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收到上海书店出版社越洋寄来的夏先生文集《谈文艺，忆师友》。此书所录大多载于夏先生过去在台港出版的文集，但在大陆却是第一次印行，其中既有学术随笔，也不乏忆人忆己的散文，因此值得向国内读者推荐。《文汇报》编辑嘱我写篇文章，我顺便浏览最近国内报刊上关于夏先生的文字，发现几个月来增加了许多，但不免注意到一种倾向：有的文章似乎一味地下功夫要把夏先生塑造成“老顽童”的样子，在谈话整理中特意突出这一方面的效果。这类访谈未必经过夏先生过目，内容是否能代表他的学术思考颇值得怀疑。但偏是这类文字似乎比夏先生的正经著书更能引起某些学人的热情，且频有回应，于是看到一些议论，说夏老先生口无遮拦，连带要质疑夏先生治学态度是否严肃。我认为这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态度是颇不严谨的，更表现出论说者宅心并不仁厚。我因为认得夏先生，便想要把我所熟悉的夏先生的性格为人写出来，借《文汇报》的一角，以告读者。
凡见过夏志清先生的人，一定都觉得他妙语连珠，满口笑话。无论在自家客厅，还是学术集会，也不管新朋旧友，他总能三言两语就把大伙逗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近来国内报纸上写夏先生的文章越来越多，大约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终于获准在大陆出版之后，媒体对这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父”一下子来了兴趣。更有不少记者到纽约去采访夏先生，于是国内读者透过文字亦可感受到夏先生的音容笑貌。过去夏先生的文字或被视为“洪水猛兽”，如今本人频频在媒体亮相，却原来是一位幽默可爱的老先生。
但记得有一次聊天时，夏先生对我说起幽默的问题，表情却很严肃。意谓幽默最怕俗气，平时讲话幽默，却是因为做人认真，且肯动脑筋，对人真正关心，才能让听者开怀大笑。而笑过之后，尊严不减，才是幽默的魅力所在。
这话是几年前我在纽约读书时听夏先生说的，印象一直很深。我因之想到近些时候媒体上的有些访谈文章仅凭一两小时的聊天印象未必便能表现出的夏先生的另外一面。林语堂说，幽默一词指的是“亦庄亦谐”，其存心则在于“悲天悯人”。夏先生的幽默有时亦需要这样理解。
自从五十年代入手研究中国文学以来，夏先生关于古今文学发表过许多意见，被人问得多了，或会突起“惊人之语”，对无论何方神圣管他什么权威都不吝于批评讽刺。但嬉笑怒骂过后，谈话者会发现，看似语调轻松的夏先生其实有些悲哀。夏先生批评现代中国作家深为“感时忧国”的情结所累，难以写出纯粹的好文学来，但他本人畅谈“人的文学”，自承“新文学的传统”，这份悲悯情怀一直见于他的思想谈吐。
夏先生有关现代中国文学的论述，在他的几种中英文著作中都可找到，态度严谨的学者对他的观点或赞同或批评，应当以他的著作为依据，而不该仅凭有些访谈者一味偏爱的“惊人之语”妄下断语。他有时会说，中国文学不如西洋文学。但你要问到理由，他会这样告诉你：中国作家没有这个勇气，不敢批评皇帝，从小就被束缚好了。而说到底，他作研究，写中国小说史，正如他在一九八一年编选英文版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时所说的那样，是要呈现出这个民族通过无畏的自我批评来重获人性的努力。
夏先生这个信念至今不改，当初因为刘安杀枕边人以飨豫州牧的行径而对《三国》有所不满，如今谈话中提起《水浒》来也还是要为其中被残杀的女子作不平之鸣，亦觉得中国古代文人吟风弄月，不敢面对现实，所作文字未免虚假，缺乏人道，唐诗也不例外。这种看似一派天真的信念，倒显示出老先生是一位坦坦荡荡的人文主义者——是非分明、富有强烈的道德感、相信文学理应具有伦理承担。
这种严整有序的人文修养，亦体现在读英国古典文学出身的夏先生的日常生活许多细节之中。不夸张地说，夏先生是我所见过的对人对事最认真的老先生。凡有访客上门，一律西装领带恭候，若允人文字，从不马虎下笔，若给年轻人以生活与研究方面的忠告，则正襟危坐，诲人不倦。我还记得夏先生不知多少次对我说，你们在网络上花的时间太多了，他且忧心忡忡地说，不趁着年轻多读一些莎士比亚、乔治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能行呢？夏先生忧心文学的前途，是怕年轻人忘掉人文传统，则失去了严肃认真的判断力。
前几天翻看上海书店出版社新版的《谈文艺，忆师友》，内收《书房天地》这篇随笔，照例读到这一段时便在眼前浮现出夏先生的熟悉面貌：“我穿了旧衣裤，带了闲适的心情去读书，但却不爱看闲书。即使读了所谓‘闲书’，我还是抱了做学问的态度去读它的。……三十多年来我一直算是在研究中国小说，新旧小说既然都是我的正经读物，也就不会随便找本小说，以消遣的态度把它看着玩了。同样情形，我看老电影，也是在做学问。在电影院里聚精会神地看部经典之作，同我在家里看部经典小说一样，态度是完全严肃的。”
夏先生便是这样，无论生活还是研究，对于他来说有一种严正的伦理存焉，从中体现出他作为一位人文学者从不马虎的尊严。他的幽默和悲悯，皆因这尊严在，而给人以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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