，请求派车支援。许队长当即作了安排，留我在队部吃晚饭。队部派出两组人，一组去接刘医生，一组驱车去救我们的小车。
我想，人生总是难免第一次。第一次孤身一人在珠峰山谷中奔走，第一次孤身一人黑夜行军，第一次体验“孤独”与“恐惧”的滋味回味一下，确有意义：当你面临孤独与恐惧时，你不要去埋怨那带给你所谓孤独与恐惧的环境，而要从你内心去发掘产生孤独与恐惧的根源。因为当时让你产生孤独与恐惧的环境无法改变，唯一可改变的是你内心产生孤独与恐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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