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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 12月25日消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白重恩在今晚的人文清华讲坛做了《中国经济何处破局》的演讲。他表示，要实现增长质量更高的目标，要调整投资结构，让低效投资增长慢一点，高效投资增长快一点。而如果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情况可能变得更加严重，进入恶性循环。他建议，首先，不要设定过高增长目标，其次，要不断改善投资结构。
他介绍，2008年底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然后传播开来，很多国家都做出反应，中国也做了反应。当时外贸需求大幅降低， 要创造内需来度过难关，进行了强有力的刺激，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政府主导的各种投资，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2008年之后，投资回报率是下降的趋势，投资如果速度过快，就会带来投资回报的下降，特别是政府驱动的投资增长过快，带来效率下降。
他对比了一组数据，2008年之前的29年和之后相比，增长速度不同，之前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10.05%，其中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贡献是3.21%，那段时间的增长主要来自人力资本积累。而从2008年到现在，经济增速没有以前快了，平均增速是8.2%，更重要的是增长来源的变化，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变成了百分之一点几。
他认为，这基本是趋势性的，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改变了，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了，而效率改善的贡献也从百分之六点几变成了百分之三点几。
白重恩认为，这样的变化不是非常有利，这样的增长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他希望效率改善能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大作用。“投资的东西不能用来消费，这是我们不希望的，希望居民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投资过快增长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侵蚀消费，另外是带来投资效率的下降。
白重恩介绍，通过收集所有发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行过城投债的企业，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另一类是其它企业。第一类企业带来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但第一类企业占所有发债企业的比例是上升的。2017年之前，融资平台占比是上升的，其他企业占比是下降的，就使得整体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了。
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低效投资的恶性循环。如果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目标做财政刺激，政府驱动的投资增长比较快，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政府投资要占用资源，使用劳动力、土地等，民间投资获得资源就会变得困难，受到压抑。如果政府驱动投资增长更快，民间投资增长更慢，两者的回报率不一样，政府投资的回报率更低，这样就会带来总体效率下降。
“为了实现增长目标，就要进一步增大刺激，扩大政府投资，形成一个圈，政府投资扩张，市场投资下降，继而要求更多的政府投资。如果走不出来，就陷在里面了”，白重恩说。
他认为，要实现增长质量更高，就要调整投资结构，让低效投资增长慢一点，高效投资增长快一点。而如果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情况可能变得更加严重，进入恶性循环。
他建议，首先，不要设定过高增长目标，其次，要不断改善投资结构。能否实现增长潜力，和效率有很大关系，效率又和投资结构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投资增长过快，效率就会低。
白重恩表示，有的学者认为政府投资会促进效率提升，这个观点在一定时间段是对的，主要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基础设施短缺的背景下。但现在还不断做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就会带来不好的效果。政府投资扩张太快，民间投资会被压抑。 （新浪财经 刘丽丽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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