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话语权对于人和组织的权利实现功能越发重要了。资本、知识技术的强者享有较大的社会话语权份额。反之,话语权份额较小或基本没有话语权。小品作为一种演和说的艺术形式,其人物特征鲜明,语言清晰,观众很容易理解出各个角色的人物特征和语言特点,而幽默话语在小品这种艺术中的运用非常广泛,幽默话语帮助获得其应用的话语权。本文运用文化学的话语权理论讨论了话语幽默作为巧妙地获取话语权的文化学意义。
幽默与大众文化具有内生的联动共赢关系,这是因为幽默的本质功能在于智慧地娱乐接受者,制造狂欢效果,而狂欢效果也正是大众文化的本质功能所在。与强大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斗争当然需要技高一筹的策略。与军事斗争相类似,大众文化中新兴的、暂时处于弱势的力量想要取胜传统乃至于正统的文化力量,也必须采取以弱胜强的游击策略:弱势者对强势者的攻击最好是隐蔽地进行。而幽默往往能极佳地担负起这个使命:在博取受众快乐的掩护下迫使他们思考,接受对既有思想意识的批判,完成对部分意识、观念的颠覆与革新。这里,先从理论上将幽默的特质与操作机制加以梳理,再分析大众文化中话语幽默的娱乐性、颠覆性功能的操作过程。
与“文化”、“大众文化”等常见词汇一样,“幽默”的定义众说纷纭,且引起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兴趣。本文论述的是话语幽默,对此最全面的研究当数徐立新(2003)[2]。徐立新总结了话语幽默最常见的五个本质特性:与性相关、快乐性、突然性、娱乐性和智慧性。话语幽默离不开对各种欲望的表述,故与几乎所有的受众都相关,也容易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当人们理解了幽默裹挟的含义,在愉悦的同时也会有一些固有观念受到解构性的冲击(即特洛伊木马效应),进而智胜这些要颠覆的传统或正统的观念(徐2003︰19-20),达到游击致胜的效果。既有的话语幽默研究可以大致分成三种理论:优越性、不对称性、释放性。
优越性理论指的是话语幽默通过对他人的嘲讽体现说线);同样,表面上的欢笑而深层次上对主流、正统的意识形态进行颠覆正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嘲讽的内容往往是针对强者之所强而不能针对弱者之所弱,否则难有幽默效果。例如,可以利用数学老师简单的计算错误制造幽默,但同样的嘲讽却不能用在幼儿身上;可以嘲讽富人的吝啬却不能嘲讽贫者的守财。同样,话语交际中处于较弱势的一方会更多地运用话语幽默策略,而话语强势方往往不宜使用话语幽默,如法律语言的表述、正式会议的主持应使用直截、简明的话语,不宜使用话语幽默以避免具有多种理解可能的话语对理解者造成迷惑,这正像军事斗争中绝对强势的一方偏好阵地战、而弱势方才常使用游击策略。
不对称性理论认为幽默话语包含着不对称的、多重可能的语境。听话人对话语语境的提取决定着理解到的意义。话语幽默利用多种可能的语境对听话人的理解进行操控,达到后者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范伟在小品《功夫》中的台词“过年了,我们家什么年货也没买,就剩下一头猪和一头驴,你说我是先杀猪呢,还是先杀驴呢?”该句台词首先最可能激发的语境可能是向被问者征询意见,及至被问者答出“先杀驴/猪”,范伟准备的下一句台词“猪/驴也是这么想的”却指向了第一句台词暗含的另一种可能的语境:“准备将被问者与猪/驴相比较”而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见,话语幽默往往是利用不对称性的可能的暗含语境而达成。大众文化的文本、场景、角色充满了诸多可能的矛盾与复杂性,故也为不对称语境提供了大量可兹利用的资源。
释放性理论就是说,人们通过幽默话语来释放其在社会群体中感受到的压抑感和紧张感,弗洛伊德是释放性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在《笑话及其潜意识的关系》一书中将笑话分成“无意的”和“有意的”两种。有意的笑话往往包含攻击性内容或是性内容,能诱发人大笑,而无意的笑话很少产生情感情绪方面的影响,仅仅能诱发人微笑。弗洛伊德认为:幽默就是有意识的超我的喜剧,而笑话是建立在无意识基础上的。他的著作不是在论述幽默感知的结构,而是幽默感知对人类情绪、情感产生的影响。遵循弗洛伊德的笑话研究脉络,在心理学上兴起了对幽默的治疗功效的讨论和研究,也就是治疗学幽默。心理学家认为,笑可以增强动、静脉血的循环效率,促进生理健康。通过幽默话语,压抑的人可以释放压力、缓解紧张的情绪,促进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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